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CPH:DOX的華語導演：“我們都活在大腦構建的現實里”

本文轉自：紀錄公社 Jilu Commune

從客家圍屋中的家族記憶，到養老院里的失智癥患者，再到神經科學關于意識本質的研究，常駐倫敦的藝術家、電影導演陳淑云（Suki Chan）的創作不斷追問同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感知世界，又如何成為今天的自己？她的首部長片紀錄片《意識》（Conscious）歷時八年完成，并于2026年在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CPH:DOX）全球首映。影片獲得了蘇格蘭電影（Screen Scotland）、英國電影協會紀錄片協會（BFI Doc Society）和圣丹斯學院 Sandbox Fund 的支持。

影片以三位女性的生命經驗為線索，同時引入神經科學家對于意識的研究，將失智癥從一種關于衰退與失去的疾病敘事，轉化為對“現實如何被建構”的思考。在陳淑云看來，我們所經歷的現實，本就是大腦持續建構的結果。失智癥患者所面對的世界，并非簡單的“錯誤現實”，而是一種不同于常人的意識狀態。理解這一點，或許也是理解他者、理解衰老，乃至理解我們自身的開始。在這次訪談中，陳淑云回顧了《意識》從影像裝置到紀錄長片的創作過程，談及記憶、幻覺與身份認同，分享她與失智癥患者及神經科學家的長期合作，也討論了電影、VR與藝術實踐如何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真實”究竟意味著什么。

《意識》（Conscious）預告 ? Suki Chan

緣起：

從客家圍屋到記憶探索

紀錄公社：我看到《意識》這部電影的制作花費了八年的時間，在這部長片之前，你也和影片中的三位人物合作做過一些視頻裝置作品。我很好奇，你是如何開始對“意識”這個主題產生興趣的？以及制作長片這個想法是怎么出現的？

陳淑云：在我之前的許多作品中，我一直在探索記憶、身份認同，還有歸屬感，我們如何與空間產生連接，讓空間成為有意義的場所？我創作初期制作的影片其實是關于中國的，確切地說是關于客家建筑。我有一半的客家血統，我一直對廣東地區客家人居住的建筑很感興趣。我的第一部影片是我回到香港，拍攝我小時候住過的圍屋。那部作品的第二部分《Interval II》，近期也在香港M+美術館展出。

Suki Chan, Interval II (2008) ? Suki Chan

我一直對記憶很感興趣，尤其是對家人的記憶，特別是我的祖母。有一段時間，我們和祖母一起生活，我也需要照顧她。那時我大概只有六七歲。那段經歷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那時我承擔了很多責任，比如照顧她、陪她散步。之后十幾年，我又看著她的身體慢慢衰退。等到我十幾歲的時候，她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所以我一直對人生旅程很感興趣，尤其是長輩，以及他們究竟能帶給我們什么。中國文化里有句話，我不會用普通話說，但用粵語說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是帶著這樣的觀念長大的。因為和祖母一起生活，她總會給我講很多故事，她懂很多中草藥，雖然她不識字，簽名只會畫個叉，但我覺得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所以我一直喜歡聽老人講話。早期很多作品里，我會和社區的老人一起做回憶項目。我會去教堂、咖啡館，和老人們坐在一起，聽他們講故事。我特別著迷于他們的人生經驗。

我從來沒有對老年人抱有偏見，不會覺得他們是負擔，或者覺得他們“不再有用了”。我覺得，那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而總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變老。

所以后來我開始思考：在人生這條旅程里，我們是如何變得更有意識，又如何逐漸失去意識？后來我懷了我的第一個孩子，我記得懷孕大概36周的時候，已經快生產了。有一天我去廁所，因為肚子很大，行動不太方便，不小心把馬桶蓋摔了下去，聲音特別大。然后我感覺我兒子在肚子里猛地跳了一下。

那一刻我意識到，他已經有意識了，他大概能感知光線和聲音。于是我開始思考他的感官世界和體驗。我開始把意識想象成一條鐘形曲線：從胚胎階段開始的基本感知；到出生后逐漸增強；隨著成長，我們達到一種更高程度的意識。然后到了人生后期，開始衰退。我會覺得老人像是在重新回到孩童狀態。很多事情無法再獨立完成，需要依賴親人。

《意識》（Conscious）海報 ? Suki Chan

從長片到短片：

創作路徑的演變

陳淑云：其實我最初就是想拍一部長片，我想做得有點像莎士比亞《人生七階段》那樣，但會在最前面再加一個胚胎階段。我計劃把整部電影做成不同章節，而失智癥原本只是其中一個章節。但隨著我越來越深入失智癥研究，去養老院駐留、與人交流，這部分內容不斷擴大。我決定先做一些短片和裝置作品，這樣我可以真正深入這個主題，弄清楚自己究竟想借由意識和失智討論什么。所以我把原來的長片拆成了很多更小的部分，這樣也更容易籌資。因為我來自藝術背景，一直以來都是接受委托做影像作品、做展覽，所以我對這種資金模式很熟悉。

