【史志論壇】以五部《五臺縣志》為中心考察||王丹陽

清代以來五臺八景由“重農”到“觀美”的歷史變遷

——以五部《五臺縣志》為中心考察

王丹陽

摘 要：清代以來，五臺縣共編有5部綜合類縣志。以光緒版《五臺新志》為界，前期康熙、乾隆兩部縣志中的古“八景”主要取材于五臺縣域內與農耕有關的自然物候與社會民俗景觀；到光緒朝時，受乾嘉考據學派實證精神的影響，“八景”夸飾虛美的特質為學界所貶抑，因此徐繼畬版的《五臺新志》中刪除“八景”體例并將其分化至“山川”；此后，民國與現代修纂的兩部志書在效仿《五臺新志》不列“八景”的基礎上，逐步以五臺山景區的佛教、人文景觀覆蓋原本的縣域景觀，而舊志古八景則只在新修縣志以及山志中僅簡要提及。五臺八景從“重農”到“觀美”的轉變，不僅反映出當代五臺縣以佛教文化為基礎的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更提醒我們保護與傳承地方景觀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關鍵詞：《五臺縣志》 八景文化 景觀 佛教

作為“指導現邑風景評選與營造的國家制度化產物”，“八景”不僅是地方景觀的集中體現，更是地域文化傳承的關鍵載體。五臺縣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五臺山之所在，在清朝時便因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幾位皇帝數次巡臺朝拜而具有較為獨特的地位。然而，在康熙、乾隆兩朝編纂的《五臺縣志》中，最能體現地域特色的“八景”竟未有任何佛教景觀，甚至到了光緒版《五臺新志》（下簡稱《新志》）中將“八景”徹底摒棄。鑒于當前學界較少從地方志角度探究五臺山佛教景觀與縣域景觀的互動關系與歷史變遷，故本文擬以清代以來編纂的5部《五臺縣志》中的“八景”為核心考察對象，既探究康乾兩版縣志古八景去佛教化的成因，也對“五臺八景”從蘊含重農安命的地方集體意識到經歷短暫湮沒，最終轉向純粹旅游觀美的變化及其成因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當代佛教圣地五臺山之景觀與其五臺縣域內景觀在地方志纂寫中的的平衡與活化，以期為地方文化與景觀遺產的協調保護提供歷史鏡鑒。

清代以來《五臺縣志》的編修及“八景”情況概述

現存清代以來5部五臺縣綜合志書分別為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周三進編纂的《五臺縣志》、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王秉韜編纂的《五臺縣志》、光緒九年（1883）由崇實書院刊刻的徐繼畬版的《新志》、民國11年（1922）五臺縣川至中學地理教師蘇從武編纂的《五臺縣小志》（下簡稱《小志》）以及1988年由五臺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五臺縣志》。盡管這5部縣志皆是秉持“補修邑乘以存故實”的精神修志，但由于5部縣志編纂的間隔期較長，甚至編于清代的3部志書相隔都近百年，所以各志書記載的內容和體例差異較大。特別是在“八景”一事的記述上，幾部志書間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下文特別對5部縣志的編修及“八景”記述情況進行簡要概述。

首先，康熙年間由縣令周三進主持編纂的《五臺縣志》是目前可見最早的五臺縣志。這部志書是于康熙皇帝繼位26年時各地集中修志時所修，當時清朝正值百廢待興之際，且原本的五臺縣志早已“殘逸而無所于征”，所以這部志書主要以記錄五臺縣的“興廢起敝”為主，目的則是為了“矯世厲俗”。由于這部志書編纂之時正是各地設立“八景”之風興起的時期，所以這部縣志對五臺八景（包括八景詩及八景圖）的收錄是最為全面的。從設立八景的初心上看，主要可歸為三點。其一是有感舊志八景已“多不可考”；其二是因五臺縣“其佳境奇跡可觀賞不勝屈指數”；其三是希望“今之所紀至于后日不皆泯沒而不可稽”?？梢?，當時周三進等修志者設八景不僅有宣揚五臺縣佳境奇景的目的，更是抱有保存當地歷史文化景觀并將其流傳后世的期盼。

