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務案例看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證據審查要點（中）——案例篇

本文作者：李明真

在《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證據審查原則及要點（上）——理論篇》中，筆者主要闡明假冒注冊商標罪證據審查原則。本文延續上文證據審查原則精神，將此罪名的證據審查拆分為6個核心事實，聚焦15個司法案例的裁判內容來剖析實務中的可能證據審查方向，為下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證據審查原則及要點（下）-提煉篇》做好案例指引。

目次

一、商標權利基礎證據審查；

二、侵權行為證據審查；

三、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商標的證據審查；

四、同一商品使用的證據審查；

五、非法經營數額證據審查；

六、其他問題證據審查；

一、商標權利基礎證據審查

（一）商標被侵權人是否有合法的權利基礎？

商標必須是經國家知識產權局依法注冊且在有效期內的商標。即注冊商標只有在有效期內法律才予以保護。若商標已過有效期未續展（寬展期內仍有效），或因違法被注銷，被宣告無效或撤銷（或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即便存在侵權行為，則注冊商標權利人無法主張權利。因此，辯護人此時就要重點審查書證，審查所謂被侵權人是否有商標注冊證或在商標局官方檔案進行查詢，確認涉案商標是否在有效期內且核定使用范圍是否包含涉案商品。而在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案件中，對于商標權利的基礎審查的實務意義，在于踐行“無權利則無救濟”的法律格言，以此確認權利人權利起點，避免將涉案商標核準注冊前相關的銷售金額或者數量計算在內。

案例1：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原江蘇省通州市人民法院）（2015）通知刑初字第00006號案。

裁判規則：涉案商標核準注冊前相關的銷售金額因無權利則應扣除。

關于商標是否在有效期內的爭議問題，法院認為：經審查相關證據，“MAMBO”注冊商標的有效期限自2010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止。指控被告單位南通市某公司非法制造“MAMBO”商標鐵盒的期間為2009年4月4日至2010年5月20日。法院認為，注冊商標自核準注冊之日起依法取得專用權。起訴書指控被告單位非法制造“MAMBO”商標標識的數量中，包含涉案商標核準注冊前的數量，對此部分應予剔除。

（二）行為人是否經注冊商標所有人授權許可？

商標權是商標所有人就自己的商標所享有的權利，是一項財產權，具有排他的屬性，未經注冊商標權人許可，任何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其注冊商標。而通常情況下，“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主要通過商標權人的陳述、犯罪嫌疑人及其同案犯供述、進貨渠道、涉案商品非商標權人生產或其授權生產等方面的證據證明。

但在實踐中，對于行為人經商標注冊人授權許可的證據使用通常不是權利人單方的陳述或者說明，而是用一種鑒定意見的方式，而對于鑒定意見的效力采納問題不同法院有不同觀點，主要分為否定與肯定兩種。

1.否定說：不是國家認可的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沒有法律效力

案例2：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湘04刑終273號案——假冒注冊商標罪無罪，鑒定意見不能作為有效證據采信

一審判決認為：偵查機關委托沒有鑒定資質（所謂商標權利人的代理人）的北京某公司對涉嫌商品是否假冒timberland注冊商標進行真偽鑒定，并出具了鑒定結論，該鑒定結論沒有法律效力。①偵查機關送檢的檢材是樣品的照片，北京某公司只對樣品的照片進行鑒定，并沒有依法抽取樣品進行鑒定；②北京某公司經營范圍是：市場調查、翻譯服務和知識產權代理，其不是國家認可的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也不具有相應鑒定資質的鑒定人員；③添某嵐公司對北京某公司的授權委托書也沒有明確授權北京某公司有權代為添某嵐公司進行假冒timberland注冊商標商品的真偽鑒定，系授權不明，應視為沒有授權。

二審裁定：經查，添某嵐公司在其授權委托書中已明確授權北京某公司可以向向相關機構正式出具涉嫌假冒添某嵐公司產品的鑒定結果報告。但北京某公司既不是國家認可的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又不具有相應鑒定資質的鑒定人員，其出具的鑒定意見沒有法律效力。故抗訴機關關于北京某公司受委托出具的鑒定意見應具有法律效力的抗訴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原審被告人張某辯護人提出北京某公司出具的鑒定意見沒有法律效力的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

