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時候,一位六十七歲老人從南洋回來給抗日軍隊送東西。在重慶待了兩個月,每天被拉著去吃宴席,山珍海味吃到了反胃的程度。
蔣介石對他說:你千萬不要去延安。老人不聽。
他在延安待了九天,吃了一頓白菜、咸蘿卜干、雞湯的飯。
回到重慶后,他就召開了記者會,并且只用了七個字就說明了中國希望在延安的意思。從此以后他就同國民黨分道揚鑣了。
陳嘉庚是南洋華僑領(lǐng)袖,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一人就為國家募捐了十五億元。
他前半生是蔣介石的支持者,但是后來也成為了蔣介石頭疼的對手。
陳嘉庚早年對待蔣介石的態(tài)度可以用“死心塌地”四個字來概括。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剛剛成立不久,陳嘉庚就認為它是中國正統(tǒng)的中央政府。
他給創(chuàng)辦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制定了一條守則,擁護南京國民政府。
在蔣介石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陳嘉庚還給蔣介石發(fā)了賀電。
陳嘉庚是同盟會的愛國華僑,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國民政府身上,認為蔣介石是領(lǐng)導抗戰(zhàn)的不二人選。
可惜他看錯了。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陳嘉庚奔走呼號,積極募款匯回國內(nèi)。
1939年一年,同僑匯回祖國之款達十一億元,其中捐款約占百分之十,而南洋華僑捐款占華僑捐款總數(shù)的百分之七十。
僅1938年和1939年兩年,“南僑總會”的各地分會共募得一億四千多萬元。
陳嘉庚個人出資購置了一百架戰(zhàn)斗機,另外還帶隊額外捐了一百多架戰(zhàn)斗機、二十七輛坦克、一千輛汽車。
在他的倡導下,三千名南洋華僑機工沿著滇緬公路,冒著日軍空襲將物資送往抗日戰(zhàn)場,超過三成的人將生命永遠留在了那條公路上。
陳嘉庚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完全是真金白銀的支持,也是拿命去拼的支持。
但是信任正在慢慢的被摧毀。
1939年冬天,蔣介石發(fā)出一份關(guān)于陜甘寧邊區(qū)國共摩擦情況的報告,使海外華僑感到十分不安。
各地籌賑分會都紛紛向總會請示意見,建議派代表回去考察。陳嘉庚也很在意這件事情,最后決定親自帶領(lǐng)代表團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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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他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了,又怕冷、不會說普通話,本來不想自己去。
但是在籌備回國的過程中多次被國民黨所阻撓、破壞,因此他認為只有親自出馬才好。
1940年3月,陳嘉庚以南洋華僑總會主席的身份到達重慶。
蔣介石非常重視這位“財神爺”,動員了黨、政、軍兩百多個單位幾千人到機場歡迎,并且還撥專款八萬元用于接待。
八萬元等于什么呢?