具體來看，五臺邑中八景的選取是在依據舊時西江月詞的基礎上又復采當地景色稱佳者定為八景而定。其西江月詞如下：

閣嶺白云似臥，林泉晚照人家。峰山無樹落松花，西望河陽月掛。朝看黃圍雨霽，河邊落燕交加?；标幋荷翱?，東冶秋光如畫。

這首詞的出處現已不可考，但根據其詞句內容一一對應可得“閣道穿云”“山城夜月”“龍灣煙雨”“河陽月掛”“黃圍雨霽”“河邊歸燕”“槐陰春色”“東冶秋禾”八種景致。后經當時的修志者篩選，以“茹湖落雁”“石窟躍魚”二景代替“河陽月掛”“黃圍雨霽”，最終才定以八景。其中“閣道穿云”為縣城東四公里的閣道嶺，因舊時下有門，每云起時穿門而過，望之如涌，所以由此為景；“山城夜月”是因時人登縣城城墻望月而倍感清絕得名；“石窟躍魚”是當地民眾于清明前的大型捕魚活動，因魚大量涌出泉口而為人稱奇；“龍灣煙雨”是龍灣泉上數千松樹在雨后林氣水豐之時的景象；“茹湖落雁”是指城東15里的茹村川因四面阻山，水流不出，聚而為湖，由于湖面多附有雜草，所以導致春秋時節大雁聚集；“河邊歸燕”同樣也是秋季數百萬社燕翔集以致河邊蘆葦皆是黑壓壓一片的場景；“槐陰春色”記錄的是春季花開時節滹沱河花樹茂密如繡錯錦鋪的美景；“東冶秋禾”描繪的是東冶鎮因土肥水多所以秋成之時禾苗豐收的景象。綜合來看，上述八景皆是圍繞五臺縣域內的自然物象以及農事、民俗活動選取而成的，有較強的地域特性。

依據清代修志的要求，地方縣志應“每六十年一修”，但五臺縣因社會動蕩以及地方財力不足等因素，直到九十余載過后，縣令王秉韜有感舊志簡略，且于民生利弊、田賦徭役等諸端都未有詳備，才再次組織重修了縣志。這部縣志基本延續舊志的體例進行編修，但因兩部縣志修志期間五臺縣人口數量增長翻倍、佛教寺院多有擴建，所以新志中增加“田賦考”“寺院志”等門類。這版縣志中的“八景”同樣是歸入“輿地”類單獨記載，而且在八景的選取上較之前也沒有改變變化，只是在記述上遠不如康熙版縣志詳盡，只簡單保留八景及簡要介紹，刪去八景詩及八景圖。

此后又過了近百年，徐繼畬才主持修纂《新志》。百年間五臺縣“雖山川如故，城郭依然，而宦斯土者，政績不無可紀，生斯土者，人文亦且疊出，下及里巷之善良，閨壸之貞烈，日久就湮滅無傳”，所以徐繼畬在《新志》志序中有感舊志“荒略已盛，體例全乖”，加之五臺縣志“歲久失修”，且前代記載“去取弗當”“考據未審”，因此在《新志》中“補其缺略，芟其繁蕪，斟酌損益”，不僅分立舊志目類，還在整體上更為關注對蒙藏佛教事務的記錄，例如新增《番僧源流考》《蒙藏朝山年表》等佛教記載。這部志書不僅是對舊志體例的破壞與重組，更是五臺八景分化的重要轉折點。于“八景”而言，徐繼畬受乾嘉學派考據學風的影響，也認為五臺“八景”有“附會”之嫌，所以干脆在《新志》目錄中完全剔除“八景”，只選取部分八景分散置于“山川”類。此后志書也都延續此例，不再單列八景。

