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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患難之生：鄒韜奮在抗戰中》跋記

《患難之生：鄒韜奮在抗戰中》

黃國榮 著

作家出版社

從韜奮先生說起

因到韜奮基金會做事，不能不查詢研讀鄒韜奮先生的相關資料，深入了解之后，不禁為他的職業操守所震撼，思昔看今，感慨萬千。

他父親自然也望子成龍，希望他搞工科當工程師，在南洋公學他學的是機電；他逆反，偏偏愛文，就讀圣約翰大學期間就翻譯發表外國作品，給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撰稿。畢業后到紗布交易所當英文秘書兼翻譯，不久便到職教社做編輯，并兼職《時事新報》的秘書。1926年《生活》周刊創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雜志主編。當時刊物發行量只有兩千八百份，人就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職會計孫夢旦。自此，他把自己的畢生全部傾注給了這份事業，在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中求變、求新、求發展。“努力多登新穎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陳腐”，追求“有價值、有趣味”的風格，每期幾個欄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慚虛、秋月、落霞、春風等筆名撰稿。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深感國難之痛，迅速將刊物的內容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由原來的“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轉變為“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生活》周刊這個職業教育刊物瞬即變臉為新聞評述刊物，“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這正契合了全國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發行量猛增到十五點五萬份，創下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他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的新聞記者、作家、翻譯家，一面搞出版（親手創辦、主編了“六刊一報一店”，即《生活》周刊、《大眾生活》、《生活日報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五日刊、《生活日報》和生活書店，一面筆耕不輟，翻譯了《革命文豪高爾基》，撰寫出版了《經歷》《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大眾集》《坦白集》《患難余生記》等著作，身后結全集十四卷，約八百萬字。

（來源于網絡）

韜奮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去世后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自《生活》周刊始，他把辦雜志出版圖書，為民眾提供精神食糧作為一生的事業奮斗，把新聞出版當作陣地堅守。其“團結御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立場與主張，與蔣介石當時“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相悖。蔣介石很欣賞他，用盡了勸、拉、請、合、逼、打的種種手段：先派胡宗南勸其轉變立場與政府站一起；再派他同學、中統副局長徐恩曾和國民黨政要張道藩、劉健群拉他到政府做官；再委托杜月笙出面請他去南京相見；再是當面勸他加入組織；后又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要他將生活書店與國民黨的正中書局和獨立出版社“合并”“聯合”“擴股”，統一歸他掌管，確保他人生與事業雙安全。韜奮先生笑稱自己是個不識抬舉的人，他讓杜月笙轉達蔣公：“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韜奮先生如此不給面子，其命運可想而知：雜志屢遭封殺，生活書店在全國的五十五家分店被一一查封，人員被逮捕；他自己幾次上了特務捕殺的黑名單，以致全國通緝，密令就地正法。為此，他與沈鈞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獄，關押二百四十三天，六次流亡海外、他鄉，最長的歐美流亡長達兩年。他始終不屈服，永不放棄，《生活》周刊被封，《新生》誕生；再封，再創辦《大眾生活》；再封，又創辦《生活星期刊》；抗戰爆發，又改辦《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五日刊。在整個過程中還創辦了《生活日報》、生活書店，在戰爭年代就搞全國連鎖經營。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不絕如縷。

韜奮先生因何對自己追求的事業如此執著，用他的話說：“一個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業。”“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愿‘老死此鄉’。”

文學與事業是一種信仰

韜奮先生為了追求自己的事業，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怕挨窮，不怕遭埋怨，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所以他被國家公布為新聞出版界唯一的一位公祭烈士。