2.肯定說（大多數情況）：采納商標權利人出具鑒定意見，肯定證據效力

實務中，大多數法院對于權利人出具的鑒定意見還是持肯定態度，如有的法院判決書載明：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關于假冒注冊商標商品及標識鑒定有關問題的批復》商標案[2005]第172號說明，在查處商標違法行為過程中，工商行政理機關可以委托商標注冊人對涉嫌假冒注冊商標商品及商標標識進行鑒定，出具書面鑒定意見，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被鑒定者無相反證據推翻該鑒定結論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將該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予以采納。由此可見，商標注冊人對假冒注冊商標商品及標識可以進行鑒定，該鑒定結論可作為證據予以采納，且商標注冊人作為商標專用權的所有人，對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及標識應具有極強的鑒別能力，所出具的鑒定意見更為真實、客觀。

雖然如此，但辯護人仍舊要對鑒定意見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等進行證據審查，詳見下篇《提煉篇）。

3.警惕證明責任無故轉移到辯方問題：因控方承擔著證明“使用商標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的證明責任，嫌疑人即便提供相關的授權證明文件，也只是對指控的抗辯，該過程并未發生證明責任的轉移。

二、侵權行為證據審查——行為人是否實施了使用商標的行為？

（一）“使用”應指“商標性使用”，應結合商標的價值綜合判斷

《商標法》第48條對商標使用作出了基礎性定義：將商標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將商標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用于識別商品來源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刑事領域得到延續和強化，但刑事認定標準更為嚴格。原《2004年知產刑事解釋》也作出了與商標法基本一致的規定，《2025年知產刑事解釋》并未對商標使用的認定作出規定?？偟膩碇v，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的商標“使用”應指“商標性使用”，應結合商標的價值理解，認定的關鍵在于商標使用方式上，是否破壞了注冊商標的識別功能，造成消費者的混淆和誤認，實踐中應當綜合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使用方式、產品的行業慣例和相關公眾的認知、必要時，還應聽取商標注冊管理部門的意見等綜合判斷。

案例3：詹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2017)粵0304刑初268號

裁判規則：因無法發揮商標的識別功能，不能認定為使用商標。

判決認為：被告人詹某翻新三星手機屏幕總成其目的是為他人提供假冒三星手機的主要配件，不具備功能的翻新手機屏幕總成必然無法再次銷售、進行市場流通。商標的基本功能在于使相關公眾通過商標識別不同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該部分經過翻新但不具備功能的手機屏幕總成即使未經許可使用商標，因其無法發揮商標識別功能，不應計入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經商標權利人鑒定上述被查扣的1602個三星屏幕總成存在故障的有823個，該部分應在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中應予扣除。

（二）商標使用合法性抗辯

并非所有的注冊商標“使用”行為都屬于“商標性使用”，如果行為人對商標的使用屬于“合理使用”，則行為人使用商標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的犯罪行為。實踐中，注冊商標的“合理使用”往往成為假冒注冊商標案件中的出罪理由，其中“合理使用”包括“描述性使用”及“指示性使用”以及注冊之前的使用（上述案例）。

三、行為人是否使用了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

刑事保護的相同商標可分為兩類，一是假冒的商標標識與注冊商標完全相同，二是假冒的商標標識與注冊商標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即基本相同。基本相同商標的認定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

《2025年知產刑事解釋》第2條在《2020年知產刑事解釋》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基本相同商標的認定規則，基本相同限于假冒的商標標識與注冊商標存在細微差別的情形，例如改變文字大小寫、間距，圖形商標僅有細微差別等。

一般來講，兩者之間如果在“音、形、義”其中一個方面不相同，就不宜認定為基本相同商標。司法實踐中，多存在在注冊商標上增加“前綴”“后綴”等內容的情形，針對此類情形，應當堅持從嚴認定原則，增加的內容僅限于描述商品通用名稱、型號等缺乏顯著特征要素的文字，且不能影響體現注冊商標顯著特征，才可能認定為“基本相同”。另外，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基本相同商標的認定，還要嚴格把握“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的這個條件，要防止突破“相同商標”的標準，將近似商標納入刑法規制范圍。在具體案件中，如果無法準確把握是否屬于基本相同商標，應該堅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不宜認定為基本相同商標。

案例4：羅某某被控在防水卷材上假冒注冊商標無罪案，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2016）鄂0102刑初257號

裁判規則：過度擴大了“視覺上基本無差別”的適用標準和范圍，不構罪。

裁判內容：公訴機關關于被控侵權商標屬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條第四款規定的“其他與注冊商標在視覺上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的商標”的主張，過度擴大了“視覺上基本無差別”的適用標準和范圍，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五名被告人雖然未經許可假冒他人商業標識，但因該商業標識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故五名被告人的行為不在刑法調整范圍之內，不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被告人的辯護人關于涉案產品上的標識與注冊商標不相同的辯護意見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納。