民國年間，五臺縣川至中學地理教師蘇從武又編纂了一部《小志》，此時距光緒版《新志》編纂完成已40年。蘇從武亦有感“世事日變而月異”，所以在光緒版《新志》的基礎上再次進行修改刪定，增加“教育”“警察”“政治”“旅行須知”等門類。由于這部志書是立足于鄉土教育而作，目的在于培養當地兒童的鄉土觀念、啟發學生的愛國之心，所以志書整體體例簡易，無有夸飾，其中所記“凡山河、土田、風俗、地勢、古跡、物產以及人們生計、政教”無不是蘇從武親自勘驗所得，具有較強的實用價值。在景觀記述上也不再記八景，只取佛教名勝古跡簡要說明。

1988年，五臺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五臺縣志》。新志在延續舊志存史、資治、裨風教的基礎上，采用現代方志學框架體例，加入像金融、黨團、衛生志等新門類，體現鮮明的時代性。在新修《五臺縣志》中只有第5章“名勝古跡”第1節“名勝”序言中重新記有康熙版舊志中的西江月詞，但“名勝”中所列有的九景只有“石窟躍魚”是古八景，其余取景皆以5個臺的臺頂峰之景為主。

除上述5部綜合類縣志外，清代以來，五臺山還另有《欽定清涼山志》《五臺山志》等5部專為佛教圣地之五臺山而做的專門志，由于這些專志對縣志中五臺八景的歷史變遷有較大的影響，故也將其納入本文的研究范圍進行綜合考察。因自光緒版《新志》時起，縣志中便不再單獨列有“八景”，故下特以《新志》為界，分別對清代康熙、乾隆兩版舊志中的古八景與光緒、民國、1988年3部縣志中八景的分化與變遷進行分論。

康熙、乾隆兩版舊志中五臺古八景的“重農”特質

由前文可見，康熙、乾隆兩版縣志所記載的古八景，多取材于縣域內部的農事活動、風俗民情及自然物候，且在時序上亦大體契合四時節氣的更替。這些景觀真實反映了清代五臺縣民眾的生產生活場景、地理環境與生活習慣，因此不僅更突出體現修志者在古八景選立時中對農耕的特別關注，更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而古八景以“農收”為主體進行取景的原因則可從五臺地理位置、社會風俗、民眾生活習性等方面加以說明。

從五臺地理形勝觀之，五臺縣雖地處偏僻，卻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滴醢婵h志編纂者之一的張煒曾在志序中盛贊：“我臺邑為三晉形盛，其山川壯麗名海內，其景物古遺流四方。”同為編纂者的周三進亦在序文中極力渲染五臺風光之奇絕，稱其“景物之奇，萬古瞻觀，奇峰叢秀，歷代加封不輟，怪石孤松，文人墨士吟詠。”所以修志者們構建“八景”的核心動機就在于彰顯五臺山川的壯麗奇絕，突出五臺形勝的獨特價值，為后世留存一份關于這片土地風貌的可靠憑證。

然“大利之所在必有大害存焉”，五臺縣域“環以萬山，絡以流泉”的復雜地形造就當地封閉而艱苦的生存環境。據康熙版縣志中記載，康熙年間“臺民多依山崗阜窯居，難于為業，鮮事商賈，惟力耕鑿，然平疇寬衍號稱沃壤者十不得一?！边@種耕地面積極度缺乏的情況到百年后的雍正時期依然未曾改變，像王秉韜版縣志中記有因五臺縣“山地皆磽瘠”，所以一畝地只能獲粟數斗，而收獲的這些糧食又必須肩負數十里才能換得金錢、布絮等生活必須品。甚至到了光緒徐繼畬版的《新志》中，依然能看到大量類似五臺縣“幅員至六七百里，可耕之土不過十之二三”、“人滿而田不足”、“五臺地本貧瘠，其俗之儉為尤甚。婦女數米為炊……無故而食白面，人以為不祥”等等描寫五臺縣資源匱乏、民生艱苦的記載。可見，由于耕地不足且土地貧瘠，所以清代五臺縣的糧食產量十分低下，加之復雜的地形也導致村鎮之間農貿交易較為艱難，因此對本就以農耕為生的鄉民而言，與農收密切相關的水源、氣候、民俗等便成為了他們關注的重點。

