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刑法”應改名“犯罪法”嗎？兩大法系的對撞|比較法刑辯

“刑法”應改名“犯罪法”嗎？兩大法系的對撞 引論：一場跨越法系的命名之爭與范式對撞

在法學理論與制度文明的宏大敘事中，概念的命名從來不是符號學的偶然，而是法治歷史、文化潛意識與核心價值觀凝結而成的“制度化顯生”。當我們審視對社會生活干預最深、暴力壟斷最徹底的這門法律時，會發現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

以德、法、日及中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民法法系）中，該法律被稱為“刑法”或“刑罰法”（德語：Strafrecht；法語：Droit pénal；日語：刑法）；而在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中，它被稱為“犯罪法”（Criminal Law）。

這種名稱上的二元對立，近年來在法學界引發了一場深層次的“名實之辯”與范式對撞。有人提出：“刑法”這一稱謂帶有濃厚的主權者自上而下的威權色彩，將目光過度聚焦于“國家如何懲罰”；為了彰顯現代法治的人權保障精神與行為本位，是否應當效仿英美法系，將其改名為“犯罪法”？

這絕非一個簡單的語詞修辭游戲，而是一次對刑事教義學、法哲學以及控權機制的底層邏輯重構。本文將站在刑法學家的視角，全面核查兩大法系在核心條文、法律格言及歷史制度上的真偽，通過概念考古、政治哲學演變、教義學解剖以及現代功能主義融合等維度，深度探討這一命名對撞背后的法治考量。

一、概念考古與語義演變：兩大法系命名邏輯的底層基因

要回答“應否改名”的問題，首先必須回到歷史的幽深處，厘清這兩個詞匯是如何在各自的土壤中抽芽、生長并最終定型的。

[古典拉丁語: Ius Poenale] ──> [法國: Droit Pénal]

──> [德國: Strafrecht] ──> [東亞近代轉譯: 刑法]

[古典拉丁語: Crimen] ──> [英國巡回審判: King's Peace] ──> [英美: Criminal Law]

（一）大陸法系“刑（罰）法”的縱向譜系：從羅馬法到東亞的近代轉譯

歐陸國家對這一法律部門的命名，幾乎悉數指向“懲罰”或“痛苦的施加”。

在羅馬法中，Ius poenale指稱有關懲罰的法律，其詞根poena意為處罰、賠償或痛苦（來自于希臘語poine，本意是血親復仇的贖金）。這一譜系直接衍生了現代法語的Droit pénal、西班牙語的Derecho penal和意大利語的Diritto penale。

而在日耳曼法體系下，德語的Strafrecht則由Strafe（懲罰/譴責）與Recht（法律/權利）復合而成。在古高地德語中，Strafe帶有“嚴厲訓斥”和“剝奪自由或財產以懲戒”的含義，強調的是國家對偏離規范的行為進行譴責與懲戒的公權力。

當19世紀末期東亞（日本與中國）引進西方現代法律技術時，這一概念經歷了一次本土政治文化的重塑與對接：

《說文解字》釋“刑”為：“刑，罰罪也，從刀從井。”

《尚書·呂刑》云：“刑罰世輕世重。”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刑”與“兵（軍事鎮壓）”同源，代表著國家壟斷的血腥暴力與鎮壓工具。

·日本明治修律：近代日本法學家（如箕作麟祥在翻譯法國法典時）敏銳地從古典漢字中提取了“刑”這一具有威懾力的詞匯來對接歐陸的Penal/Straf概念。

·中國清末修律：沈家本主持修律，編纂《大清現行刑律》（1910年）與《大清新刑律》（1911年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法典），正式確立了“刑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名稱。

因此，東亞語境下的“刑法”，不僅承接了歐陸“懲罰之法”的內涵，更天然地罩上了一層傳統威權主義與刑罰中心主義的色彩。

（二）英美法系“犯罪法”的橫向譜系：以行為、控訴與共同體秩序為核心

與歐陸“懲罰中心主義”的命名邏輯截然不同，英美普通法系始終將目光鎖定了那個打破社會秩序的行為——犯罪（Crime）。

Criminal Law的詞根可以追溯到拉丁語的crimen，其在古典時期的本意是“指控”、“罪行”或“錯處”，源于cernere（審判、區分、決定）。在普通法形成期，法律的發展不是依靠君主的理性法典化，而是依靠巡回法官在長期的司法審判中，針對一個個具體的、破壞“國王和平（King's Peace）”的傷害行為進行救濟與懲罰。