魯迅在20年代買一個四合院要花費八百大洋。
當時的八萬元可以買八百頭牛。
在同一時期,延安根據(jù)邊區(qū)政府的規(guī)定,對于貪污五十元以上的官員一律免職,貪污五百元以上者一律格殺勿論。
一對照起來,反差之大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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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對鋪張浪費的行為十分反感。
他在重慶各報上刊登啟事說:“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時候,一定要把不必要的應酬節(jié)省下來。”
但是聲明沒有起到什么作用,之后他仍然每天被叫去吃酒席。
全程陪同陳嘉庚訪問的侯西反先生,在重慶已經(jīng)住了六十多天,從沒有一天不被請客吃飯,有時一天兩次。陳嘉庚對于舌尖上的腐敗非常厭惡。
另外一件事情也讓陳嘉庚很震驚。
其中有一次宴請的地址選在了嘉陵賓館。
而這個地方其實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的私產(chǎn)。
陳嘉庚最初并不相信,后來孔祥熙當著他的面承認了這件事,這才讓他大吃一驚。
國民政府的官員竟然可以隨意地在私人企業(yè)的場合舉行公開活動,并且還成了官方招待所的選擇之一。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時候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了一輛車給陳嘉庚,本來是想給他行個方便。
結(jié)果陳嘉庚發(fā)現(xiàn)這個派來的司機居然敢虛報冒領(lǐng)工資,溝通無果之下只好辭退了他。
幾天之后換了個司機,來的人卻還是老一套,每天都要多給五元茶錢。
陳嘉庚十分感慨。
在重慶官場看不到抗戰(zhàn)應有的緊張氣氛,滿眼都是奢靡享受。
私下里他曾不勝感慨地說:“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把自己全部的錢財都捐獻給抗戰(zhàn)的人,看到自己的錢被這樣浪費,心中會有一種失望和憤怒。
陳嘉庚要去北方考察。
把要去延安的消息告訴蔣介石之后,蔣介石為了中傷共產(chǎn)黨、制造混亂、阻止陳嘉庚而這樣做。
蔣介石心里很清楚,如果陳嘉庚親眼目睹了延安的真實面貌,將會給國民黨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但是蔣介石的勸阻使陳嘉庚更加堅定了要到延安去的決心。
1940年5月31日傍晚大約五點半左右的時候,陳嘉庚繞過了國民黨設(shè)置的各種障礙,坐車來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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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章、蕭勁光以及邊區(qū)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和其他各界群眾三千多人熱烈歡迎了他。 給陳嘉庚第一印象的延安和現(xiàn)在的延安截然不同。
歡迎大會是在南門外面的運動場上舉行的,所有的人都坐在地面上。
沒有豪華的會場,也沒有鋪張浪費的排場,只有真誠和樸素。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在楊家?guī)X的窯洞里見了陳嘉庚。
晚飯是在窯洞外面的露天場地上的。
桌子就是一張舊圓桌搭在小方桌上,桌面凹凸不平,鋪了幾張舊報紙遮掩一下。除了白菜、咸蘿卜干外還有雞湯。
毛主席說雞湯是鄰居大娘家養(yǎng)的雞做的,本來正下蛋呢,聽說有貴客到來,大娘就悄悄地把雞殺了送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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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吃一頓飯要花八萬塊錢,延安吃一頓飯就只有一碗雞湯,兩者的差別很大。
陳嘉庚在后來的回憶中說,延安一行使他如撥開云霧見到了青天。
在南洋商界混了半輩子的人遇到什么樣的事沒見過,能把這件事用幾個字概括出來,說明重慶給他的“云霧”有多厚,延安給他的“青天”有多真實。
在延安停留的九天里,陳嘉庚見到許多令他震撼的事物。
在抗大時,看到朱德總司令脫掉大衣跟同學們打籃球,爭搶著籃球。
陳嘉庚感慨道:如果沒有親眼見到的話,我是很難相信的。貴黨上下同僚之間平等、親密無間可以做到這樣,是非常值得欽佩的。
他對邊區(qū)的治理情況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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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區(qū)的縣長是由群眾選舉產(chǎn)生的,群眾識字很少,所以用“豆子選舉”,即候選人背對群眾而坐,在每位候選人的背后放一碗豆子,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己信任的人的碗里,碗中豆子多的人就當選。
陳嘉庚聽了之后大笑說這是“豆子選舉”。
商店都是商民自己開的,政府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三年來新開墾的荒地有三百多萬畝。
社會治安很好,沒有失業(yè)的游民、盜賊、乞丐。官員貪污五十元以下的就要革職,五百元以上的會被槍斃,“犯者無情面可袒掩優(yōu)容”。
公務(wù)員每個月的工資是五元,“即使毛主席的夫人、朱總司令的夫人,也要有工作才能領(lǐng)五元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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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陳嘉庚有很多次交流的機會,每次都會有很多南洋的學生參加。
