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修訂法律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已經失敗了？

“你家孩子的Snapchat被禁了嗎？”“是啊，都被禁了，但她們好像很快想辦法找回了賬戶。”近半年來，生活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華人Judy和其他家長打招呼時，問候變成了這類對話。他們提到的Snapchat是頗受澳大利亞青少年喜歡的社交軟件。

2025年年底，澳大利亞開始正式實施全球首例針對16歲以下用戶的社交媒體限制政策，要求平臺“合理限制”未成年人創建賬戶。自該禁令生效以來，數百萬個疑似未成年人賬戶已經被平臺刪除。

Judy有兩個孩子，大女兒15歲，念高一，小女兒13歲，念初二。找回賬戶其實很容易——大女兒化了個濃妝，在手機App的人臉識別系統判斷其是否為青少年時騙過了平臺。Judy說：“現在的孩子本就早熟，但妹妹小一些，沒通過審核。”

（圖/《善意的競爭》）

一項調查顯示，有60%—70%的16歲以下的社交媒體用戶，在禁令實施后仍然能夠使用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而目前的社交媒體禁令只明確囊括了10個平臺，哪怕被限制使用這些主流平臺，青少年也很快會找到諸如Roblox、Discord等興趣社區類應用，不耽誤上網沖浪和虛擬社交。

一方面，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數字化對未成年人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在英劇《混沌少年時》里，網絡世界中的厭女文化、極端言論和匿名討論，正形塑青少年的心理認知，為大眾教育和社會治理帶來困境。另一方面，全球首例青少年社交媒體禁令的執行難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大，一出生就與手機、互聯網相伴的10后，并不會因為一項禁令的實施而改變他們已然數字化的思維方式。

從長遠來看，如何真正保護10后乃至未來更多的孩子，讓他們有一個更加健康的童年？也許，這從來不只是數字技術問題，更是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

他們在擔心什么？

“現在大部分孩子在四五年級就有手機了，我家孩子算晚的，上了初中才給她們用手機。”Judy給兩個女兒制訂了比較嚴格的電子設備使用規則，比如不能帶進臥室、晚上九點半之后要把電子設備放在指定位置等，但“她們一拿到手機，眼睛就不會離開屏幕，這已經成為她們的習慣”。

呂瑩曾在悉尼多所公立中學工作，主要教授中文和日語。在澳大利亞中學教育體系里，孩子需要學一門除英語之外的第二語言（具體要求因州、學校和年級階段而異）。當被問及社交媒體禁令對學生的影響時，比起這一新政策，呂瑩提到了前兩年已在澳大利亞各州推廣的校園手機禁令：“目前而言，進學校就收手機，效果更立竿見影吧。”

校園手機禁令要求學生在校期間必須將手機等電子設備放在書包、帶鎖的包袋或儲物柜中。Judy的女兒們所在學校推行校園手機禁令的進度比較緩慢，在今年年初才開始嚴格執行。學生一進校門就需要把手機放到一個特定的包袋中，用磁扣鎖住，就像超市用的安全鎖那樣，需要有專門鑰匙才能打開包袋。

校園手機禁令和社交媒體禁令的側重點不同，但其背后存在一些共同原因——人們已經無法忽視手機和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了。

（圖/央視新聞）

一個事實是，這一代兒童是在電子設備的陪伴下成長的。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全世界的學生都經歷了網課的普及和電子化的社交。盡管Judy在孩子們上初中時才給她們買手機，但在這之前，她們都已經熟練地使用平板電腦上課和完成作業任務，并通過網絡和朋友們聯系。

澳大利亞的教育者也意識到了AI對孩子學習的影響。Judy的女兒告訴她，盡管學校明令禁止學生使用AI做作業、考試，但依然有同學同時使用多個大語言模型來寫作業，甚至用反監測工具來消除AI痕跡。

