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營企業家的“黑社會”標簽

2021年7月的一天，四川內江，暑氣蒸騰。

李中全，一個在當地頗有口碑的民營企業家，像往常一樣處理著公司事務，他并不知道，一場風暴正在逼近。三天后，他被刑事拘留。從那一刻起，這個從資中縣普通農家走出來的漢子，被一步步推向了“黑社會頭目”的深淵。

十余項罪名疊加，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決一出，他的家人崩潰了。

從部分案卷筆錄來看，這些被定性為“黑社會成員”的人似乎個個都是“法律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參與者”等專業法律概念張口就來，且態度“端正”，紛紛表示認罪認罰。這樣的“標準化”供述不免令人心生疑問。

大量村民、公司員工、出庭證人及辯護人紛紛提出質疑：這場高調推進的審判，究竟是在懲治真實存在的黑惡犯罪，還是在為掃黑除惡KPI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

一、從農家子弟到“黑社會頭目”：一個人生被強行焊接的故事

李中全，1973年生，父母早逝，家境貧寒。上世紀90年代，年輕氣盛的他確實參與過一些打架斗毆，也都為此付出了代價——被司法機關依法處理，該判刑判刑，該服刑服刑。

但一個人不能永遠活在過去的錯誤里。

2000年后，李中全從零開始。他擺地攤、做小生意，逐步將產業擴展至貿易、建筑、工程承包等領域。名下企業為當地提供上百個就業崗位，依法納稅數千萬。他還多次出資支持家鄉公益事業：捐資30萬元修繕村路，出資5萬元幫助村小學建校舍，設立困難戶救助基金，幫助不少低保家庭渡過難關。資助過的貧困大學生，有的已經畢業工作了。

當地老百姓沒人把他和“黑社會”掛鉤。

案發后，四百余名村民、公司員工及低保戶簽署聯名信并錄制視頻，力證李中全“為人和氣、樂于助人，做事誠實、真心待人”，從未有欺壓百姓或稱霸一方的行為。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視頻里說：“中七娃（李中全的綽號）對我們這些老人好得很，逢年過節都來看望，給錢給東西。他怎么會是黑社會呢？”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成長故事。但在2021年的“掃黑除惡常態化”督導中，這個故事被徹底改寫。

檢方指控的核心敘事是：自上世紀90年代起，李中全糾集社會閑散人員，多次實施暴力犯罪，逐漸形成惡名，最終發展為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敘事存在一個根本性的邏輯斷裂：它將李中全人生中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強行焊接在一起——90年代已依法處理的舊案，與2000年后合法經營、熱心公益的后半生。控方需要把這兩個階段連接起來，于是那些早已案結事了的舊案被重新翻出，與他后期經營企業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問題捆綁在一起，再加上其他被告人的個人偶發沖突，共同拼湊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大特征”。

本案的多數被告人、甚至是認罪認罰的被告人，當庭都明確陳述：李中全是正經的商人，并不是什么社會大哥，甚至都沒有聽說過他九十年代時期的那些犯罪。一個在公司上了八年班的員工說：“李總平時對我們客客氣氣的，從來沒罵過人，更別說打人了。每個月工資準時發，從不拖欠。”

這不是司法認定的邏輯，這是拼圖的邏輯。

二、一樁命案，三份相反證言，兩次程序違法

在所有指控中，1997年的“張軍被故意傷害致死案”是重中之重。僅此一案，李中全就被判無期徒刑。法院認定：李中全被張軍扇了耳光后喊“給我弄”，同伙姜海軍隨即掏槍射擊，致張軍死亡。自此，李中全“殺人不用償命”的惡名傳開。

但這個認定存在嚴重問題。讓我們回到那個夜晚。

1997年11月30日晚，資中縣楠木寺一家餐館。李中全走進餐館時，一個醉酒的人正在鬧事。李中全上前詢問，那人突然扇了他一耳光。就在李中全還沒反應過來的瞬間，槍響了。站在他身后的姜海軍，用隨身攜帶的火藥槍擊中了那個人的頭部。

這是李中全1998年3月16日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時的陳述。那份筆錄上清清楚楚寫著：“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槍就響了。我根本來不及說什么。”“問：你是否喊姜二娃‘給我弄’？答：沒有。”

距離現場僅兩米的證人牛某，在詢問筆錄中也清楚地表示：李中全被打后“沒有還手、沒有罵人，也沒有任何話語”。餐館的服務員龍某仙也表示：沒有聽到任何喊話。

肇事者姜海軍逃亡過程中，因故身死。

李中全在該案中的身份，頂多算是證人，他被打了，然后看到了姜海軍殺人。

在場的證人也能證實他什么都沒干。

三份證據，互相印證。因為被害人和嫌疑都死了，當年該案已經結案。

但現在的一審、二審判決對此只字不提。

二十五年后的法庭上，出現了更令人震驚的一幕。證人王某當庭翻供，明確表示自己庭前筆錄中“聽到給我弄”的內容不是本人陳述，而是辦案人員自己寫上去的。他的原話是：“不曉得他喊了沒有哦，因為大家都在擺，我記不清楚啥了。”