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英格蘭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1769）第四卷中，將這一部分法律明確劃分為“公害/公罪”（Public Wrongs），即對整個共同體造成危害的行為，以區別于民事侵權行為的“私害”（Private Wrongs）。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部門法在普通法世界中被牢固地稱為Criminal Law。

從認識論上看，英美普通法傾向于從“應訴和抗辯”的角度來看待這門法律。它首先是一門關于“什么樣的行為構成可起訴之罪（Crime）”的法律，其次才是如何處罰的法律。這種經驗主義的建構方式，使得“犯罪”這一事實要素和行為要素在名稱上壓倒了“刑罰”這一國家公權力要素。

二、歷史流變與控權機制：“名分”背后的政治權力博弈

法律的名稱不僅是歷史留下的政治化石，更規定了其在控權機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將兩大法系的特征與控權邏輯進行系統對比：

維度

大陸法系（刑（罰）法 / Strafrecht）

英美法系（犯罪法 / Criminal Law）

歷史起點

羅馬法的Ius Publicum（公法）與糾問制糾纏

早期普通法對“國王和平”的侵犯與抗辯競技

核心動力

絕對主義王權擴張與啟盟運動的“法典化”理性

司法判例的經驗累積與社會契約的程序延伸

控權焦點

刑罰邊界：嚴格限制國家的刑罰懲罰權

犯罪界定：保障被告人對抗指控的程序權利

經典格言

Nulla poena sine lege（無刑罰原則）

Nullum crimen sine lege（無犯罪原則）

制度核心

法官主導、職權主義的教義學理性過濾

控辯對抗、陪審團裁判的程序正當

（一）大陸法系：糾問制陰影下的“刑罰控制論”

歐陸“刑（罰）法”命名的延續與確立，本質上是歐洲近代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興起與理性主義啟蒙交織的結果。

在16至18世紀的歐洲大陸，糾問式訴訟（Inquisitorial System）盛行（如法國1670年的《刑事法令》）。法官集糾問、控訴、審判權力于一身，國家（主權者）成為訴訟的絕對主導者。此時的Ius poenale（懲罰之法）是主權者確立中央集權、壓制封建割據、規訓臣民的鋒利武器。刑罰的殘酷性、任意性與公開性（如斷頭臺、車裂等肉刑）旨在彰顯主權者不可侵犯的威嚴。

然而，正因為國家刑罰權的過度膨脹與失控，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們才選擇將“刑罰”作為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目標。

·切薩雷·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1764）中高呼：“一切違背人類天性的刑罰，都是暴政的根源。”

·保羅·約翰·安塞爾姆·馮·費爾巴哈在19世紀初編纂《巴伐利亞刑法典》（1813年）時，確立了現代刑法的基石——罪刑法定原則。

在這一歷史關頭，歐陸學者并沒有拋棄Strafrecht或Droit pénal的名稱，而是賦予了它全新的“反向控權”含義：既然這門法律的核心是關于國家如何施加“刑罰”的，那么這門法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限制國家盲目、殘忍地施加刑罰。

因此，大陸法系的“刑法”在歷史上完成了一次思想史上的驚人蛻變——從“國家懲罰臣民的工具”轉變為“保護公民免受國家濫用刑罰權侵害的憲法性大憲章”（弗朗茨·馮·李斯特語）。它叫“刑法”，正是為了給“刑”套上法治的鎖鏈。

（二）英美法系：抗辯制競技場中的“行為阻擊論”

相比之下，英美普通法的演進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非國家化”或“弱中央集權”路徑。