最后我做了三個短片和一個VR作品。到了第五、第六年，我意識到失智癥不會只是一個章節，我想集中探討失智癥與意識之間的關系。這不只是一部關于失智、衰退和疾病的電影，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徹底改變我們對于意識、自我和身份的理解。

Memory (2019) 裝置 ? Suki Chan

有趣的是，在我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失智癥與意識之間的聯系還沒被廣泛接受。但現在很多科學家都非常關注這個領域，并且將失智癥看作是一種“意識的轉變”。此前他們會比較關注研究藥物如何影響大腦，而現在他們會看認知疾病如何改變大腦。所以像失智癥這樣的疾病確實能為大腦如何運作提供很多見解。

科學家的雙重角色：

當專家也成為主角

紀錄公社：正如你剛才提到的，隨著影片的制作，關于意識的科學研究也在轉變。神經系統科學家Anil不僅是電影中的人物，也像是你的合作伙伴。我很好奇，意識研究本身以及Anil作為科學家的參與，是怎樣影響影片創作的？

陳淑云：影響非常大。我采訪過很多神經科學家，在真正確定Anil之前，我們花了一年半時間尋找不同的候選人。一開始和Anil聊天時，我就覺得我們之間有某種契合。比如他很有名的一個觀點：我們的意識現實，其實是大腦通過“幻覺”構建出來的。這一點讓我特別感興趣，因為我的主人公們也會出現幻覺，而且這些幻覺對她們來說是真實存在的。在失智癥群體里，人們經常得到一個建議：不要去糾正正在經歷幻覺的人。如果你媽媽說：“天花板上有個人在爬。”你不要說：“沒有人”。你要陪她一起經歷那個時刻。其實每個人的現實都是大腦構建的，理解并接受這一點，你就更能理解那些患有認知障礙疾病的人。我們的大腦都在估算外界的事物，都在構建自己的意識現實。只是有些人的大腦更年輕、更精確，而有些人的大腦因衰老或疾病而出現了更大的偏差，但這對他們來說他們的感受同樣真實。而這一點認知可能解鎖對另一個群體的共情。

但我在影片創作的一個階段我確實遇到一個了問題：Anil是一位男性也是研究神經系統的專家，而三位女性則像“被研究對象”。這讓我很不舒服。有人建議我把Anil拿掉，只保留三位女性，認為這樣電影會更有力，但我直覺覺得不對，因為他的理論連接非常重要。后來我們越來越熟悉，我們開始不只聊神經科學，他會說起自己的母親，說照顧母親帶來的壓力，也談論對自己老去的擔憂。

我逐漸了解到他個人的一面。后來有一天他說：“其實我媽媽也有失智，只是沒有正式診斷。”那一刻我想，這必須拍出來。Anil他是一位神經與失智癥領域的專家，而他自己的母親正在經歷這一切。于是他不再只是專家，也成為主人公之一。科學家和藝術家很相似，都在追尋自己著迷的東西，都試圖回答那些大問題。所以在影片開頭，觀眾看到Anil作為一個專家學者的形象，但后來逐漸看到他的個人經歷。

Anil Seth by Lovis Ostenrik

三位女性：

失智癥的不同面貌

紀錄公社：看電影時，我看關于失智癥的不同視角。佩金（Pegeen）因為失智癥失去了一些有關童年創傷的記憶，溫蒂（Wendy）擁抱了新的自我，莫琳（Maureen）要應對丈夫的失智癥。你是如何選擇這些角色的？

陳淑云：我在養老院遇到了很多失智癥患者。佩金最打動我的是樂觀。我會問每個人同一個問題：“你現在生活怎么樣？”佩金說：“某種意義上，我的生活更好了，我不再害怕了。”我完全震住了，因為我很害怕失智，就像社會上很多人一樣。但眼前這個真正生活在失智里的女人說，她不害怕。我意識到我對失智癥的看法非常負面，只關注它的衰退。

佩金·奧沙利文

佩金是不知道自己患有失智癥的，而另外一位主角溫蒂，她知道。溫蒂說失智癥是一份“禮物”，比如她在幻覺中看到已故的母親對她微笑，她稱之為禮物，因為失智癥給了她一個通向已失去之人的窗口。我希望能夠在屏幕上呈現失智癥的多樣性，因為我們通常只能看到一種敘事，就是衰退、無助，身邊的人都在經受折磨。我希望去呈現另外一些沒有被講述的故事。所以我選擇了兩位相對積極的失智癥患者的故事。