與此同時，一位名叫霍莉·庫珀（Holly Cooper）的中學教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她在第一堂課上就發現一名男學生用手機偷拍她。當她提出讓該學生把手機上交時，對方拒絕了。更多不愿具名的教師提及，有學生會上網發帖對女性教師進行言語性騷擾。

男孩的成長，越來越多地受到在網絡上盛行的“男性圈”（manosphere）文化的影響，隨之而來的，則是厭女情緒和攻擊性表達的蔓延；而對于女孩來說，社交媒體則日益成為小團體文化的溫床。而這些都可能會帶來嚴重的霸凌問題。

（圖/《心碎高中》）

Judy的女兒們就讀于悉尼東區的一所私立女中，學生以白人居多，她感覺孩子們肉眼可見地“白女化”了。女孩們越來越習慣通過組建小團體來建立一套生活方式，“10個人，可以建立30個社交群組”。Judy偶爾也會收到學校的郵件，被告知一些比較嚴重的霸凌或者暴力事件。呂瑩也提及，她所在的公立學校經常出現霸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關于澳大利亞青少年的負面評價并不少見，一些游客和留學生會抱怨當地青少年群體有較強的攻擊性和排外傾向。

無論是網絡教學或AI使用泛濫對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還是校園霸凌、性別文化造成的沖擊，這些問題的出現都不應該完全歸咎于技術或社交媒體。但對于澳大利亞的家長和教育者來說，手機和社交媒體正在成為所有問題最集中的關口。

對抗禁令，一場心不在焉的“貓鼠游戲”

在Judy女兒們的學校里，在校園手機禁令實施的第二周，那個鎖住手機的包袋就被某些學生悄悄地打開了。此舉被老師發現后，學生極有可能受到一次警告，他們將因此無法進課堂，在門口罰站，相關老師或會發郵件通報家長。

相比之下，面對眼前這個執行才約半年的社交媒體禁令，青少年似乎更能游刃有余地“保衛”自己的社交賬戶。

平臺目前主要通過幾種方式識別、篩除16歲以下用戶：最常見的是上傳證件，在澳大利亞通常是上傳駕照；其次是面部掃描，通過人臉估測年齡；還有一種則是根據用戶行為進行“年齡畫像”，通過分析用戶平時刷什么內容、關注哪些賬戶、朋友的大致年齡層和興趣偏好等，借此反推用戶年齡。

但現實里，繞過這些驗證方式并不難。就像Judy的大女兒這樣將滿16歲的孩子，只要簡單化個妝就能繞過人臉識別，甚至有大量青少年借用父母的證件輕松躲避禁令。

（圖/《善意的競爭》）

而另一邊，盡管根據政策，如果平臺未能采取合理措施施行禁令，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的罰款， 但從當前看，平臺自身的執行態度并不算積極。

今年3月底，澳大利亞通信部長安妮卡·威爾斯（Anika Wells）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網絡安全部門正在收集證據以證明包括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和YouTube在內的平臺違反禁令。比如，有平臺允許16歲以下用戶反復嘗試以通過年齡驗證，亦有平臺允許用戶自行申報年齡，或沒有直接采取措施阻止青少年被封號后開設新的賬戶。

Facebook、Instagram所屬的Meta公司的一位發言人曾表示，準確識別用戶年齡是整個行業面對的挑戰：“也許最有效的做法，是在應用商店和操作系統層面要求平臺進行嚴格的年齡驗證和家長批準，青少年只有通過驗證和批準才能下載應用或者創建賬戶。”但現實中，無論是基于商業利益還是隱私倫理的顧慮，社交媒體巨頭都沒能“做得比說得好”。一篇報道甚至直接指出，青少年社交媒體禁令執行力度不足的背后，不是技術本身的局限性，而是平臺部署的不足。