但法院的判決書寫道：證人王某當庭證言與庭前證言有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釋，故采信其庭前證言。

王某明明已經當庭作出了解釋——那不是他說的，是辦案人員寫的。但法院選擇了“不聽”。

唯一聲稱“聽見喊話”的宋某祥，庭審時承認自己根本不在案發現場。案發當年，司法機關就沒有采信他的證言。但二十五年后，這份證言卻成了定罪的“關鍵證據”。

李中全的辯護律師在庭上質問道：“當年搜集的所有證據都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時隔二十五年，人的記憶只會更加模糊，怎么可能用今天的言詞證據推翻當年的結論？”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程序上的嚴重違法。

2002年，資中縣檢察院因“證據不足”，建議警方撤回對李中全的移送審查起訴。案件依法終結。但二審判決書中，突然出現了一段從未在法庭上出示、從未經過質證的“事實”：“2000年公安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請批準逮捕，李中全再次潛逃。2001年抓捕過程中，李中全跳樓摔傷。”

這段憑空出現的文字，成了法院認定此案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的“依據”。但整個庭審過程中，沒有任何人出示過逮捕通知書、抓捕記錄、取保候審決定書——這些文件根本就不存在。旁聽席上，李中全的家屬面面相覷：這說的是誰？我們家的人什么時候“跳樓摔傷”過？

辯護人后來也揪住不放：沒有經過質證的證據怎能成為定案依據？

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本案恰恰處處充滿合理懷疑——從“喊話”真偽，到“共謀”邏輯，再到憑空出現的“潛逃”事實，無一被排除。

三、從屠宰場到認罪認罰：一個系統性偏差的指控鏈條

“縱觀本案，公訴邏輯是以一樁二十幾年前的陳年舊案為引線，通過一連串模糊不清的證言及企業行為的重新定性，將李中全等人整體歸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范疇，最后再羅織一系列罪名，使其配得上黑社會身份。”其律師在辯護意見中寫道。

在所有被指控的罪證中，水南鎮生豬屠宰市場“強迫交易”案堪稱事實認定錯誤最嚴重的一部分。

法院認定：李中全通過暴力手段壟斷屠宰市場，強迫40余名攤販每人繳納1萬元以上“屠宰費”，合計380余萬元。

但事實是這樣的——

2004年，資中縣政府為了規范生豬屠宰行業，要求將水南鎮的六家屠宰場合并為一家，并通過公開競拍確定經營者。這是政府行為，不是李中全的“壟斷”。李中全中標后，按政府要求投入六七百萬元建設屠宰設施，光是建廠就花了一年多時間。當時其他屠宰戶根本拿不出這筆錢。

關于對原屠宰戶的補償，是在政府見證下自愿協商達成的。李中全按協議履行了多年，期間無人提出異議。一位姓張的原屠宰戶在接受調查時說：“當時是我們自己同意的，人家出了那么多錢建廠，補償我們一點也是應該的。政府的人也在場，沒有人強迫誰。”

至于2012年福元公司每頭豬支付60元補償款，時任副縣長李勇均出庭作證：這是福元公司主動提議、政府認可后三方平等協商的結果，并明確要求不得因此抬高豬肉價格。

二審期間，多名證人重新出具證明材料，明確表示從未被強迫收取任何費用。一位在市場賣了十幾年豬肉的攤販說：“張二哥（張彬）管殺行，從來沒為難過我們。價格都是市場價，你想在哪殺就在哪殺。”

但更嚴重的問題發生在證據本身。

多名出庭證人當庭揭露，自己在公安機關的筆錄內容根本不是本人陳述，而是偵查人員代寫的。部分證人不識字，卻在筆錄中自稱“具備閱讀能力”。

證人李某明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噓。這位老人識字不多，2023年11月15日的訊問筆錄中明確寫著：“我識字不多、眼力不好，請你們讀給我聽。”偵查人員讀完后，他簽了字。然而，在2022年2月17日被一審法院采信的那份筆錄中，卻赫然寫著“我有閱讀筆錄的能力”，“以上筆錄我看過，與我所述相符”。那幾行字歪歪斜斜，一看就是不識字的人勉強寫出來的。

兩份筆錄，同一個人，相差不到一年，一個誠實地說“我不識字”，一個卻被寫成“我有閱讀能力”。

“這類疑點并非孤例，而是廣泛存在。”律師指出，“即便如此多的證人出庭揭露偵查機關違法取證，二審法院仍然選擇采信庭前筆錄，完全忽視當庭作證的澄清。”

更令人深思的是認罪認罰的真相。

法庭記錄揭示了令人不安的一幕：

曾某安說：“辦案單位說強迫交易沒關系，你總要認一個，關久了不認怎么行呢？法院判有黑社會組織罪你的罪名才會成立，不判就不會。所以我認罪認罰了。”