首先，這種對農收的重視表現在五臺八景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八景中有六景都與水有關。像八景中涉及的“魚洞泉”“龍灣泉”“茹湖”“泉巖河”“滹沱河”，本身都是穿行于村鎮中的水系，有些甚至是時有枯竭的小河、水洼，但這些對當時完全以農業為生的鄉民而言，代表的卻是相對富饒的土地和充足的灌溉水源。以“東冶秋禾”為例，東冶鎮本是五臺縣擁有千余戶民眾的大鎮，因有泉水灌田，因此土肥禾壯、常年豐收。周三進在康熙版縣志“八景”中注此為：“城西南三十里曰東冶，為臺肥壤，以泉巖水灌田，無干旱憂，歲獲常豐，秋成時至此忻然有農家之樂，故以秋禾終八景所以重根本也?！边@一“重根本”之語可見“歲獲常豐”正是纂者以農事為主體集八景之初心所在。此外，“龍灣煙雨”之景主要講的也是太師山下大大小小的泉水環灌稻田、山松，滋潤萬物使得楊柳成林、樹含煙雨的勝境。可見鄉民對灌溉水源的重視和對水田沃壤、稻田豐收的期盼。其次，與農業有關的物候變化也是五臺八景取景的重要關注對象。例如“閣道穿云”記錄清涼境道有云密布則境內必有雨至的自然現象；“河邊歸燕”記錄的是河邊村秋社燕歸之時，數十百萬群燕翔集于此，以致村鎮蘆荻皆黑的場景，這些都是與農收有關的物候變遷。最后，八景中記錄的地方民俗也與農收、糧食有關。例如“石窟躍魚”中的“石窟”本是五臺縣李家莊附近的一個泉洞，因為清明前后氣溫升高導致冰雪融化滲入地下，致使洞中水溫驟降，魚兒經受不住才會趁夜晚人少之時相繼出逃，以此形成“魚泉”的場景?！棒~泉”日夜不絕，直到五六日才會停止，因此這里的居民常用筐簍在下方接魚，有時能甚至捕到千尾魚，只是這些魚“瘦而少肉，長不盈尺”，但這對當地民眾而言已是較為盛大的節日活動了。在徐繼畬版本的《新志》中還補充有當地人通過魚躍的多少來占卜年歲吉兇的記載。概言之，正是依山而居、以農為本的生存模式才使得修志者在縣域景觀的選取上對水源和農收尤為重視。

即便生存環境不容樂觀，但在五臺八景中還是能感受到當地民眾“處地方而美鄉邦”的集體意識?？滴酢独璩强h志》中稱，“志與史不同，史兼褒誅，重垂戒。志則志其佳境奇跡，名人勝事，以彰一邑之盛。”所以清代五臺山佛教的文化象征意義較為突出，但于修志者而言，五臺八景的選設并不為皇權政治而為鄉民。從康熙版縣志“八景”后所附八景圖與八景詩中也可看出這些大多是由鄉紳張紳、張燻二人臨時所作，因此詩中有較重的思鄉戀家成分，譬如“白云飛處斷，何處是吾家”（山城夜月）、“遷鶯鳴岸柳，歸雁識叢家”（淮陰春色）、“畫鼓山鄉社，新釀鄉醉思”（東冶秋禾）等，都表達了作為切實生長于此的鄉民對家鄉美景的熱愛與眷戀，所以這幾首八景詩頗有些“景物在地，而玩賞由人”的自然意趣。這種將山川美景與實際民生相結合的取景方式，既是當時政治社會背景以及地區經濟發展與生產生活水平幾相統一下民眾的自覺選擇，也是展現縣域民眾生產生活相關的自然、民俗景觀的關鍵所在。

