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白人奴隸史：上百萬白人被擄往非洲，白人女子淪為玩物

1627年夏天，冰島東海岸的一個小漁村，十幾條黑色的船突然從霧里鉆了出來。船沒有掛任何國家的旗幟，甲板上站滿了裹著頭巾、手持彎刀的人。他們沖進村子的時候，漁民甚至來不及拿起魚叉。男人被鐵鏈鎖成一串，女人被拽著頭發拖上甲板，孩子被夾在腋下像貨物一樣扔進底艙。

三天后，這支船隊襲擊了冰島東南部的韋斯特曼納群島。他們一共擄走了將近四百名冰島人，那是這個偏遠島嶼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損失。幸存者后來在教會記錄里寫道，被擄走的人里有一個叫古德里德的孕婦，她在阿爾及爾的奴隸市場上被賣給了一個土耳其軍官，此后再無音訊。

這不是維京時代的劫掠。這是十七世紀。擄走他們的人不是北歐海盜，而是巴巴里海盜——一群以阿爾及爾、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為基地，受奧斯曼帝國庇護的北非私掠船隊。被賣到北非奴隸市場上的冰島人不知道，他們只是一場持續了將近三百年、涉及上百萬歐洲白人的大規模奴隸貿易中的一小批受害者。

這件事在今天的歐洲歷史教科書里幾乎找不到。偶爾有人提起，也只是寥寥幾句，仿佛那是一段不值得深究的邊角料。但如果你去翻十七世紀英國海軍部的檔案，會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僅在1628年一年之內，英格蘭和威爾士沿海就有超過一千人被巴巴里海盜擄走。英國西南部的康沃爾郡，有些漁村在連續遭到襲擊之后，整村整村地空了。

克勞德·德·圣馬特，一個法國天主教修士，在阿爾及爾做了十年贖虜工作。他留下了一份記錄，詳細描述了他在奴隸市場上見到的景象：來自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荷蘭、葡萄牙的男男女女被剝得只剩內衣，站在泥濘的廣場上。買主掰開他們的嘴看牙齒，捏他們的胳膊看肌肉，就像在挑選騾子。一個那不勒斯女人被標價三十個金幣，一個蘇格蘭小男孩被標價十五個。

這就是白人奴隸貿易的真實面貌。它不是一段虛構的噩夢，而是幾百萬歐洲人切切實實經歷的命運。但奇怪的是，這段歷史在西方主流敘事中幾乎被抹掉了。為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把時間往回撥三百年。

十六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正處在鼎盛時期。蘇萊曼大帝的軍隊從布達佩斯一直打到巴格達，海軍橫行于地中海。但奧斯曼人的野心并不滿足于陸地和海洋——他們需要大量勞動力來維持帝國的運轉。宮殿要人修繕，戰船要人劃槳，農田要人耕種，后宮要人伺候。

非洲黑人當然是選項之一，但奧斯曼人發現了一個問題：從撒哈拉以南非洲長途販運奴隸到北非和伊斯坦布爾，路途太遠，損耗太大。而地中海對面就有現成的人力資源。歐洲的白人基督徒，在地理上近在咫尺，在宗教上屬于異教徒——抓捕他們，在奧斯曼的教法體系中完全合法。

這就是巴巴里海盜興起的根本原因。它不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偶然暴富，而是被帝國戰略精心培育出來的產業。

阿爾及爾、突尼斯、的黎波里這三個北非港口城市，在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奴隸經濟體系。巴巴里海盜負責“采購”——也就是出海劫掠。奧斯曼總督負責收稅和提供保護。當地商人負責轉手銷售。奴隸被分配到各個領域：最強壯的男奴被送到槳帆船上做劃槳手，一般體力的去農田或建筑工地，有手藝的去做工匠，年輕女人被送進后宮或富人家中做妾，孩子被訓練成士兵或仆人。

這是一條成熟運轉的產業鏈，上下游分工明確，利益分配清晰。而它的“原材料”，就是地中海北岸那些毫無防備的歐洲沿海居民。

海盜們后來發現，在海上攔船捕奴效率太低——一艘商船能裝多少人？最多幾十個。他們很快把目光轉向了陸地。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從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從法國的普羅旺斯到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所有離海岸線一天路程以內的村莊都面臨被襲擊的危險。