英國普通法最早源于十二世紀亨利二世時期的司法改革。當時，法律人關注的核心是如何平息地方共同體的沖突，而非展示君主的專制權力。如果一個人殺人、放火或搶劫，這被視為對“國王和平”（King's Peace）的破壞，導致案件被移送至巡回法院。社會公眾、受害者或大陪審團向法庭提起指控，控訴對方犯下了Crime（犯罪）。

在長期的對抗制訴訟（Adversarial System）傳統中，法庭不是國家居高臨下懲罰罪犯的屠宰場，而是一個由中立裁判者（法官和陪審團）主持的“競技場”。

·一方是代表公眾利益的檢察官（或早期的私人起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某種罪行（Crime）；

·另一方是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予以否認和抗辯。

在這個競技場中央，雙方爭奪、辯論的核心焦點是：被告人的具體行為和主觀心態，是否符合該項“犯罪”的普通法或成文法定義？

由于英國歷史上沒有經歷過歐陸那樣徹底的羅馬法復興，也從未在刑事領域建立起絕對主義的糾問制國家機器，其法律話語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法庭辯論色彩和經驗主義色彩。法律被稱為Criminal Law（犯罪法），正是因為它的主要精力傾注于在程序法網中去厘清、界定和證實那些侵犯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Crimes），刑罰只是行為被定性為犯罪后的法定附隨結果。

三、哲學認識論與思維范式：整體主義國家觀vs經驗主義行為觀

名稱的差異同樣折射出兩大法律體系在文化哲學與認識論上的異趣。這具體表現為：大陸法系習慣于“由果溯因”的整體主義國家視角，而英美法系則長于“由因求果”的經驗主義個人行為視角。

（一）大陸法系：以“刑”統“罪”的客觀威權與規范恢復

在大陸法系的文化哲學中，尤其是受到德國古典哲學（康德、黑格爾）洗禮后，國家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獨立道德理性的實體。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1821）中提出，犯罪是對權利（或法律秩序）的否定，而刑罰是對犯罪的否定，根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刑罰本質上是對法律秩序的恢復和確立。

從認識論上看，“刑（罰）法”這一稱謂具有強烈的“由果溯因”邏輯：

[國家預設終極后果: 刑罰 (Straf)] ──> [反向界定前因: 具備何種社會危害性才配動用此刑]

這種邏輯在中國傳統法制中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古代“刑”即是法，刑律往往采取“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編纂體例，其核心邏輯正是“以刑統罪”。

《唐律疏議》（公元653年）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獨立的、抽象的“犯罪定義總則”，而是第一卷（名例律）直接規定“笞、杖、徒、流、死”五刑，隨后在分則中羅列各種“違背禮法”的行為，并直接對應相應的刑罰后果。

在這種文化潛意識里，法律的目光是自上而下的。它站在主權者和整體秩序的立足點上，聚焦于國家權力的終極實現形式——執行刑罰，從而反向要求公民不得意圖顛覆或偏離邊界。

（二）英美世界：“行為本位”的法律關系與消極國家觀

相反，英美法系深受約翰·洛克、托馬斯·霍布斯等人的社會契約論以及大衛·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影響。在英美法學者的眼中，國家并非什么神圣的道德實體，而是一個為了保障個人權利、自由與財產而不得不建立的“契約型組織”（即消極的“守夜人”）。

因此，在Criminal Law的語境下，認識論的路線是“由因求果”的：

[1. 觀察行為 (Act)] ──> [2. 評估罪責 (Mind)] ──> [3. 判定犯罪 (Crime)] ──> [4. 衍生刑罰反應]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1859）中提出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邏輯：只有當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或社會）造成了實質傷害時，國家公權力才能對其施加強制。

Criminal Law將法律的基石放在“犯罪”上，意味著它在文化上更傾向于將犯罪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錯位”。法學家的首要任務不是去研究國家如何揮舞大棒，而是去解剖這個被統稱為“犯罪”的社會現象的內部構造。這也是為什么英美刑法學在理論研究中，對共同犯罪、不作為、正當防衛等行為要素的經驗解剖極為細致的原因。