此外，五臺八景的取景在重農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個較為奇特的現象，即作為久負盛名的佛教圣地，當地八景卻完全不涉佛景佛事。一般而言，凡有佛教文化傳統的地區，其地方八景往往將佛教場所或圣跡景觀納入地方八景核心遴選的范疇，以此凸顯佛教信仰在地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借此宣揚地域聲名。所以像康熙《峨眉縣志》中的“古跡二十四景”便是從佛教、道教的景觀中取景，還有同處山西的部分縣域，只要當地有佛教文化，便會取佛教景觀作為八景，譬如朔州古八景中的“林衙古剎”“廣福鐘聲”“雙化晚照”，還有代縣古八景中的“巖寺晚鐘”、應州古八景中的“木塔玲瓏”、壺關古八景的“佛耳摩云”“梵宇金燈”等。究其根本，五臺八景不涉佛教的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由于五臺山佛教極受清代統治者重視，所以出于維護政治統治的目的，清政府專門為佛教圣地之五臺山編修了志書，以此強調五臺山佛教的政治教化與治理等功能。因此，在志書修訂之初，五臺山志便與五臺縣志是完全分離的。而將五臺山以“清涼山”之名獨立修成專志也不是起于清代，就當前可見，最早在唐代便有釋慧祥《古清涼傳》，到宋代又有釋延一《廣清涼傳》與張商英《續清涼傳》，這3部志書也被編入《清涼三傳》宛委別藏本。此后還有《清涼山志》明刻本、《清涼山新志》故宮珍本叢刊本、《欽定清涼山志》故宮珍本叢刊本、《清涼山志》清重刻本、《清涼山志》民國重修本這些專為佛教圣地五臺山所作的志。從山志的編纂時間上看，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圣祖“駐蹕清涼山，命纂山志”，隨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山西巡撫雅德以“五臺山屢邀圣祖仁皇帝巡幸，暨我皇上翠華臨蒞，凡各名勝，寵被標題，是編敬謹備錄，以志名山之幸”，基本與康乾兩部《五臺縣志》編修時間相對應。而從景觀分布和數量上看，山志中的景觀常以5個臺一一分述，例如《清涼山志》“五臺名跡”中便有中臺22種、南臺19種、西臺14種、北臺23種、中臺29種古跡名勝；《清涼山新志》“靈跡”中也有中臺28種、南臺21種、北臺27種、西臺17種、東臺14種名勝，其景致之豐富，遠不止八景、十景所能涵蓋。因此，作為佛教山志中的典型代表以及清代少有的官修“佛教型”山志，《清涼山志》在五臺佛教與佛教景觀文化方面已有相當充分的記載，所以也就不必再在《縣志》八景中對佛景過多闡述。

其次，從縣志本身的定位、八景的受眾和實用性方面上看，八景也有不涉佛教的理由。由于縣志本身就是為地方縣域服務，主要目的也是便于地方治理，因此在最初定位上就側重“世俗功用”而非佛教事務。加之，一部縣志的編修，其主修官員、纂修人員、捐資者等基本都是以地方士紳、邑人、商人為主，所以他們關注的重點在于當地地理、民生、經濟、農收等關切生活實際的內容，因此在為縣域選立景觀一事上，他們也只以“世俗性”的地方象征為主要關注對象，這一點從古八景分布于縣域內而非佛教圣地之五臺山境內便可看出。

再者，在政治管理方面，清代五臺山的佛教事務并不歸地方管轄，而是由清政府單獨設立的理藩院對五臺一應佛教事務進行集中統一管理，此外，當時還設立有諸如“都綱司”等一系列官職來監督僧員“遵戒律”、維護佛教管理。在地方行政區劃問題上，由于五臺山本身跨越了五臺縣與繁峙縣等多個縣域，所以清代五臺縣轄區范圍并不能完全囊括整個五臺山，對五臺縣的實際治理權限也有限。并且，由于五臺山佛教景觀在清代也被視作是佛教文化的傳承，有較重的教化和象征意義，所以也不能算作是純粹的觀賞性景觀。因此，出于規避佛教、政治的目的，時人在八景選立上便刻意回避與佛教有關的場所及景觀，努力淡化志書中的佛教色彩，在保持客觀中立的同時，以世俗“農事”為主體定立八景，這樣既強調了地域的主體性，也維護了官修地方志的行政權威。

