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榮著作集”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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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榮著作集”第三輯(8冊)正式出版!
本輯聚焦人與世界、哲學智慧、道德與政治、經典詮釋以及儒道思想等重要議題,既有對哲學本質與方法的深入反思,也有對《老子》《莊子》等經典文本的創造性闡釋。立足中國哲學傳統,回應當代思想問題,展現中國哲學的理論深度與世界意義,為理解傳統智慧的現代價值提供新的思想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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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榮華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第六屆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出版學術著作20余種,多種論著被譯為英文、韓文,在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rill等出版。主要學術兼職包括國際形而上學學會(ISM)主席、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
教育與哲學——教哲學與做哲學
從邏輯上說,“如何教哲學”與“如何做哲學”這兩個問題具有相通之處,兩者的共同點之一,在于都以“何為哲學”的確認為其前提: 無論“如何教哲學”,抑或“如何做哲學”,都基于對“何為哲學”的理解。哲學本身包含多重方面,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解說,從哲學史上看,哲學家對此確實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按其實質,哲學既具有超學科的性質,又包含學科性。作為性與天道的追問或智慧之思,哲學與具體的學科主要指向世界的某個方面、某個領域有所不同,無法限定于特定的學科。但另一方面,自從近代以來,特別是近代大學興起之后,哲學成為大學之中的具體教學分支或門類,從而開始獲得學科的性質。
作為既具有學科性,又呈現超學科性的智慧之思,哲學與“教”的關系也呈現不同方面:就其超學科的本然形態來說,哲學與“教”的領域呈現復雜關系。雅斯貝爾斯曾認為“哲學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參悟人生與世界”。這種“不能教”的判定,便源于哲學的超越學科的性質,當然,如后文將分析的,超學科的性質與“教”并非截然相對,毋寧說,它規定了哲學之“教”與知識之“教”的不同。進而言之,從哲學具有學科性、并相應地包含知識性質這一面看,它不僅包含可教性,而且這種“教”與通常之“教”也并非彼此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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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事實相關,談哲學與“教”的關系,可以在更為寬泛的視域展開,以此為前提,則即使其超學科的方面,也可以引入“教”的領域。具體而言,這里涉及“思”和“授”兩個方面。所謂“授”,主要與知識的傳授相關。如所周知,恩格斯曾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但是理論思維無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種生來就有的素質。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這里所說的“學習以往的哲學”可以理解為兩個方面,首先是哲學知識的傳授,其內容主要關乎哲學的歷史變遷,包括某個時代出現了什么哲學家,他們有何種觀點,生平如何,師承關系怎樣,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何處,其思想在哲學的歷史演化過程中居于何種地位等,了解和掌握這一方面內容,屬哲學史的知識性方面。雅斯貝爾斯曾認為:“如果將哲學視為一種客觀可知的內容,這時的哲學就已走上自毀之路,哲思活動每每在通過這一關的時候,總有一刻變成一種空洞的客觀事實而失去了它的本源。”這一論點將哲學排除在知識之外,從而實質上否定了哲學具有可教性,這一看法多少忽視了哲學的學科性質,似乎很難令人茍同。事實上,按前述恩格斯的觀點,從哲學具有學科性,并相應地包含具體知識而言,哲學無疑有可以教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哲學之可教又與“思”相關。前面提到,哲學意義上的教,包括“授”和“思”兩個方面,這里所說的“思”,主要是通過引導人們接觸哲學史上重要哲學家的經典著作,以學會哲學的思考,按其本義,前面提到的恩格斯說的“學習以往的哲學”,并不僅僅是通常意義上了解哲學通史,掌握哲學史的具體知識等,而是意味著進一步接觸哲學家的經典,由閱讀經典,重新經歷哲學家的思維歷程,具體地了解其如何提出問題、如何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問題,通過這一過程,學會如何進行哲學思維,并逐漸提高這種思維能力。可以看到,引導“思”構成了教哲學更為重要的方面,教哲學固然需要傳授哲學的知識,但更為重要的方面,是讓哲學教育的對象領悟如何進行哲學思考。這一意義上的“教”,顯然不僅僅關乎哲學的學科性,而是與哲學的超學科性有著切近的關系:哲學的超學科性本質上表現為智慧之思,以引導“思”為哲學教育的內在指向,無疑合乎哲學的這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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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哲學的以上兩個方面相關,這里同時涉及哲學本身內含的可說與不可說二重品格。