案例5：李某假冒注冊商標罪案

裁判規則：封裝附帶有假的商標標識的包裝盒并對外銷售的行為，不會造成混淆可能性，不構成商標侵權。即涉案商標標識的真假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成立無必然聯系。

裁判內容：李某購買的筆記本電腦為原裝正品，封裝的外包裝盒及其上附帶的商標標識為假，其封裝附帶有假的商標標識的包裝盒并對外銷售的行為，不會造成混淆可能性，不構成商標侵權。李某在商標權人生產的商品上使用商標權人的注冊商標，同樣不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由此可見，涉案商標標識為假，并非必然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因商標標識是商標的載體，主要存在于商品本身、包裝盒、封口簽、容器、說明書等有形物體上，是商標的有形體現。法律對商標權的保護主要是指保護商標與商品之間的特定對應關系，而非保護商標標識。從侵權的角度來看，商標侵權行為實質上切斷了商標與商品的對應關系，造成相關公眾對商品來源的混淆，因而被法律所禁止，與商標標識的真偽無關聯性。

四、是否在同一商品上使用

《2025年知產刑事解釋》第1條第1款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同一種商品”的認定標準，基本沿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11年意見》）第5條的規定。對于商品名稱不同的情形，需要站在相關公眾的一般認知角度，從商品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費對象、銷售渠道等要素進行綜合判斷，《商標注冊用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系判斷同一種商品的參考。相關公眾視角以及判斷要素，與商標民事判斷商品相同的標準實質上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鑒于刑事法律規范的嚴謹性，按照上述標準判斷“同一種商品”時，需要全面考慮所有判斷要素，只要其中一個要素差異大，就不宜認定為“同一種商品”。實踐中，商品名稱存在包含關系時如何判斷，例如，權利人注冊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為“肥料”，侵權商品為“有機肥料”，“有機肥料”是“肥料”的一種，從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一般認知，結合上述判斷要素，可以認定“肥料”“有機肥料”是同一種商品。

同時，“同一種商品”的比對對象?！皯斣跈嗬俗陨虡撕硕ㄊ褂玫纳唐?，以及行為人實際生產銷售的商品之間進行比較，而不能將權利人實際生產的產品作為比較對象。這是知識產權權利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注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準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對于權利人超出注冊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不予刑事保護。如甲公司作為權利人報案，但報案的侵權商標是其實際實際生產銷售的商品而非核定使用的商品，則不能認定為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

以上，未列入權利人注冊商標核定使用范圍內的商品，不應當被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的同一種商品。在視覺上具有明顯差別，不符合“相同的商標”的認定標準，也不符合可以認定為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情形，不屬于“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

五、非法經營數額的證據審查

根據《2025知產刑事解釋》第二十八條本解釋所稱“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制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已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尚未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實際銷售平均價格無法查清的，按照侵權產品的標價計算。無法查清實際銷售價格或者侵權產品沒有標價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

市場中間價計算方法：1.被侵權人已公布同種產品的官方指導零售價格；2.多商家銷售情況：3.無同種產品銷售時：若市場沒有同種被侵權產品銷售，可參考此前市場同種產品銷售的中間價格，或與侵權產品功能、用途、主要用料、設計、配置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同類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4.特殊情況處理：由專業價格認定機構進行評估認定。當事人提供的市場中間價需經執法部門審查并查證屬實后，方可作為參考。

而對于此部分的證據審查，主要可能涉及的證據類型有：1.鑒定意見；2.書證，具體包括銷售記錄、轉賬憑證、扣押清單等；3.電子數據：微信聊天記錄等；4.被告人供述；5.證人證言。以下結合案例對審查要點予以說明。

案例6：賈某、韓某、劉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二審刑事裁定書，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冀11刑終475號

裁判規則：無效鑒定（鑒定超出委托時間、鑒定人無簽名、無鑒定時間）所涉及的非法經營數額不應作為犯罪數額認定。

法院認為：“保定大磨砂王”白酒，雖然河北保定酒業有限責任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了鑒定證明書，證明該酒系假冒該公司產品，但該鑒定證明書中署名的二名鑒定人授權委托期限均自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屬無效鑒定；在被告人賈某處扣押的“叢臺窖齡”酒,雖然叢臺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鑒定證明書，證明該部白酒系假冒該公司產品，但該鑒定證明書無鑒定人簽名、無鑒定時間，屬無效鑒定；在被告人劉某處扣押的“夢之藍M6”、“夢之藍M3”白酒，雖然江蘇洋河酒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產品鑒定報告，證明該酒系假冒該公司注冊商標產品，但該鑒定報告無鑒定日期，屬無效鑒定；故以上無效鑒定所涉及的白酒價值不應作為犯罪數額認定。公安機關于2018年5月31日在劉某釗處扣押白酒并出具了扣押決定書、扣押清單，被扣押白酒涉及的河北某酒業有限責任公司、江蘇某酒廠股份有限公司、衡水魔偶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于5月24日、25日、29日出具了鑒定證明，鑒定時間早于扣押時間，上述鑒定程序違法，上述鑒定證明書不具有客觀真實性，不應作為證據使用。