溫蒂·米歇爾

然后是溫蒂告訴我莫琳的故事，剛聽到時，我不敢相信：她的丈夫不認得她，以為自己在和一個老女人偷情。她丈夫和她同齡，卻不承認自己老了。莫琳每天要照顧他，凌晨兩點會被叫醒，因為丈夫想“回家”，然而這就是他們住了40年的家。她用了很多辦法來轉移他的注意力。我們在電影中重現的場景都基于她的真實經歷。

莫琳·溫菲爾德

在重演的部分，我們決定讓主角們扮演自己，只要他們愿意。對于莫琳來說，她并不是在演戲，拍攝重演的部分更多的是鼓勵她回到她與丈夫共同經歷多年的日常。我們只需要營造一個接近真實的環境，讓過去重現浮現。

紀錄公社：我注意到三位角色都是女性，這是巧合，還是你有意識地這樣選擇？

陳淑云：我想這是有意識的。我一直更容易被強大的女性吸引，部分原因是我們已經看過太多關于“強大男性”的敘事了，尤其是在電影里，女性的呈現方式一直存在某種偏差和局限。所以我想拍三位女性，三位年長女性，因為通常我們很少真正看見她們。

劇本與剪輯：

虛構與真實的融合

紀錄公社：電影里既有真實人物，也有演員參與重演。我知道莫琳的丈夫由演員飾演，溫蒂有一個場景也由演員出演。那么這些紀實素材和重演場景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如何讓它們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彼此割裂？

陳淑云：我其實寫了完整劇本。很多紀錄片導演不會去寫劇本，但我覺得這部作品必須這樣做，因為里面有大量人物旁白、故事講述，還有重演部分，所以寫劇本是合理的。我和一位劇本顧問合作，經歷過很多輪修改。最開始，我把腦海里所有東西都寫出來，大概有一百四十頁，差不多兩個半小時。然后不斷調整結構，讓故事更合理。后來變成一百二十頁左右，大概兩個小時。

與此同時，其實有些紀錄片素材已經提前拍完了。所以我們很清楚哪些內容已經拍了，哪些還沒有。然后隨著資金到位組織拍攝。剪輯時，有些場景雖然在劇本里合理，但實際效果不好，我們就調整。我和一位資深剪輯師（Michael Ellis）合作，他剪過1978年版的《超人》《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等。他來自劇情片背景，之前沒剪過紀錄片。他建議讓觀眾先看到這個不認識鏡中自己的男人，產生懸念，再去聽他的妻子莫琳的講述。這樣最后呈現的效果很好。

微觀與宏觀：

視覺隱喻的運用

紀錄公社：這部電影里用了很多不同種類的影像。有自然景觀、顯微影像等，他們和不同的人物故事交織在一起。我覺得它們特別美，但因為我沒有科學背景，所以很好奇這些畫面和故事之間是什么關系？

陳淑云：其實你說的一些畫面可能并不是科學影像，而是自然。在我的藝術創作里，我一直對微觀和宏觀之間的聯系特別著迷。因為很多非常微小的大腦結構，其實和自然中的形態很像。比如河流支流的分叉、樹木枝干的延伸，甚至泥地里的紋理。這些形態在神經元和突觸里也會不斷出現。我一直特別著迷這種對應關系。后來認識Anil以后，這種想法更加強烈，因為他認為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和自然分開的。

所以這些影像、這些隱喻，其實是在不斷提醒觀眾：自然存在于我們體內，而我們也屬于自然。某種意義上，生命就像季節。小時候我會覺得春天意味著出生和成長；夏天是花朵盛開、枝葉茂盛；秋天開始枯萎，但又非常美；冬天則意味著死亡，或者進入沉睡。這些東西其實都在提醒我們：我們不會永遠活著，衰退也是回歸土地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讓這些畫面不斷提醒觀眾：無常和變化。

溫蒂是一個非常視覺化的人。她能把失智經驗描述得極其有畫面感，比如“大腦里的霧”、比如“大腦像蜂巢”，還有電風暴。她會說，失智像一場風暴襲來，而她只能等待，希望風暴過去以后，自己仍然還是自己。

《意識》（Conscious）截幀 ? Suki Chan

于是我開始想：怎樣把風暴拍出來？怎樣呈現“看見，卻認不出來”的感覺？霧的隱喻特別有效。當然她會說：“其實并不是真的霧。”真正發生的是神經連接無法識別。但視覺上，霧很有效。因為溫蒂知道自己患病，也記得自己的經歷，所以我們可以不斷溝通。我會給她看故事板，看粗剪，問：“這樣對嗎？”