英國和愛爾蘭雖然不在地中海沿岸，但巴巴里海盜的船隊早在十七世紀初就突破直布羅陀海峽，一路北上。他們利用當時歐洲各國海軍忙于彼此征戰的空隙，把戰火燒到了大西洋沿岸。

1631年6月，愛爾蘭科克郡的巴爾的摩村遭遇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襲擊。將近兩百名海盜在深夜登陸，挨家挨戶砸門，把熟睡的村民從床上拖起來。天亮之前，海盜們帶著一百零七名俘虜揚帆而去。被擄走的人里有老人，有孕婦，還有剛出生幾天的嬰兒。巴爾的摩村幾乎因此荒廢。這起事件在當時英國引起軒然大波，英國議會被迫啟動調查，但調查了幾輪之后，除了發出一堆無用的譴責聲明，什么實質行動都沒采取。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歐洲國家的政府，為什么遲遲不采取行動？

表面上的理由是軍事成本太高。派艦隊到北非去清剿海盜基地，需要跨越數千公里的海域，耗費天文數字的軍費。但實際上，更深層的原因比這復雜得多。

十七到十八世紀的歐洲，正是殖民擴張的高峰期。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這些國家，自己就在大西洋另一側從事著規模巨大的黑人奴隸貿易。英國的皇家非洲公司從1672年開始，每年從西非往美洲運送成千上萬的黑人奴隸。法國的南特港是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奴隸貿易港口之一，十八世紀僅從南特出發的販奴船就超過一千八百艘。

這些國家的政府算計得很清楚：派兵去地中海打海盜，能救回多少白人同胞？幾百個？幾千個？但與此同時，他們在非洲的奴隸貿易每年能賺回多少英鎊、多少法郎？這個賬一算，答案就出來了。

英國海軍部在1670年代做過一次內部評估，結論是：清剿巴巴里海盜需要至少二十艘主力戰艦和上萬名士兵，總花費超過一百萬英鎊——這在當時是一個能讓財政部官員當場暈過去的數字。而與此同時，英國從非洲奴隸貿易和美洲種植園經濟中獲得的年收入是這個數字的好幾倍。犧牲幾百個沿海漁民，保住大西洋彼岸的金礦，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這就是商業邏輯的冷酷之處。它不做道德判斷，只做利益計算。當白皮膚的海邊漁民和白皮膚的莊園主之間隔著一個大西洋，他們的利益就不再一致了。英國國會里那些制定政策的議員，本身就是種植園主或者種植園主的投資人。比起那些被海盜擄走的康沃爾漁民的命運，他們更關心的是牙買加甘蔗園里黑奴的價格會不會漲。

但這種計算有一個致命的盲點：當你默許一條邪惡的產業鏈在別人的地盤上運轉時，這條產業鏈遲早會沿著利益的縫隙滲透進你的領地。

巴巴里海盜的勢力在十七世紀中期達到頂峰。他們不再滿足于襲擊漁村和商船，開始把矛頭指向更大的目標。阿爾及爾的海盜艦隊司令賈法爾在1650年代公開宣稱，他的目標是“把整個地中海變成奧斯曼的湖”。到他死的時候，僅阿爾及爾一個港口就有超過兩萬名白人奴隸在同時服役。

奴隸的價格隨著供給量的增加一路走低。在阿爾及爾的市場，一個成年白人男奴的價格在十七世紀初大概是五十到六十個金幣，到了十七世紀末已經跌到三十個。女人和孩子的價格更低。這種價格下降對海盜來說是利潤空間的縮小，對歐洲沿海居民來說卻是災難的擴大——海盜們為了維持利潤，只能加大劫掠的頻率和規模。

歐洲各國政府終于坐不住了。不是因為良心發現，而是因為損失已經大到無法忽視。英國海軍部在十八世紀初重新做了一次評估，結論是：巴巴里海盜每年給英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船只、貨物、人員）超過五十萬英鎊，間接損失（貿易受阻、保險費飆升、沿海地區人口流失）更是數倍于此。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派兵清剿的成本。