（圖/《心碎高中》）

與此同時，另一種變化也正在發生：不少青少年開始從公開社交媒體遷移到更封閉、更難監管的數字社區，諸如Roblox、Discord等。相較于以算法推薦流為核心、被外界詬病有成癮機制的主流社交媒體，這些平臺的內容分發機制更分散，也更依賴小圈層社群互動，更像是論壇、語音聊天室和興趣社區的混合體。因此在當前的監管框架中，它們尚未被納入重點限制范圍。

在Judy眼里，區別于熟人社交應用，這類社區危機四伏：“孩子曾和我說，在Roblox上會遇到一些陌生人，這些人出言不遜，講下流的或者攻擊性很強的話。”

當然，Roblox也意識到了這些問題，開始改進自己的系統，使用面部識別技術來識別用戶年齡，將年齡較小的用戶分到特別的年齡段群體中，他們只能跟群組內的用戶互動，這樣的措施能夠降低成年人誘騙兒童等案件發生的風險。

但在網絡世界里長大的這一代青少年，在新的規則出現后，顯然也正在迅速學會新的“繞行方式”。

數字時代里，怎樣才算正常成長？

社交媒體禁令推行，一批家長認為非常好，Judy是其中一位。但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只有一半家長贊成，另一半家長并不在意，他們甚至會幫孩子通過那些繁瑣的認證。據她的觀察，前者多是靠自己奮斗實現了職業理想并獲取了相應社會地位的新中產群體，后者則多為一些傳統富裕階層或社會中下階層。

在澳大利亞，社交媒體禁令是由執政黨工黨牽頭推動的一項政策。在Judy看來，盡管它的推行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她依然懷疑其除了作為政治背書和吸引選民的“噱頭”外，是否具有實際作用。和很多其他政策的推行一樣，她形容：“也許這又是一次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實踐。”

另一邊，由新南威爾士州議員約翰·魯迪克（John Ruddick）領導的“數字自由項目”認為，禁止青少年擁有社交媒體賬戶會阻止他們參與政治和政府事務的討論。在相關報道中，一位15歲的男孩諾亞·瓊斯（Noah Jones）和他的母親蕾妮（Renee）也站出來，公開反對這一政策。

他們不是沒有意識到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欺凌、露骨的內容，但正如蕾妮所指出的那樣，像諾亞這樣的孩子，從小在公園里見到媽媽們拿著iPhone，且早早就被送到編程夏令營學習，但在他們即將迎來人生第一次投票選舉的前幾年，政府突然叫停了這一切。“這太倉促了，且沒有起到作用。”蕾妮說。

莫納什大學教授尼爾·塞爾溫（Neil Selwyn）對媒體表示，學校禁止使用手機這一舉措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是政策本身會很受歡迎。“我們真正應該討論的是，在學校之外，家庭如何規范孩子使用電子設備。”

不得不承認，與規范學校管理、限制數字平臺的具體政策相比，教育本身是更難且更復雜的一件事，它受到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了這項禁令，但就在昨天，斯塔默宣布辭職。(圖/社交媒體截圖）

在Judy眼里，澳大利亞教育本身并不鼓勵卷學習和傳統意義上的分數，但非常鼓勵學生探索外向的體育活動和社交活動。她給孩子選擇私立學校的原因是“資源非常豐富，比如其體育師資和通識教學師資是差不多的”。孩子從小就會嘗試體操、游泳、劃船、足球等多種運動，她們如今對群體運動更感興趣，因為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學校每天正式上課是從上午九點開始，可孩子們經常在早上五點半到校練劃船，或六點到校踢球，“夏天還可以，但是冬天真的很折磨人”。

很多有被霸凌經歷的孩子，經常被視作孤立、內向、沉迷互聯網的存在。在社會主流提倡孩子向外探索、成為陽光向上的青年的氛圍下，Judy也會懷疑互聯網對10后這一代“數字原住民”的影響，比如那個熟練使用多個大語言模型寫作業還能反監測的孩子。“也許他未來會成為一個有出息的人才，不是嗎？”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題圖 | 《混沌少年時》

排版 | 魚尾

運營 | 孫天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