進到屋里之后隨意地找個位置坐下,暢所欲言,隨心所欲。
有一次勤務(wù)兵來晚了,看到毛主席旁邊的座位上還有空位,就擠過去坐了下來。毛主席看他坐得不舒服就把自己的身子往里挪了一下。
陳嘉庚很驚訝,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gòu)里都是看不到這樣的事情的。
陳嘉庚了解到一個令他大吃一驚的事實:國民黨對共產(chǎn)黨“歧視日深,阻撓特甚”。
步槍子彈原訂每月供八百萬粒,如約交付的只有一年,后來屢催不交,迄今已八個月無交一粒。
自抗戰(zhàn)以來,共產(chǎn)黨未收到國民黨一支步槍、一粒大炮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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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所言句句屬實,先生如不信,可向國民黨行政院要人便知。”
6月8日,陳嘉庚離開延安。
他對延安的同志們感嘆說:
“我來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jīng)四十五歲了,而且已經(jīng)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xiàn)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回到重慶以后,陳嘉庚被邀請到國民外交協(xié)會發(fā)表演說,題目就是《西北之觀感》。
把在延安所見所聞的具體例子列舉出來,說明延安在各個方面都有新的氣象。
演講在重慶受到了很大歡迎。
直接告訴全國人民:延安使我在大霧中看到藍天,希望寄托在延安。
蔣介石非常震驚,覺得非常丟臉。
一輩子想不明白為什么陳嘉庚去延安后就變了一個人,共產(chǎn)黨到底怎么“買通”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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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簡單,共產(chǎn)黨并沒有買通他,只是讓他看到真相。
重慶的浮華與延安的簡樸、國民黨腐敗與共產(chǎn)黨清廉、把華僑的錢拿來開宴、一碗雞湯就請來了遠方的客人……
陳嘉庚并不需要被“買通”,只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940年12月,陳嘉庚結(jié)束回國慰勞后,由云南前往緬甸。
他又給蔣介石發(fā)電報,請改善滇緬路的路況。
但是蔣介石沒有回電。陳嘉庚看透了蔣介石的真實面目,所以他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由原來的“擁蔣”變成了“反蔣”、“倒蔣”。
此后幾年間,陳嘉庚對于國民黨與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越發(fā)明確,最終和國民黨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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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邀請陳嘉庚赴京參加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開國大典。
1961年時他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一個對蔣介石畢生忠心的人為什么會短短幾個月之內(nèi)突然轉(zhuǎn)而站在了另一方?
答案不在陳嘉庚身上,在國共兩黨身上。
陳嘉庚對蔣介石的失望并不是因為和蔣介石之間有私人恩怨。
相反,他最初就將全部希望寄托于蔣介石身上。
但是兩個月的時間之后,在重慶所見所聞使他不得不承認:國民黨已經(jīng)腐敗到極點了。
孔祥熙等高級官員以及基層司機等各級組織都存在假公濟私、貪污腐敗的行為。
如果政府拿華僑血汗錢去搞排場,而且官員自己也不管自己,又怎么能夠帶領(lǐng)全國人民抗戰(zhàn)取得勝利呢?又怎能實現(xiàn)民族復興之夢呢?
延安的九天使他看到另一條道路,一個上上下下都是平等的、官兵一致的政權(quán),一個不向群眾索要任何東西的政黨,一個把每一分錢都用到刀刃上的隊伍。
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
陳嘉庚是商人,最清楚錢用在什么地方才是對的、什么地方不恰當。他更清楚的是把錢用來宴請人和把錢用來抗戰(zhàn)哪個政權(quán)更可靠。
有一句話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
陳嘉庚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華僑之一,也是南洋一千一百萬僑胞的領(lǐng)導人。
因此他所改變的方向就會對整個南洋華僑界對國共兩黨的態(tài)度造成影響。
回到南洋向僑胞報告國內(nèi)的情況后,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了解和認同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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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擁蔣到反蔣,陳嘉庚用了十二年的時間。
從懷疑蔣到放棄蔣,他的時間很短,不到三個月。
這幾個月里,他只吃到了重慶兩個月和延安九天的飯。
兩頓飯改變了一人一局。
陳嘉庚晚年的時候,蔣介石給了他一根手杖。
陳嘉庚一直拿著自己的手杖,并沒有用蔣介石送的手杖。
手杖有兩種選擇,就像1940年的中國擺在面前的有兩條路。
他選了自己認為正確的那一條路,再也沒有回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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