整體看來，正是因為考慮到清政府對佛教的嚴密管控、五臺山志與縣志編纂時的明確分立、八景設立的“世俗”初心以及地方史志修纂的中立態度等因素，康乾兩部《五臺縣志》才會在“八景”中刻意不取佛教景觀。

綜上所述，康熙、乾隆兩部縣志中所記載的以“重農”為底色的“八景”，既是對農事生產活動的審美化凝視，也是對鄉土自然風光與民俗風情的文化描繪。它們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體現著地方民眾的生活智慧，更展現出清代五臺縣百姓對土地的依戀以及農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獨特的地域審美與情感認同，所以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史料價值。是以康乾兩版縣志中所列八景真正做到“其山川靈秀之氣鐘于人而篤生賢豪以為天下用，則亦不必羨金錫柏栝矣”的編纂初衷，實現了將地方八景“紀于后人”的存史功能。

五臺八景在光緒以來縣志中的分化與新變

如果繼續將光緒以來五臺縣志中的“八景”依據景觀內容進行拆解，那么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光緒、民國時期因“求其實用"而在縣志中分化、刪除“八景”條目，這是對前代古八景以“重農”為本的“家?！本跋蟮牡谝淮无D變；二是近現代以來，因五臺縣對旅游、佛教文化大力宣傳導致縣志中的景觀也逐步為佛教中的自然、人文景觀所取代，即使偶有舊志八景的記載，但也十分簡略，此為第二次轉變。

細而論之，五臺古八景發展到光緒朝時已不在縣志中單獨記載，并且縣志整體的體例也與前兩部志書相差較大。依志序中所言，徐繼畬編寫《新志》主要是因為此時據上一部志書編修已超百年，舊有縣志歲久失修，因此急需重新修訂縣志。徐繼畬本人在閱讀舊志過程中深感舊志“荒陋”、“體制弗諳”，所以既希望通過重修新志彌補五臺舊志編修的缺陷，也希望能夠在新志中重建志書編纂的體例。而按其在《致武芝田觀察論縣名及縣志書》一文中所寫，他對康乾兩版舊志的批判主要有三：其一，舊志主纂者在志乘體例的編排上過于繁瑣；其二，作為佛教圣地，五臺舊志卻不重視對“方外”門類的記述，只簡單羅列了大量碑記，而這也不過是抄襲《清涼志》而來，全然未體現五臺的地域特色；其三，舊志藝文志中不錄名家名篇反取“打油”之詩，而且志書對清代隨幸圣人而作的獻賦召試之詩賦的題目也不做記錄，大有舍本逐末之嫌。所以無論是體例還是記述內容上，徐版《新志》整體都更為契合五臺縣域特色。

在是否收錄“八景”一事上，徐繼畬則持明確貶抑態度。他認為本身各州縣設立“八景”就是為賦八景而強行說景的行為，再加上后人不斷地“規以為例，九則削其一，六則湊其二”，更使地方在選取八景之事上虛美鄉邦、牽強附會之風盛行。具體到五臺古八景中，徐繼畬認為除了“石窟躍魚”較為新奇外，其余七景不過是各地隨處可見的景象，實際景中所涉的禾、月、云、燕等物象在其他地方也是常見，完全體現不出五臺八景的獨特性。而且他還特別指出“茹湖落雁”中的“茹湖”不過是一個村邊的小水洼，時不時就會因為干旱而枯竭，難道只是因為偶爾有大雁停留在此飲水休息就能被稱為一景，這實屬牽強。所以他在《新志》中將“俗例相沿之八景圖暨天下所同之祠廟圖全行削去”，將其分化取舍編至“山川”中，如“閣道穿云”列于“閣領山”后說明、“石窟躍魚”列于“魚洞山”后說明、“龍灣煙雨”列于“虒陽河”后說明、“茹湖落雁”列于“茹湖”后說明，其余三景則徹底不再記載。