案例7：韓某、郭某、雷某等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2018)川0502刑初314號

裁判規則：無法確定生產行為與行為人之間的關系的，則不應計入非法經營數額。

裁判內容：本案中查獲的其余假冒酒是由被告人韓某單獨生產，還是由韓某伙同被告人郭某、郭某林、雷某共同生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對該部分假冒酒的價值不計入非法經營數額。

案例8：詹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2017)粵0304刑初268號

裁判規則：無法發揮商標識別功能，不應計入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同此前案例）。

裁判內容：被告人詹某翻新三星手機屏幕總成其目的是為他人提供假冒三星手機的主要配件，不具備功能的翻新手機屏幕總成必然無法再次銷售、進行市場流通。商標的基本功能在于使相關公眾通過商標識別不同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該部分經過翻新但不具備功能的手機屏幕總成即使未經許可使用''商標，因其無法發揮商標識別功能，不應計入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經商標權利人鑒定上述被查扣的1602個三星屏幕總成存在故障的有823個，該部分應在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中應予扣除。

案例9：陳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2016)粵0304刑初820號

裁判規則：還未貼標，但在案證據可以互相印證，足以證明現場查獲的未貼標手機是被告人準備用于貼標制作成假冒侵權商品的的，該部分價值亦應計入本案的非法經營數額，以最低銷售平均價格計算。

裁判內容：涉案現場除了查獲帶有商標標識的假冒華為、vivo手機和未貼標的手機外，還查獲了大量的假冒華為、vivo手機后蓋、標簽等。上述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和物證可以互相印證，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現場查獲的未貼標手機是被告人準備用于貼標制作成假冒華為、vivo品牌手機的，該部分手機價值亦應計入本案的非法經營數額。

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現場查獲的53部未貼標的手機，以最低的銷售平均價格512元計算，共計價值人民幣27136元。綜上，被告人已銷售的及現場查獲的侵權產品共計價值人民幣86726元，該數額應認定為被告人陳某某假冒注冊商標的非法經營數額。

案例10：宋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2016)粵0304刑初412號

裁判要旨：有其他類型的商品應從非法經營數額扣除；若無證據證明銷售記錄，則按照中間價計算。

裁判內容：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宋某2015年3月至5月通過淘寶網銷售假冒華為p6型手機非法經營數額約為人民幣90余萬元的主要證據系淘寶網銷售記錄，然而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調取的第一份淘寶網銷售記錄中未載明銷售手機的型號，在補充偵查階段調取的第二份淘寶網銷售記錄未載明具體的銷售時間，且兩份銷售記錄沒有重疊項目，無法進行逐一對應，現公安機關已無法對該淘寶網銷售記錄進行補證，而被告人宋某辯稱該銷售記錄中還有部分其他類型手機的銷售情況，現無法進行剔除。故公訴機關該部分指控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根據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本院對被告人宋某已銷售假冒華為p6型手機金額90余萬元的指控不予支持。

關于本案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之規定，制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本案中，因被告人宋某及辯護人均無法確認具體銷售假冒華為p6型手機的記錄，并否認有銷售假冒華為p6型手機給證人連某，故關于本案假冒華為p6型手機的實際銷售價格僅有被告人宋某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佐證，無法認定，根據上述司法解釋要求應按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本案非法經營數額，深圳市價格認證中心據此作出價格鑒定意見（價值人民幣104438元）的主體、程序、實體均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案例11：丁某與范某某、林某某、許某某假冒注冊商標罪2015知刑初39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知刑初字第39號

裁判要旨：現有證據不能充分證明電子日記賬內的金額均為銷售假冒電腦硬盤的記錄，該部分金額不能計入本案犯罪金額）。

裁判內容：關于被告人丁某及辯護人對公訴機關以電子日記賬金額作為犯罪金額指控所提出的異議，經查，一、公安機關并未將所提取的電子日記賬交被告人丁某、范某、林某、許某及同案人辨認，而且被告人丁某、范某均供述該電子日記賬所記載的內容只是丁某登記有購買意向客戶的需求信息，其中丁某還供認其銷售電腦硬盤只會以發貨單作為銷售記錄，沒有其他記錄，并未供認該電子日記賬是銷售電腦硬盤的記錄。

