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期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辭職，這已經是該國近十年來的第七位黯然離場的首相。
一個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以這樣的頻率更替，就像一家公司每隔一年多就換一次 CEO，傻子都能看出來這家公司出了大問題。
而這樣的問題，絕不是換一個領導人就能解決的，英國人自己給這種狀態起了個名字 —— 英國病。
這個名詞最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當時用來形容英國經濟停滯與通脹并存的絕望困境，當時英國的經濟增長在西方主要國家里經常墊底，工會罷工成了家常便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福利開支像個無底洞。
當時人們還抱著僥幸，覺得這只是一場病，治好就行。
可幾十年過去，英國病不僅沒好，反而越來越重。
近十年換七位首相，這事本身就是英國病的急性發作。
它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社會、精神全方位的拉垮，從任何客觀指標來看，這個曾經統治過四分之一地球的國家，已經退到了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邊緣位置。
就像一個中等規模的島國，英國沒有足夠的資源、人口和戰略縱深，偏偏還背著帝國遺留下來的 “我們不一樣” 的心理包袱，一次又一次做出錯誤選擇，加速自己的衰落。
有意思的是，翻遍英國的重大錯誤決策，幾乎每一次背后都站著那個 “盟友屠夫” 的身影。
1945 年二戰剛結束時，英國是戰勝國，丘吉爾口中 “站在世界中心” 的國家，但戰爭早把英國打得筋疲力盡，債臺高筑，殖民地獨立浪潮興起。
法國和德國開始推進梅鋼聯營，思考怎么重建歐洲，可英國卻推出三環外交，幻想站在英聯邦、英美特殊關系、歐洲三個圈子的交匯點當連接者。
這個構想本質是自欺欺人，英國連一個圈子都站不穩，卻想當三個圈子的中心，還把英美特殊關系放在核心位置，把自己綁在美國戰車上，主動放棄主導歐洲的機會，成了美國的特等跟班。
直到 1973 年英國才加入歐共體，那時候法德已經主導歐洲議程，英國不過是個遲到的后座乘客。
1956 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是美國給英國的一記響亮耳光。
埃及收回運河主權，英法聯手以色列出兵，本想靠殖民戰爭挽回顏面，可美國卻和蘇聯站在一起，向英國施壓要求停火撤軍，艾森豪威爾政府甚至拋售英鎊，威脅切斷石油供應。
在美蘇壓力下，英軍只能屈辱撤軍，這一仗扯下了大英帝國最后一塊遮羞布，英國徹底淪為需要看美國臉色的地區性角色。
可這一巴掌沒打醒英國，反而讓它更緊地抱上了美國大腿。
1980 年代撒切爾夫人上臺，推行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革命，這場革命的劇本根本不是英國人寫的，他們請來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當顧問，把英國當成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場。
美國開出的藥方核心是拆掉工業搞金融、砍掉福利、放開資本、打壓工會，結果英國制造業占比持續萎縮，工業基礎被掏空，徹底變成了脫實向虛的金融附庸。
每一次重大錯誤背后，都站著那個 “盟友屠夫” 的身影。
2016 年的脫歐公投，是英國近現代最愚蠢的政治豪賭。
華盛頓的傳統基金會等智庫長期在英國推動反歐盟議程，投入大量資源為脫歐派輸送彈藥，特朗普更是公開歡呼脫歐稱這是偉大勝利。
美國的算盤打得明白：統一的歐洲是潛在對手，分裂的歐洲才是聽話伙伴，被削弱的英國永遠不會造反。
歐盟失去英國這個全球金融中心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整體實力必然受損；脫歐后的英國則更加孤立，對美國的安全、貿易依賴只會更深。
這就是美國希望看到的結果，而英國剛好跳進了這個陷阱。
英國病的本質，是沒完成從帝國到普通國家的心理轉換。
它像一個沒落的貴族，口袋里沒幾個錢，走路還要昂著頭，覺得腰纏萬貫的新貴都是暴發戶。
更可悲的是，它一直在被遠房親戚利用，卻從未看清對方藏著的屠夫心腸。
對方說 “這樣做對你好”，它就照做，等家底折騰差不多、利用價值耗盡，對方就再也不會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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