于是，歐洲各國開始動手了。

但第一個真正下死手的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一個當時還不太起眼的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剛獨立的時候，在地中海沒有海軍力量。它的商船在地中海航行時，只能靠向巴巴里國家繳納巨額保護費來保平安。1786年，僅向阿爾及爾繳納的年貢就占到了美國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的六分之一。杰斐遜總統對這件事深惡痛絕，他在給國會的信中寫道：與其年復一年地用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去喂飽那些敲詐勒索的海盜，不如用這些錢打造一支艦隊，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

杰斐遜說到了做到。1801年，美國海軍派遣一支艦隊進入地中海，對巴巴里國家發動了第一次巴巴里戰爭。這場戰爭打了四年，最終以美國勝利告終。但真正讓巴巴里海盜徹底覆滅的，是1815年的第二次巴巴里戰爭。那一年，美國派出了迪凱特將軍率領的最強艦隊，直接開進阿爾及爾港，把炮口對準了這座城市的心臟。阿爾及爾的總督被迫簽署條約，承諾永遠不再騷擾美國船只，并釋放所有美國籍奴隸，賠償一切損失。

美國的這頓硬骨頭啃下去之后，歐洲列強也終于不再裝睡了。1816年，英國和荷蘭組成聯合艦隊，對阿爾及爾進行了毀滅性的炮擊，摧毀了停泊在港口的幾乎所有海盜船只。1830年，法國軍隊直接登陸阿爾及爾，把這座城市變成了法國在北非殖民地的起點。

持續了將近三個世紀的巴巴里海盜時代，至此終結。

但歷史的諷刺在于，終結它的人，正是當年默許它壯大的那些人。

法國人占領阿爾及爾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為那些曾經被擄為奴隸的白人建立紀念碑，而是把北非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繼續用另一套系統榨取這片土地上的資源。英國人在地中海剿匪的同時，在大西洋彼岸加緊了黑奴貿易的規模——直到1833年，英國才在國內徹底廢除奴隸制。美國人則更晚，要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

從1780年到1810年，僅英國販奴船就從非洲運走了超過三十萬黑人。而在同一時期，巴巴里海盜擄走的白人數量正在急劇下降——不是因為海盜們良心發現，而是因為歐洲海軍已經徹底封鎖了他們的活動空間。

當英國海軍的炮艦在地中海追擊最后幾艘巴巴里海盜船的時候，英國商船正滿載著非洲黑奴駛向加勒比海。同一種暴力，在不同地點，針對不同膚色的人群，被貼上了截然不同的標簽。

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極其冰冷的道理：在利益的驅動下，人類的殘忍是可以被無限細分和精確定價的。

黑人適合在甘蔗園里做體力勞動？好的，他們被標記為“勞動力商品”，價格按體質好壞分級。白人沿海居民適合做劃槳手？好的，他們被標記為“軍事資產”，價格按體力強弱的等級排列。女人適合做妾和女仆？好的，她們被標記為“家政服務”，年輕漂亮的貴一些，年老色衰的便宜一些。孩子適合被訓練為士兵？好的，他們被標記為“長期投資”，年齡越小的越貴，因為訓練周期長、可塑性高。

在阿爾及爾、突尼斯、的黎波里的奴隸市場上，每一類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價格區間，有專門的經銷商負責競價和轉手，有完善的信貸系統支持買家分期付款。這不是一群野蠻人在偶然作惡，而是一整套成熟運轉的奴隸經濟體系。它在組織化程度上，一點也不比大西洋對岸的黑人奴隸貿易差。

這種體系的恐怖之處在于，它不認膚色，只認利潤。英國人在西非抓到黑人，賣給美洲種植園，賺到的錢流進倫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爾。巴巴里海盜在地中海抓到白人，賣給北非奴隸市場，賺到的錢流進阿爾及爾、突尼斯和伊斯坦布爾。兩條產業鏈，方向相反，邏輯相同。