一、公安機關未能調取被告人丁某等人在淘寶網銷售假冒注冊商標電腦硬盤記錄，不能與該電子日記賬內容吻合。三、公訴機關指控的電子日記賬金額是以專項審計報告為依據，但該專項審計報告反映的銷售金額統計期間為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期間，而公訴機關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從2014年2月起實施作案，指控作案時間與審計時間段兩者之間明顯矛盾。因此，現有證據不能充分證明該電子日記賬內的金額均為被告人丁某等人銷售假冒電腦硬盤的記錄，該部分金額不能計入本案犯罪金額。被告人丁某等人銷售假冒電腦硬盤的金額應以查獲的銷售單據金額為準，共計人民幣26278.02元。公訴機關該項指控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丁某及辯護人該節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六、主觀明知及其他問題證據審查

（一）主觀明知證據審查

假冒注冊商標罪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要求為明知，如行為人主觀上不明知，即使其實施了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也不構成此罪。主觀方面是人的內在心理的活動過程，往往犯罪嫌疑人也拒不承認自己明知，這是司法實踐面臨的難點和困惑。以下案例反映實務案例對于主觀明知的認定。

案例12：曾某、李某、陳某假冒注冊商標罪二審刑事判決書，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川01刑終302號

裁判要旨：明知生產環境、操作方式、衛生標準等也與正規廠家不同而為之，則認定為主觀明知。

裁判內容：原審被告人陳某、吳某的在案供述顯示，二原審被告人在制造假冒洗衣液的過程中明知曾某、李某未獲商標權人的許可，生產環境、操作方式、衛生標準等也與正規廠家不同，仍然實施了將與“藍月亮”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業標志使用于洗衣液商品上的行為，希望或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并因各自參與生產的行為獲取了利益，故二原審被告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案例13：被告人趙某、趙某東涉嫌假冒貴州特醇酒注冊商標二審改判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黔刑終174號

裁判要旨：無證據證明行為人系涉案主體，也無法證明形成共犯關系。

裁判內容：關于趙某、趙某東是否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行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之規定，本案中，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涉案假冒注冊商標的產品“貴州特醇酒”系趙某、趙某東生產，也沒有證據證明趙某、趙某東為該假冒行為提供了貸款、資金、賬號等便利條件和幫助行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共犯。

（二）量刑證據審查

案例14：雋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人民法院(2015)張刑初字第433號

裁判要旨：尚未造成實際損失，免于刑事處罰。

裁判內容：被告人雋某在明知新某市某有限公司取得“寶山”牌注冊商標之后，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的許可，仍然生產銷售“寶山”牌水泥，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及辯護人關于被告人雋某不構成犯罪的辯解辯護意見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鑒于被告人雋某的侵權行為，尚未給商標持有人造成實際經濟損失和案發前后，主動履行部分合同義務的事實。本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人雋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免予刑事處罰。

案例15：李某甲、黃某等犯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2016)粵0303刑初1573號

裁判要旨：被告人黃某、梅某屬進城務工的勞務人員，其法律意識淡薄，其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較輕，其已被取保候審，且能隨傳隨到，依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讓其盡快回歸社會，可單處罰金；被告人梅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單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罰金已繳納）。

以上，筆者結合15個實務案例的裁判規則以及要旨，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6個實務審查方向進行梳理。在下篇中，筆者將結合上述6個方向和15個案例中的內容，將證據審查要點落實到具體的證據類型中，并做一歸納提煉。敬請關注《從實務案例看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證據審查原則及要點（下）-提煉篇》。

李明真，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博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員，北京市監察法學會會員，京都涉企犯罪辯護與防控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京都食品藥品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明真律師 2018 年加入京都律師事務所，以辦理刑事辯護業務、刑事控告、刑民交叉業務見長，尤其在經濟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領域頗有研究。參與多起貪污賄賂犯罪、企業高管職務侵占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詐騙案、合同詐騙案、高利轉貸案、挪用資金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等案，并取得良好效果。同時在財產刑領域、刑事執行程序、申訴程序、刑民交叉領域也頗有研究，有多起案例為當事人挽回財產損失，在《中國商報》《中國律師》等期刊雜志發表專業文章，積累了大量刑民交叉及非訴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