如所周知,哲學史上很多哲學家認為,哲學具有超越名言、不可言說的這一面,維特根斯坦便認為,“哲學的正確方法”是:“除了能說的東西以外,不說什么事情”,“一個人對于不能談的事情就應當沉默”。以上看法已蘊含可說與不可說的區分。從形而上的層面看,其中的原理在邏輯上確乎具有超越名言這一面,從形而上的角度將世界理解為整體,則一旦對其相關對象有所言說,便意味著指向特定部分而忽略其本來具有的整體特征,馮友蘭曾以“大全”為例,論及此意:大全本是其大無外者,在對其言說之后,此言說便與大全相對,亦即成為大全的“他者”,從而,大全也就不成其為大全。這是從思辨的意義上談哲學的不可說。廣而言之,在探索世界的時候,需要注重世界或其中的某些對象對人(包括個體)所具有的意義和意味,這種意義和意味,往往非言說所能完全涵蓋,也就是說,它具有超越名言之意。
進一步看,中國哲學很早就提出“身心之學”和“口耳之學”的區分,從荀子到王陽明,都注意到了二者的不同。荀子認為,君子之學的特點在于“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這一意義上的“學”不僅僅限于口耳言說之間,而是側重于禮義規范化為個體自覺的道德意識,并進一步落實于踐行的過程。王陽明更明確地區分了口耳之學和身心之學:“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這里所說的“身心之學”,同樣側重于實際踐行,而非言說。具體來說,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往往是“行而不言”,中國哲學家便把日用常行視為把握形而上之道的重要方式,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也表明了這一點:這里的“中庸”,即以日常的活動為內容。對中國哲學而言,“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把握形而上之道,則離不開人的庸言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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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上方面相關,在哲學教育的領域,身教重于言教。事實上,在“身心之學”中,“學”和“身”便相互關聯,這種聯系包含多方面的意義。身首先引向“行”: 通常所謂“身體力行”,便表明行的過程總是和身聯系在一起,在此意義上,“身”與實踐具有內在的相關性。通過身與學、知與行的互動過程,不僅個體的言行舉止將逐漸合乎規范,而且由“身”所展現的行為本身,也可以獲得規范的意義: 所謂“身教”,便體現了這一點。“以身作則”不僅僅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而且體現于廣義的哲學教育過程: 相對于單純的言說,示范常常呈現更為重要的意義。在如何提出問題、如何解決問題方面,通過提供良好的“做哲學”的方式,便有助于受教育者實際地把握哲學思考的方式。一部深沉的哲學著作,一個嚴密而有創見的哲學文本,同時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如何思考哲學的進路,在這里,“如何做哲學”與“如何教哲學”同樣具有內在的關聯。
超越名言不僅僅需要考察說與行的關系,而且常常涉及個人的體驗過程。把握世界的過程關乎個人的“思”和“悟”,這種個體之“悟”總是包含不可言說這一面。個人的體驗固然無法以邏輯的方式教授,然而卻可以引導。歷史上,禪宗的機鋒無疑具有很多神秘的內容,但其中也隱含啟發個體如何達到對佛教義理體驗的方面。一些看似無關的對話,往往引發對話一方的頓悟,從而,這種對話也在神秘形式下涉及哲學意義上的“教”的問題。當然,從現代哲學的角度看,個人的體驗需要通過邏輯思維將所悟的內容加以凝結,使之成為一定共同體可以理解、討論的思維成果。但即使在這一過程中,“悟”也非名言所能完全限定。從這個角度來說,哲學的“教”和“思”總是有超越名言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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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方面看,在哲學層面討論“教”的問題,不能僅僅停留在單純思辨的言說之上,而是需要引導所教的對象通過身體力行去領悟哲學的深層內涵,僅僅是邏輯的言說和分析,可能不足以把握“教”和“思”的整個過程。在現實的過程中,對同一原理,有著豐富生活經歷的個體,往往要比僅僅限于書齋之中的人理解得更為深入一些,這并不是說書齋里的學人不能把握哲學的義理,而是表明,從中國哲學的傳統來看,真正意義上的深層哲學內涵,需要基于超乎言說的日用常行過程以及深切的生活經歷來理解,后者構成了把握哲學內涵的重要資源。雅斯貝爾斯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談到大學的哲學教學旨趣時,他曾指出:“學習哲學知識、參加哲學思考、使哲學轉化為日常的生活”,這是大學教學應同時具備的三個方面。這里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其中提到的“使哲學轉化為日常的生活”,這里的內在涵義是,對哲學的教與學,最后應轉化為日常生活。所謂“轉化為日常生活”,也就是使哲學由“說”到“在”,這與前面所述觀念相一致: 按其內在的性質,哲學具有超乎言說這一面,最后應落實于人的存在過程。要而言之,學習、教授哲學的過程中,一方面應把個人體驗過程融入哲學思考過程,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如何由“說”到“在”。這一教與學的過程,并不僅僅限于簡單、抽象的言說。
(節選自《哲學與教育》,該文收錄于《哲學:走向歷史的深層》)
