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在一個通縮周期，有一件事是必須做的，這就是增加市場的貨幣供應。
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凱恩斯主義的選擇，通過投資和擴大財政赤字，以負債的形式在生產端上發力，創造市場需求，帶動起就業與收入，最終提高了社會總需求，傳導到消費端，形成完美的閉合。凱恩斯主義的邏輯是，在經濟蕭條時，私人部門不敢花錢也不敢投資。政府就站出來當“最后借款人”，通過發債借錢來搞大基建。政府把錢花出去，供應商賣掉了材料，包工頭拿到項目，工人拿到工資，工人再去消費，這就形成了經濟學上著名的“乘數效應”。
經濟學家會告訴你，理論上沒問題。
二是直接走需求端，這多少有點貨幣主義與自由市場派的色彩，相當爽，什么心也不操，直接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或者大規模減稅/發放消費券。運作邏輯是： 直接把錢塞進老百姓的口袋里。老百姓手里有錢了，就會去買面包、買衣服、換手機。企業一看市場上有人買東西了，為了賺錢，自然會去擴大生產、雇傭工人，于是創造出了上長升螺旋。也一樣可以實現從生產到消費的閉環。
無論哪一種方式，都要將增量貨幣注入市場，提高市場的總需求。
那么 ，問題就來了：中國適用于哪種方式。
雖然實際操作生產端與需求端的政策并行，但方向仍然是決定性的。
兩種方式各有各的問題，就中國而言，投資拉動的暗面幾乎無法回避，因為是自上而下地創造就業和需求，是指令經濟，錢花在哪很確定，能不能產生效率很不確定，投資不能帶動就業與收入，整個經濟就卡死了，成了一年復一年在堆積債務；消費拉動的好處是不會像搞基建那樣容易建出一堆沒用的“白象工程”；但發了錢很可能是“事倍而功半”，都去還債了，將債務轉移給了政府，消費一如既往。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自發秩序，對辦公室精英來說，是最大的不確定。
現在是兩條路都在走，兩條路上都有障礙，都沒走通。
根本的原因是，不相信市場。對市場有天然的恐懼，投資本應該以拉動市場需求為目的，而不是去完成某一個宏觀文件設計的計劃，那只會拉開生產與需求的口子，宏觀計劃是量力而行的事，如果前置了，那還要市場經濟干什么，這種內在的矛盾只會越調越擰巴。
如果相信市場就不要學李稻葵，去算幾倍乘數的賬，它不是個算賬的事，是自發機制，自帶乘數效應。而所謂的根本問題，是政府自己的事，是財政的錢都用在了哪，為什么沒有取之于民，形成充分的正反饋。
我們始終走著一條自上而下的路，自上的起點很確定，而下的終點很不確定，沒有勇氣走一條自下而上的路。
這其實是在重復日本當年的故事，1990年代，日本也是先走了10年“自上而下”（修大壩、修路），發現沒效果；2000年后轉向“自下而上”（給老人、兒童、全民發錢），才逐漸看到通縮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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