四、教義學解剖：名稱邏輯在制度構造中的深度投影

法律命名的底層博弈，最終沉淀為兩大法系在刑事教義學（Dogmatics）與司法制度設計上的巨大差異。這具體表現為“犯罪構成論”的建構差異以及“刑罰論”的地位流變。

（一）犯罪構成論的互映：三階層體系（階層過濾）vs雙層體系（事實歸結）

在法教義學層面，如何判定一個人有罪？名稱背后的邏輯直接決定了其制度構筑的模型。

1.大陸法系的三階層體系：服務于“刑罰正當性”的精密濾網

由貝林格（Ernst階層劃分）、邁耶（Mayer）及韋爾策爾（Welzel）等德國學者逐步完善的三階層犯罪論體系，是一套高度抽象、邏輯嚴密的過濾機制：

[具體行為] ──> [1. 構成要件符合性] ──> [2. 違法性] ──> [3. 有責性] ──> [宣告刑罰]

這套體系的本質是“層層設防，嚴格控刑”。

·構成要件符合性（Tatbestandsm??igkeit）：判斷行為是否符合法條的字面描述，進行初步的類型化篩選。

·違法性（Rechtswidrigkeit）：站在整個法律秩序的客觀立場，判斷行為是否存在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違法阻卻事由（判定行為是否真正具有違法實質）。

·有責性（Schuld）：站在個案和行為人的主觀立場，判斷其是否具備責任能力、是否存在故意或過失、是否具備譴責可能性。

這套體系完美契合了“刑（罰）法”作為限制刑罰權大憲章的價值取向。每一階層都是一道關卡，其終極目的不是為了更有效率地給被告人定罪，而是為了進行嚴苛的合法性審查，將不屬于刑罰懲罰對象的行為堅決排除在“刑”之外。

2.英美法系的雙層/兩要素體系：聚焦于“犯罪事實”的解剖學

相比之下，英美普通法系的犯罪構成理論顯得更為務實和經驗化，長期圍繞著古老的普通法格言展開：

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 rea（行為不犯罪，除非內心亦犯罪）。

由此衍生出英美犯罪法（Criminal Law）的核心構造：

在司法審判中，控方（檢察官）的任務就像是在實驗室里組裝或解剖一個標本。他們必須提出確鑿的證據，逐一證明被告人在實施特定行為時（如奪取他人財產，即Actus Reus），主觀上具備特定的犯罪故意（如永久剝奪他人財產的意圖，即Mens Rea）。

一旦這兩個要素被“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地證實，且被告方無法提出有效的抗辯事由（Defenses，如未成年、精神錯亂、被迫、正當防衛等），那么Crime這一事實標簽就被依法貼定。這種構造高度聚焦于“犯罪行為本身的確立”，體現了Criminal Law視域下對行為定性和程序正當的高度關注。

（二）刑罰論與司法技術：罪刑法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的側重點

在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拉丁文表述中：

雖然“犯罪（crimen）”與“刑罰（poena）”并重，但兩大法系在制度落地時展現出了不同的側重點：

·大陸“刑法”偏重于Nulla poena（無刑罰）的嚴格限制：量刑必須嚴格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Proportionality），刑罰的執行被納入專門的公法規范約束，嚴防國家借“社會防衛”之名行過度懲罰之實。

·英美“犯罪法”偏重于Nullum crimen（無犯罪）的程序隔離：衍生出“明確性原則”與“ Void for Vagueness（因含糊而無效）”憲法教義。如果一項法律對犯罪行為的界定不夠明確，使普通人無法預知其邊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便會依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直接宣告該項刑事法律違憲無效（例如著名的Papachristou v. City of Jacksonville游蕩罪案）。

五、對撞與融合：現代刑事立法的功能主義超越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現代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新型犯罪（如金融欺詐、網絡犯罪、跨境組織犯罪）的蔓延，兩大法系在刑事領域的立法與理論已經呈現出明顯的融合態勢。名稱上的分歧，正在被功能主義的制度設計所超越。

（一）普通法系的逆向法典化：美國《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的命名玄機

盡管普通法系傳統上使用Criminal Law，并長期依賴法官造法（Judicial Precedents），但在20世紀中葉以后，它們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的法典化技術，以提高法律的明確性與確定性。