徐繼畬對五臺古“八景”的批判與分化看似只是個人對志書編纂體例的改進，但結合時代背景來看，這種取締“八景”之風實是受到乾嘉考據學風與實證精神的影響。自明代萬歷年間朝廷推動地方修纂八景時起，各地就逐漸興起了在地方志中羅列“八景”之風，至清初時，“八景”的編纂已成為宣揚盛世的標志而被各地效仿，甚至一度出現泛化與固化的趨勢。但到了清代乾嘉時期不少學者秉持著志書等同于地理書的看法，對八景的夸飾、虛美持貶抑態度，例如戴震便認為“八景”夸飾地方盛景有違客觀記述，他在《汾州府志》中寫到：“至若方隅之觀，各州縣志多有所謂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為鄙陋，悉汰之，以還雅?！弊阋娖鋺B度。另一學者章學誠也認為“八景”作為“浮夸形勝、附會景物者”，并不能算作真實的史料，所以“八景”反倒成了“修志八忌之一”，應略而不講?？梢?，《新志》中取消、分化“八景”并不全然是個人行為，而是時風影響下的必然結果。

受《新志》編纂的影響，40年后民國蘇從武《小志》也完全刪除八景。當然這部志書中剔除“八景”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此書本就是為教授學生“治地理學”而修，所以更為強調內容的真實，像“八景”這樣真實度存在爭議的內容自然也不是教授的重點。如果強論這部志書與古“八景”的關聯，估計也唯有“河流”類中對流經村鎮的“滹沱河”“泉巖河”“清水河”流域位置與水系流向有關的記錄以及“氣候”中對一些自然奇景的科學解釋能與古“八景”掛鉤。在縣域景觀記載方面，《小志》中的“古跡名勝”類選取的也基本是“清涼寺”“鎮海寺”“菩薩頂”等臺山佛教名勝二十景，至于縣域內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則較為罕見。

1988年，五臺縣新修訂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五臺縣志》。嚴格意義上講，這部志書是繼《新志》問世100年后的又一次大規模編修。這期間，國家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這一版本的志書在接續方志歷史上有重要貢獻。而在“八景”問題的處理上，新版《五臺縣志》采取了綜合古今的辦法——既在內容上重新收錄了舊版縣志中的西江月詞，簡要說明清代五臺縣域內八景的所在地，又在體例上效仿徐繼畬，破除“八景”之說，僅在《文物志》第五章“名勝”所列九景中保留了“石窟躍魚”，其余取景皆以5個臺的臺頂峰之景為主，如望海峰（東臺頂）、錦繡峰（南臺頂）、掛月峰（西臺頂）、葉頭峰（北臺頂）、翠巖峰（中臺頂）、寫字崖、石窟躍魚、王帽山、清涼石。從數量上看，名勝九景已不符合“八景”以雙數成景的特質，而且在景觀的選定上，此九景也遠比舊志八景更加重視對地域佛教文化的發揚。