而佩金則完全不同，我們沒想到她會走得那么早。我們原本計劃帶她去花園拍攝，因為她對視覺刺激反應特別強烈。她會突然指著天空說：“看彩虹！”別人什么都看不到，但她能看見。我們特別想拍下那些時刻。但后來我們再回養老院時，她剛去世幾天。床已經換掉，但房間還在，門口的名字也還在。于是我們拍下空房間，那不是我們的原計劃。因為我們以為還有更多時間。所以最后只能通過檔案和過去，重新理解她經歷過什么，她放下了什么。看她年輕時候的照片，你會發現，她后來真的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失智之后，她反而比以前更放松。

VR與新興媒介：

探索意識的新方式

紀錄公社：你之前做過很多影像裝置，我也看到你參加過關于XR和新媒體敘事的討論，比如在謝菲爾德紀錄片電影節關于不同技術、不同媒介如何塑造敘事的論壇。所以我很好奇，你怎么看這些不同媒介、不同技術對敘事方式帶來的影響？

陳淑云：每個時代都有技術讓我們反思或探索當下的理念。電影用心理機制和情感操控做到了。而VR則讓我們能夠以過去無法實現的方式去探索“現實”本身。在VR里，你可以被放置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這個空間會追蹤你的頭部運動、眼球運動。你的身體會以一種過去電影從未做到的方式被“欺騙”。

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些VR作品，去處理現實的問題，去提出另一種現實。讓人們去探索：究竟什么是真的？地上真的有一個洞嗎？還是那其實只是一塊深色地毯？這些都來自失智癥患者真實的經驗。他們會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進入自己的日常空間，而這個過程有時候非常令人害怕，因為他們不知道眼前看到的東西是不是真實。除了幻覺，也會出現知覺誤判。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塊深色地毯可能會被看成地上的洞，而這會讓很多失智癥患者感到非常恐懼。

這種現實感的錯亂，我們可以在VR里模擬。你甚至可以給用戶一個虛擬手機，屏幕上的圖像和肉眼看到的不同。這是訓練人們理解失智癥體驗的一種方式，電影做不到，VR是最接近的。

機構支持：

從駐地到成片

紀錄公社：我們注意到Sandbox Films也支持了這部電影，而它主要支持科學題材的影片。另外你剛才提到，項目最初源自在養老院的駐留經歷。我很好奇這些機構支持在電影制作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陳淑云：養老院駐留其實比Sandbox Films加入項目更早。那個駐留項目來自英國利物浦一家藝術機構Bluecoat，它是一個非常關注社區的展覽空間，所以和本地社區有非常緊密的聯系。當時他們正在做一個關于失智癥的項目，希望邀請藝術家進入養老院駐留創作。我就是在項目非常早期的時候加入的。而Sandbox Films是在后來CPH:DOX提案會之后加入的，他們主要提供的是資金支持。

雖然我們一直保持交流，但Sandbox Films對項目內容本身介入得比較少，而Bluecoat提供一種長期陪伴和孵化。有時候機構承擔的角色不是決定作品是什么，而是創造條件，讓某些事情有機會發生。在他們做過的駐留項目里，也許我的項目是生命周期最長的一個。但其實誰也不知道最后會走到哪里。對于有些藝術家來說，終點可能只是Bluecoat的一次展覽，結束了就結束了。但這個項目一直讓我覺得，它還需要更長、更完整的一條生命軌跡。

未來創作計劃：

動物意識與身份回歸

紀錄公社：最后一個問題，我讀到你有下一部電影的計劃，也是關于意識的。能分享一下嗎？

陳淑云：其實還非常早期。我構思《意識》時本來是分章節的，后來發現太大，一部裝不下，可以做成三部曲：第一部關于人類意識，聚焦失智癥；第二部關于動物意識；第三部關于人工智能。我正在考慮第二部。

因為一旦我們真正開始理解動物擁有意識，它們是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那很多事情都會發生變化。比如我們的飲食方式會發生什么變化？我覺得這里面其實有很多政治性的問題。現在項目還處于很早起的階段。我一直在尋找研究機構合作，但這比我想象更難，因為英國其實沒有相關實驗室。所以必須很早就開始尋找國際合作伙伴，而這需要時間。

我有一部分自己很想重新回到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去做關于身份認同的電影，再次回到中國文化。所以現在某種程度上，我站在一個岔路口。未來幾個月，我會花很多時間思考下一步到底去哪里。不過說實話，有岔路口挺好的。能有不同想做的事，總比完全沒有想法要好。

“我們都活在大腦構建的現實里”｜采訪《意識》導演陳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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