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周作人臨終之際吃上了“魯迅飯”，去世無人送終，最后只在廚房鋪板床度過人生終點
1943年深冬的北平灰天低垂，東黃城根胡同里一間小屋卻燈火通明。幾位被日軍強行召集的文化人圍坐爐邊，傳閱著一份剛油印出的《日本的孔子圣朝》序言。那是周作人的最新“成果”。有人壓低嗓音嘟囔：“這序言寫得油滑，可真下得去筆。”坐在角落的周作人抬了抬眼皮，沒有作聲。尷尬的炭火噼啪，兩股寒意一同在屋里蒸騰。
當時的北平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管控，報館與書局每天都在翻譯和歌頌“大東亞共榮圈”。文化人若不合作，日偽直接斷稿費、查封書店，日子立刻難捱。周作人并非鋼鐵意志者，更缺乏魯迅那股頂風罵人的勁頭。他有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家里兩個女兒都依賴他的收入，生活的繩索勒在脖子上。于是，他接受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和偽華北作家協會評議會主席的職位。職位不高，卻足以讓日偽借他的名氣粉飾太平。
對周作人而言，這看似安穩的妥協其實是套在頸上的繩索。1945年日本投降，北平萬人空巷，他卻發現自己站在隊伍的對面。熟人敬而遠之，學生避而不見，街坊背后只剩“漢奸”兩個字。那年秋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寫下的字，像刀子一樣反噬。
1949年，城頭換了紅旗。新政府忙碌于接管城市、清算敵偽余孽，也商量著怎么處置這些“文化污點”。周作人倚著舊式藤椅，一遍遍修改給周恩來總理的信——既辯解也求情。他在信里提及幼年共患難的舊事，話鋒一轉卻將責任推給形勢：“身不由己，愿以文字贖罪。”信發出的那個黃昏，他對夫人苦笑：“只盼能混口飯吃吧。”
政策的回聲來得不算刺耳。中央確定“寬嚴相濟”，對輕罪文化人先教育后使用。人民出版社很快送來一紙合同，要他翻譯希臘神話，每月預付二百元稿酬。對積欠書帳、茶水賬的周作人，這簡直是雪中炭。可真正的赦免并未到來。1958年，他鼓起勇氣申請恢復選舉權，被公文冷冰冰駁回，理由只有一句：“時機未到。”
60年代初的日子仍舊拮據，羽太信子久病成疾。醫院床位緊張，他把僅剩的手稿抵押給舊書商，換來醫療費。1961年夏天，信子去世。靈堂里，簾子被風吹得獵獵作響，鄰居偷偷張望，卻不敢進門。周作人把唯一完整的紫砂茶壺當作殯葬費，神情木然。
日子剛見微光，又迎來驟變。1966年紅衛兵抄家，他的書房遭洗劫，滿柜手稿散落院中。有人拎起皮鞭叫嚷：“寫日夷馬屁文的人，該打！”劈頭蓋臉的棍影里，八十二歲的老頭蜷成一團。待人群散去，他扶著廚房門框站不直，只能把斷裂的案板拼成一張窄床，從此夜里靠著微弱的煤油燈寫殘稿。
1967年4月26日，他在泛黃紙片上寫下遺囑，交代把未付印的《伊索寓言》譯稿交人民出版社換取稿費，“以備膳食”。半個月后，他在凌晨微雨中撒手。屋里只有一盞昏黃燈泡，案板床下堆著沒來得及退的舊書，屋外紅衛兵的口號聲漸行漸遠。火化那天，無人相送，骨灰盒由街道辦事員草草領走。
人們后來對周作人的評價依舊撕裂——學者稱他譯介世界文化有功，抗戰老兵痛斥他為日偽張目。可在他自己看來，也許最難安放的不是身后事，而是那份始終搖擺不定的靈魂：既渴望文字的自由，又害怕現實的風刀霜劍。若說他的結局是一張放在廚房里的木板床，那木板上更沉甸甸地壓著一個時代贖不完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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