一個最典型的反思例證就是美國。美國法律學會在1962年起草了著名的《模范刑法典》。極具歷史張力的是，這部對美國各州刑事立法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典，其英文名稱并非Model Criminal Code，而是：

在這里，英美學者打破了傳統，逆向引入了歐陸譜系的Penal（刑罰的/懲罰的）一詞。這表明，當現代普通法國家面對日益復雜的組織犯罪、監獄管理（Penology）以及刑罰裁量體系的混亂時，它們同樣開始意識到，必須從國家主權和整體理性主義的角度，去系統編纂一部關于“刑罰裁量與執行”的統一法典。

（二）大陸法系“刑法”的客觀主義轉型與行為論的死守

與此同時，大陸法系刑法學也在經歷深刻的反思。傳統的“刑法”名稱由于過于強調“國家懲罰結果”，容易誘發刑事政策上的“重刑主義”或“意志主義懲罰”（即為了追求威懾效果而不惜擴大刑法網）。

例如，歷史上德國納粹時期（1933-1945年）基爾學派曾盛行“行為人刑法（T?terstrafrecht）”理論，強調只要主觀思想、品格或身份具有對納粹國家的危險性，即使沒有造成實質的客觀侵害，也應當受到刑罰懲罰。這一歷史慘痛教訓導致二戰后大陸法系全面廢棄了“行為人刑法”，轉向對“行為刑法（Tatstrafrecht）”的絕對死守。

現代德、日及中國的刑法學達成高度共識：刑法首先應當是“行為法”。思想不構成犯罪，品格不構成犯罪，身份不構成犯罪。沒有體現為客觀社會危害行為的要素，絕不能成為刑罰動用的對象。這一轉型，本質上是大陸法系在保留“刑法”之名的同時，向英美法系“犯罪法（高度聚焦于客觀侵害行為Actus Reus）”核心價值的一次歷史性融合。

六、論辯核心：“刑法”究竟應不應該改名為“犯罪法”？

回到本文最初的挑釁性命題：中國及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應當改名為“犯罪法”嗎？

這場對撞引發了法學界激烈的交鋒。結合前述對法條、法史的核查，我們可以將這場論辯的贊成與反對意見梳理如下：

（一）贊成改名派的訴求：行為本位與人文關懷的呼喚

主張改名為“犯罪法”的學者（如部分深受英美法學派影響的少壯派學者），其核心理由可歸納為三點：

1. 去除威權主義烙印，回歸民本法治

“刑”字在東亞歷史中帶有強烈的血腥鎮壓、階級統治色彩。改名為“犯罪法”，能夠將法律的根本立足點從“國家高高在上的懲罰權”轉移到“客觀行為的界定”上，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人民本位”的政治哲學。

2. 凸顯行為刑法（Tatstrafrecht）的底線

叫“犯罪法”，意味著法官和立法者的首要任務是科學、嚴謹地解剖“犯罪的內部構造”（如主客觀要素、因果關系）。這能從修辭學和心理暗示上，阻斷司法機關直接跳過犯罪認定、出于刑事政策需要而盲目追求“重刑威懾”的結果主義傾向。

3. 順應國際法律話語體系的對接

在國際法和跨國司法協助中，Criminal Law、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國際刑事法院）等均以“犯罪（Criminal）”為核心修辭。改名為犯罪法，有利于消解外界對東亞法制“重懲罰、輕人權”的刻板印象。

（二）反對改名派的堅守：憲法性大憲章的控權警鐘

然而，絕大多數堅守大陸法系教義學傳統的刑法學家（包括德日主流學界以及中國多數老一輩學者）對此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他們的反駁并非出于保守，而是基于更深層的法治考量：

1. 維持“刑罰”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效應（反向控權）

這是一部事關公民生殺予奪、剝奪財產與自由的‘危險之法’。正如弗朗茨·馮·李斯特所言，刑法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它叫“刑法”，就是在時刻給國家權力敲響警鐘：國家正在動用最危險的暴力手段！因此，必須受到最嚴苛的法律限制。