韜奮先生對事業的這份執著，讓我想到一個詞，叫作定力。

定力是佛教語，是佛和菩薩的十種法力之一，謂堅信精進、專為堅定之心。

佛教是一種信仰，大凡精神崇拜都離不開信仰。信仰，相信與敬仰，假若不相信、不敬仰，何談信仰？我們每個人所追求的、喜愛的精神寄托和精神事業，何曾離得開信仰？

文學也是一種信仰，它是人類精神與靈魂的另一種寄托。文學的旨意是崇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褒揚真誠，貶抑虛偽。這種旨意構筑于全人類共同、共通的心愿與情感之上，它與宗教有著某種共同與相通的內涵。立志于文學，也就把個人人生的信仰、理想與追求歸依文學，把它當作一份終生事業來踐行，這自然需要宗教教徒對宗教信仰那種虔誠，需要那種矢志不移、堅貞不屈的定力。出版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沒有國家情懷、民族情懷和民眾情懷，怎么能夠為此奉獻自己的青春與智慧？

在當下“互聯網+”時代，從事寫作的人數以億計。對這種全民寫作、全民出書的狀態，我想跟所有有志于此的寫作者做一溝通交流。

按說，有志于文學者，愿以作家為榮、以寫作為業的人，本身是對人生做了選擇。這雖不像出家人“剃度”要履行莊嚴的程序，但無疑也是一種人生抉擇與決斷。據我所知，這支隊伍中，不少人是棄官從文、棄商從文、棄教從文、棄醫從文、棄武從文……他們并不糊涂，他們清楚在原領域里付出同樣的心血，會獲得比這一行更光明的前途、更豐足的財富、更矚目的業績、更優厚的待遇，但原本的事業不是自己最熱愛最傾心的，他們愿為自己的選擇放棄按部就班、安閑自在，甘愿接受逆向挑戰，甘愿承受清貧與清苦。

既然文學在有志者心目中如此神圣，那么定力便是他追求這份事業不可或缺的一個基本素質與品格。可現實又如何呢？無論是有名的還是無名的，也不管是曾經名噪一時的還是始終家喻戶曉的，真正以文學為事業和信仰，并愿為此付出自己畢生心血，不遺余力地終生探索研究，筆耕不輟且名副其實的作家又有多少？

有的剛進門便歇手退卻，是一時頭腦發熱望錯了山、進錯了門，還是文學讓他感覺無光可沾，認定全憑自己的手藝辛勤耕耘一世清苦不值？有的成功一舉之后再也不舉，如曇花般瞬即凋謝，是自己親歷事件的巧合局限，還是一時心血來潮、偶然沖動的意外收獲？有的因何舞文弄墨、不研文學而只做文章，不從生活出發而從仕途著眼，把應景之作和獲獎證書當敲門磚，削尖腦袋去鉆營當官？有的原本很有文學天賦，寫出過力作佳作，因何為利益所惑，放棄初衷、拋棄文學，一心去編寫更能快速撈錢的影視作品？也有的因何過早江郎才盡，進入寫作衰老期，寫作壽命比體操運動員的競技壽命還短？還有一些名家，因何一部接一部地重復別人、重復自己，忽悠粉絲和讀者，對文學卻沒絲毫貢獻？批評家又因何不去尋找作家、尋找作品，而只應付人情與版面？……

凡此種種，似乎都與文學精神格格不入。

缺定力

要求每一個熱愛文學的人都必須為文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似顯苛刻。人各有志，百姓百心。選擇人生之路，是每個人的權利，誰也不能侵害。人一生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今天想做這，明天想做那；你想做官，我愿為民；你喜爭名逐利，我愛無私奉獻，那是個人的自由，不可強勉。信佛教的出家人也無法全做到虔誠如一，成佛者有之，修成正果者有之，破戒成“花和尚”者有之，半途棄佛還俗者也有之。文學更只是愛好，沒有任何戒律與約束，朝愛夕棄也無不可。然“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劉勰《文心雕龍》）。與宗教比，文學所需的虔誠應更高一個層次。因為文學沒人布道，也沒人規勸，更沒人脅迫，純粹出于個人喜愛。文學對于任何人無所要求，全憑你個人興趣與意志。假若你深愛它，對它虔誠，上下求索而孜孜不倦，百折不回而苦苦追求，它便與你親近，陪伴你一步一步登上圣殿，接近那光輝的頂點，幫你留下一個個只屬于自己的獨特足跡和永恒篇章。假若你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玩弄它，它也不會嫌棄你，只是它無法與你接近，也不知你的取向，無法與你相伴相隨，你也就不可能領略它的真諦，你只是在碼字而已。至于寫什么、寫得如何，連你自己都含糊混沌，即便借助某種外力或手段，把自己經營得名噪一時，甚至獲得這樣那樣的獎勵，但不可能長久，作品終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今天可能洛陽紙貴，明日或許廢紙一堆。