此后，山西旅游景區志叢書編委會在2003年又編了一套《五臺山志》，這部志書專門對五臺山風景名勝區的環境、佛教、文物、文獻、藝術等領域進行了詳細記錄。志書第三卷“景觀”部分按照地理范圍，將“五臺山內風景名勝區”景觀與“臺外”景觀分別進行羅列，在“臺外景觀”中的境內自然景點里列有“八景”（即寫字崖、長城嶺、龍鳳洞、石盆洞、蓮花洞、摩天寨、石窟躍魚、駝梁景區），其中“石窟躍魚”條目里簡要回顧了舊志八景，只不過這些景觀被完全歸入自然，不再以民俗論之，而且新版山志中對民俗的記載也較為簡略。同期，忻州市文旅局還公布了新的“五臺十景”，即五臺山大寺、佛光寺、顯通寺、殊像寺、黛螺頂、南山寺、鎮海寺、觀音洞、石門夜月、清水河。此外，當地民眾也為旅游推廣而開創了又一“五臺十景”，即“花徑云寮”（明月池）、“松濤傾翠”（鎮海寺松林）、“云崖精廬”（觀音洞）、“翠微星龕”（梵仙山）、嵐浮青螺（黛螺頂）、“古塔落照”（大白塔）、“重樓夜鐘”（顯通寺鐘）、“靈峰天闕”（菩薩頂牌樓）、“日涌東溟”（東臺日出）、“石浪排空”（中臺龍翻石）。盡管這十景還未被官方收錄，但從其所選景觀可以看出，這些也皆是在五臺山佛教圣地美景的基礎上，將歷史文化積淀同現代文旅規劃相結合的產物。

相較于古八景，新志景觀的變化可謂十分顯著。首先，在組景數量上，光緒以來的這幾部志書大都以佛教景觀為主進行取景，沒有拘囿于八景的限制，所以景觀數量上明顯增多；其次，縣志中景觀空間分布的重心也由東南縣域轉移至西北臺山風景區，呈現兩極分化的態勢；而且，在景觀類型上，雖然古八景同新景觀都是自然景觀加人文景觀的構成，但古八景側重氣象、水系、民俗等關系生活實際的自然、人文景觀，而新景觀則側重五臺山佛教、建筑、形勝等佛教文化景觀與人文景觀旅游資源價值的挖掘與記載。

整體來看，五臺縣志中景觀“觀美”特征的不斷強化源自兩個方面：一是五臺山旅游業蓬勃發展帶來的市場需求，促使縣域景觀更注重視覺呈現與審美體驗，以迎合民眾偏好；二是經濟水平提升在帶動社會觀念變革的同時也對人們的生活方式進行轉型，所以公眾不再對五臺縣那些與佛教關聯較弱的“民事”景觀有所關注而是轉向純粹的審美體驗與文化欣賞。顯而易見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方志學體例的融入以及民眾對五臺山旅游需求的格外關注，曾經以自然民生為主體的五臺“八景”慢慢演化成了完全以佛教主導加自然奇觀相結合的五臺山之“八景”，并且在這一演進過程中還在繼續整合著佛教文化與旅游資源，直至古八景淡出主流視野。

這一轉變體現了地方景觀作為一種動態文化場域的衍生與發展，但同時，這種轉變也勢必會使五臺古八景失去其作為地方文化記憶載體和身份認同符號的文化內涵與核心功能。所以，古八景脫離“重農”走向純粹意義上的“觀美”，看似是迎合地方文旅發展需求做出的現實選擇，實則忽視了舊志八景在凝聚文化認同、涵育地方風土、彰顯地域文脈上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只有注重舊志八景的保存與傳承，才能真正發揚地域文化特色。

結 語

回顧康熙至今五臺八景分化、演變的進程，五臺縣志中記載的“八景”經歷了從地域景觀占據主導到佛教景觀完全取代的顯著變遷，其內容亦從以重農安民為核心的實用導向，逐步轉向以旅游觀美為目標的審美訴求，反映出不同時代修志者對地域文化認知的深化，以及對從生存需求到消費轉型、從實用功利到市場審美、從山水自然到佛教人文的時代變遷的積極回應。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佛教圣地，如何在地方志編纂中平衡佛教景觀文化與縣域景觀文化的整體性，也成為亟待思考的核心命題。故而，在重視佛教文化弘揚與旅游經濟發展的同時，更需兼顧地域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活化那些歷史上承載著民事初心與多元文化內涵的本土景觀，使二者在歷史記憶與現實發展中相互成就，共同構筑五臺文化的完整圖景。

來源：地方志研究（原載：《中國地方志》2026年第2期）

作者：王丹陽（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