如果改名為軟性的“犯罪法”，反而可能淡化刑罰的殘酷性，導致公眾和司法機關喪失對國家刑罰權的警惕，產生“只要是犯罪就要不擇手段治理”的功利主義泛濫。

2. 階層過濾體系與“刑罰正當性”的邏輯自洽

大陸法系的三階層體系最終指向的是“應受刑罰懲罰性”（Strafwürdigkeit）。在教義學上，“罪”與“刑”是無法割裂的。沒有刑罰后果的“犯罪”，在法律上將淪為純粹的道德譴責。保留“刑法”之名，才能在邏輯上閉環：研究犯罪，是為了在終極意義上回答“國家憑什么施加刑罰”。

3. 漢字文化圈的語境連續性與技術精確性

從清末沈家本修律至今，“刑法”這一概念已經歷經百余年沉淀，其內涵已經通過無數司法解釋、判例和學術著作進行了現代法治化的洗禮（“刑”已被賦予了“罪刑法定、人權保障”的現代靈魂）。強行改名，不僅會造成巨大的法律文本銜接成本，更可能引發法文化上的認知混亂。

結語：名字里的法治靈魂

歷史長河奔流不息，“刑法”與“犯罪法（Criminal Law）”這兩個看似平行的名稱，宛如人類刑事法治天空中的雙子星，在不同的星軌上折射出人類對抗犯罪、約束權力的智慧光芒。

通過本文對兩大體系的深度解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刑法”不需要改名為“犯罪法”。因為現代大陸法系（包括中國）的“刑法”，早已不是古代“以刑統罪、軍事鎮壓”的威權工具，而是融合了“行為刑法”與“罪刑法定”的控權之法。

·“刑法”的名字時時刻刻都在警醒著我們：公權力是危險的，刑罰是暴烈而殘酷的，必須構筑起最嚴密的理性教義學濾網，克制國家機器的盲目擴張，保護公民的自由。

·“犯罪法”的名字則歲歲年年都在昭示著英美世界的法律人：自由是與生俱來的，程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須用最精確的經驗顯微鏡審視個體的行為與心態，捍衛普通人在強大的國家面前應有的尊嚴。

正如名學所 reveal 的，名字不僅是一個稱呼，更是一種法治的命運。兩大法系的對撞，最終沒有走向消滅彼此，而是在相互致敬中完成了現代刑事法治的最高理想：

這，才是名字里蘊含的真正法治靈魂。

（全文完）

作者：

莊玉武律師，畢業于中國政法?學，是?龍江?播電視臺歷任?慶、牡丹江、齊齊哈爾記者站站長，前著名調查記者，曾在?東盛唐律師事務所執業；曾是?龍江省海國龍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獨?董事、微博法律頻道嘉賓律師、哈爾濱市南崗區青聯法律界別主任、黑龍江省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法律專家顧問。正在或者曾擔任中食農業發展公司、外資丹富仕飼料公司、甘南縣國稅局、哈爾濱道外區征收服務中心、中國?地保險公司等法律顧問；曾為浙商資產公司、工大集團、工大后勤集團、深圳華控賽格公司、深圳時代裝飾股份公司、美國約翰迪爾公司、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市租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街道辦等提供法律服務。

莊?武律師致力于為私權吶喊，并辦理了大量重大熱點案件、刑事無罪案件、征收補償賠償、撤銷行政處罰等案件；執業領域為高端經濟刑事犯罪辯護，征地拆遷及行政處罰案行政訴訟，重?商事訴訟等。部分案件有：齊齊哈爾王某涉嫌四起敲詐勒索全部無罪案、昆明馬某涉嫌請托型詐騙罪無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無罪案、農墾系統曲某某涉嫌貸款詐騙罪無罪案；深圳寶安區某廠房征收拆遷案、江西某公路數十家居民征收拆遷案、綏芬河某公司農民工保證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深圳某上市公司違法建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黑龍江某地閑置土地處罰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億元股權糾紛案、貴州某擬上市公司股權協議糾紛案等。除此之外，還代理過大量刑事案件減輕處罰、緩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暫緩執行或減輕處罰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