官某祥說：“李中全從未指使過我做違法犯罪的事情。”法官問為何認罪認罰，他沉默了幾秒，低聲說：“我孩子還小，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認。”

張某彬說：“我和李中全根本就不認識，也從未見過。我不知道為什么成了黑社會組織成員。不認罪也沒辦法，家里也有老有小。因為是國家的法律，我辯解也沒用，只能認罪認罰。”

一位被告人的家屬在庭審后哭著說：“他們就是被關怕了，只想早點出去。”

“更荒誕的是，幾名‘排名靠前’的被告人在被起訴前，檢察院承諾：只要認罪認罰，就不會被作為黑社會骨干成員起訴，因為相關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已過追訴時效。”辯護人說，這些人因此配合檢方作出不利于李中全的“證言”。“結果案件到法院后，檢察機關出爾反爾，又把他們起訴為黑社會組織骨干成員。”

這些被告人成了指控鏈條上的工具，事后又被棄之如敝履。而李中全企業里的普通員工也一并被打上“黑社會成員”的標簽——這種牽連式、整齊劃一的指控，不僅違背司法理性，也讓大量無辜者遭受沉重打擊。

四、被沒收的壓歲錢與最后的希望

2024年6月，四川高院作出終審判決：李中全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全部財產。

“總共沒收了大概一個多億。”李中全的姐姐李素珍說。

判決生效后，法院開始執行財產沒收。李中全前妻名下的房產、車位被沒收。他現在的妻子陳某——一個跟案子毫無關系的女人，名下的存款也被凍結沒收。

陳某銀行賬戶里的65萬，是她生孩子時親朋好友送的禮金，大約36萬，加上她從2013年到2020年上班攢下的工資，大約28萬。孩子賬戶里的12萬，是孩子從0歲到4歲每年過年的壓歲錢，爺爺奶奶給的、外公外婆給的、親戚朋友給的，一點點攢下來的。

這些錢，哪一分跟所謂的“黑社會”有關系？全部沒收。

陳某名下還有一套位于成都的房屋，那是她和5歲孩子的唯一住房。房子被查封后，母子倆搬了出來，在外面租房住。孩子還小，不明白為什么不能回自己家了，經常哭著問媽媽：“我們什么時候回家？”

陳某抱著孩子，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她一個人的時候哭了好幾天。”李素珍說，“她說不知道以后該怎么活。她一個年輕媽媽，帶著一個5歲的孩子，沒有房子，沒有存款，連孩子的壓歲錢都被拿走了。”

李中全與前期丁某有兩個女兒，都還未成年。離婚協議中約定，李中全每月支付兩個女兒的生活費2萬元，以及教育費、醫療費等，直至女兒大學畢業。判決之后，這筆錢自然也無從談起。

“案件處理公正與否，不僅關乎原審被告人的前途命運，關乎這些家庭的存亡，更關乎人民群眾對司法審判公正的理解和感受。”申訴狀中寫道。

在申訴階段，我出于公義，免費代寫申訴狀。李中全的姐姐向四川省高院提起申訴，省高院召開了聽證會，法天刑辯團隊兩名律師參加。家屬抱著希望去了，以為冤屈終于可以被看見。但聽證會結束后不久，申訴被駁回。

“那一刻，我心都涼了半截。”家屬說。

現在，最后一次機會在最高人民法院。我建議繼續向最高法申訴，但李素珍心里實在沒底。“這是最后一次機會了。如果最高法也駁回，我弟弟這輩子還有希望嗎？他的妻兒現在連唯一住房都沒了，我怕這最后一次機會用完了，就真的伸冤無門了。”

李素珍在給巡視組的信中寫道：“我弟弟今年已經五十多歲了。無期徒刑意味著他可能一輩子都出不來了。我不是替他開脫，他年輕時的錯我們認，可那些錯早就處理完了，不該翻出來湊成黑社會。一個幾十年沒有暴力行為、老百姓聯名請愿說他是好人的民營企業家，真的就是黑社會頭目嗎？如果連他都能被打成黑社會，那還有多少民營企業家能安心經營、安心創業？”

一位參與此案調查的記者在采訪手記中寫道：“我在資中待了一周，走訪了十幾位村民和商戶。沒有一個人說李中全的壞話。他們都說他是個好人。這讓我很困惑——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黑社會頭目’，為什么在當地百姓口中，是一個‘好人’？”

李中全案折射出的，不僅是一個個案的冤屈，更是一個時代之問。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如何在運動式治理與法治原則之間取得平衡，如何防止“拔高湊數”“擴大化”的傾向，如何真正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個人的命運，一個家庭的存亡，終究系于法治的底線。當證據不足時，疑罪從無；當程序違法時，撤銷重審。這些不是空洞的法條，而是每一個公民最后的庇護。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夠審慎審查，還事實以真相，還法律以尊嚴，還李中全以清白。

因為這不僅關乎李中全一個人的命運，更關乎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仰。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系列，只為記錄這個時代真實的法治故事，學者研究案例素材，與律師執業無關。歡迎大家提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