今天我們可以說不缺錢，不缺房，不缺文化，也不缺寫作條件，不缺生活資源。缺什么？缺定力。

做事沒有定力的人，好比空中的風箏，只能隨風飄搖。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定力呢？

應該不會是待遇。要說待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家大都是以寫作謀生的自由撰稿人。韜奮先生結婚后，為了養家，他只能同時給幾家報刊撰稿；流亡香港時，新創辦的《生活日報》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內地郵寄成本過大而虧損，流亡歐美借的債沒還清，范長江發現他家的窮困尷尬后，預付他《抗戰以來》在《華商報》上連載的稿費，才得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今天的作家誰還要經歷這種艱難？

也不會是寫作環境。要說寫作環境，魯迅他們那個時代最為惡劣，他們寫的許多文章只能用筆名，否則就會惹來麻煩。韜奮病重到上海治療都不能用真名，四次換醫院四次用化名，直至病逝用的都是假名“李晉卿”。今天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可謂國泰民安。在提倡依法治國的今天，寫作應該有了更大的空間，現實不是沒有言論自由，而是言論自由到了該有所收斂的時候了。

更不會是生存風險。當年魯迅與鄒韜奮兩位先生去參加被國民黨特務槍殺的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葬禮，他們兩人也在特務的黑名單上，魯迅倒是幽默地跟鄒韜奮說：今天我出門就沒帶鑰匙，沒打算回得去！今天的作家，是受人尊敬的靈魂工程師，享有很高的榮譽。別說人身受傷害，其作品的著作權和署名權都受法律保護。只要個人不去以身試法，沒有人身安全問題。

過去，魯迅、韜奮先生他們為了自由，為了國家存亡，為了民族尊嚴，冒著掉腦袋的危險用文學去捍衛自己的信仰、立場和主張，坐牢、遭槍殺的威脅，都沒有讓他們有絲毫動搖，他們像戰士一樣戰斗在文化陣地上，手中的筆桿子發揮著跟槍桿子同樣重要的戰斗作用。今天，我們又是如何面對文學事業的呢？又在如何奮斗呢？

說到底，定力是由信仰與胸懷決定的。什么樣的信仰，什么樣的胸懷，就有什么樣的定力。鄒韜奮在出獄歡迎宴會上說了一句話，他說：個人沒有勝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勝利！

他的信仰是國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國人必須停止一切內戰，團結一致抗日。為此，他愿意犧牲個人的一切。因為他心里裝著國家存亡，裝著民族安危，才把個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影響定力的根本原因，只怕是心里裝的東西太多太雜。也許外面的世界確實很精彩，誘惑人的東西實在難以抗拒。在市場經濟更顯生存競爭壓力的時下，誰都沒權利勸導別人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我所發感慨僅對有志于文學、有志于文學出版、愿以此為榮的文人、出版者而言。當你把自己的人生跟文學結緣，決意在文學上有所作為，那么你就靜下心來，學會放下，淡看一切，反觀自己，修正行為，洗禮心靈，確定好文學目標，并為此不遺余力。不管你跋涉到何處，只要你能問心無愧地跟自己說，我已經盡了自己的全部智慧與心力，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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