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是，這兩條產業鏈之間并不是毫不相干的。

十七世紀的倫敦金融城里，有一些商人同時在兩頭下注。他們既投資皇家非洲公司的黑奴貿易，也通過馬賽和里窩那的中間商向北非的奴隸市場提供金融支持。對他們來說，一個蘇格蘭漁民和一個剛果農民，都只是一個數字。區別只在于他們是在加勒比海賣掉，還是在地中海賣掉。

這種跨越膚色和宗教的資本聯盟，才是那段歷史中最黑暗的部分。

但歐洲后來的歷史敘述，選擇性地遺忘了這一切。

十九世紀之后，當歐洲列強開始以“文明使命”為旗幟在全球擴張時，白人奴隸史就變成了一個尷尬的存在。它提醒世人，白人并不天然地站在奴隸主的位置上，黑人并不天然地站在奴隸的位置上。奴隸制的本質從來不是關于膚色，而是關于力量——誰掌握了暴力工具和資本優勢，誰就能把別人變成商品。

所以這段歷史被悄悄抹掉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教科書里，詳細記載了英國海軍如何英勇地剿滅巴巴里海盜，但絕口不提在這之前的兩百年里，英國政府是如何為了省錢而對海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里，濃墨重彩地描寫了迪凱特將軍遠征阿爾及爾的壯舉，但很少有人提到，這次遠征的動機其實是經濟利益而不是人道主義。

被抹掉的不只是施暴者的責任，還有受害者的聲音。那些被擄到北非、終生未能返回故土的白人奴隸，他們的名字散落在教會檔案、贖虜記錄和領事報告里，從沒有人系統地收集和紀念。他們的后代在北非繁衍至今，早已融入當地社會，不知道自己的曾曾祖母來自愛爾蘭一個叫巴爾的摩的漁村。

冰島雷克雅未克的國家檔案館里保存著一本泛黃的冊子，是十七世紀一位牧師寫的。冊子里記錄了1627年被巴巴里海盜擄走的冰島人名單，一共三百七十九個名字，每個人都有姓名、年齡、村莊。名單的最后是一段用鵝毛筆蘸著黑墨水寫下的潦草批注：除了少數幾人被丹麥國王贖回，其余皆死于異鄉。愿上帝憐憫他們的靈魂。

這本冊子在檔案館里躺了三百多年，很少有人去翻閱。

1775年，德國巴登的一個女孩被巴巴里海盜從家門口擄走，輾轉賣到阿爾及爾。她在奴隸市場被一個當地商人買下，為他生了好幾個孩子。二十年后，她通過一名法國傳教士給德國的父母寫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話：我還活著。她的父母收到信時已經年近七十，據說老父親看完信哭了一夜。

這些零散的碎片，就是被歷史忽略的百萬歐洲白人奴隸曾經存在過的證據。它們不構成宏大的敘事，只是一些普通人破碎的人生殘片。但正是這些殘片，拼出了一個被故意掩蓋的真相——奴隸制度從來不是某個特定文明的專利，而是人類在利益誘惑面前的共同選擇。

在阿爾及爾老城區的深處，有一座十七世紀建造的監獄。監獄的地下室曾經關押過等待拍賣的白人奴隸。墻壁上用指甲和碎石刻滿了字跡，有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英文，還有些辨認不出來的文字。其中一面墻上刻著一行英文，筆跡很輕，勉強能辨認出來，那行字是說一個人來自德文郡，叫托馬斯·佩恩，1625年被抓來這里，再也沒能回去。

海盜已經死了。奴隸主已經死了。那些決定這一切的政府官員和投資商人也都死了。留下的只有這面墻，和那行被海風侵蝕了將近四百年的字跡。

這段歷史很少被人提起，但它對人類社會的警示一直都在。在那個奴隸制度橫行的時代，從倫敦的金融城到阿爾及爾的奴隸市場，從牙買加的甘蔗園到伊斯坦布爾的后宮，人被當成商品買賣。不管是黑皮膚還是白皮膚，在利潤面前都只是工具。歷史帶來的只有一道解不開的傷疤，提醒著今天的人們，把任何人當成商品來交易，最終都會付出代價。那些曾經以為奴隸貿易只屬于一個種族或一個階層的幻象，早已被地中海的海風吹得一干二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