“楊國榮著作集”第三輯(共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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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世界:以“事”觀之》
楊國榮 著
978-7-5760-6478-0
89.80元
本書旨在通過以“事”觀之,揚棄形而上學進路的各種偏向,并由此進一步提供真實地說明世界、變革世界的理論前提。以“事”這一傳統的中國哲學概念為中心,本書對如何把握世界作了多方面的理論闡釋,由此,對怎樣發掘中國傳統智慧及揭示其理論意義作了創造性嘗試,并從一個方面對中國哲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作了有說服力的具體論證,后者同時表現為關于中國哲學如何走向世界的富有啟示意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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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哲學》
楊國榮 著
978-7-5760-6380-6
89.80元
追本溯源,哲學(philosophy)的涵義與“智慧”相關,可以概括為“智慧之思”。人類在理解這個世界的過程中,除了分門別類地了解不同的領域和對象之外,還需要一種整體的視域。事實上,世界在被各種知識形態分化之前,其本身并不僅僅以分化的形態出現,而是同時呈現為相互關聯的整體。“智慧”最基本的特點便在于跨越知識的界限,從不同于分化了的知識的層面去理解真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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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走向歷史的深層》
楊國榮 著
978-7-5760-6526-8
89.80元
本書的內容既涉及元哲學的思與辨,也關乎哲學之域的諸問題;既包含對中國哲學的總體反思,也以儒道各派及其相關哲學論題的辨析為指向。無論普遍意義上的哲學審察,抑或具體問題的論辯,都試圖體現形上和形下、體與用的溝通,而邏輯分析和求其通的結合,則構成了相關研究的總體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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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政治之維》
楊國榮 著
978-7-5760-6718-7
89.80元
道德包含廣義與狹義兩重內涵,狹義上的道德主要呈現為一種與人的行為相涉的社會現象;廣義上的道德則既關乎人的行為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也與這種行為的理解和規定相聯系,后者在理論層面以道德哲學或倫理學為形態。同樣,政治也兼及人的活動以及制約這種活動的一般原則和規范。作為社會領域的相關方面,道德與政治無法截然分離;相應于此,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也具有內在的理論聯系。本書主要從理論的層面對道德與政治的內涵作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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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與經學》
楊國榮 著
978-7-5760-6775-0
89.90元
歷史地看,經學形成于兩漢,經過不同的演變階段,取得了多樣的歷史形態。在學術的層面,經學有今文與古文、考證與義理等區分;在思想和觀念的層面,則以政治意識為內涵。總體上,現代經學應當展示新的理論視域,并在相關義理的引導下,敞開經學的深沉內涵。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經典也將在理論(義理)的層面得到深入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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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中國哲學》
楊國榮 著
978-7-5760-6550-3
89.80元
從廣義上說,儒學屬于中國哲學的一個派別。以中國哲學而言,它首先表現為現為歷史與理論、生成性與歷史性的統一。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中國哲學:一方面,早先的哲學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歷史中的哲學;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中國哲學又不斷生成新的形態。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構成,儒學同樣經歷了類似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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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講演錄》
楊國榮 著
978-7-5760-6527-5
89.80元
從總體上看,以道為總綱,通過終極之道與人的存在、道與德、道法自然、為學與為道、超越既成與守護可能等問題的論析,《老子》一書展示了深層的哲學思考。道的形上追問與人的形下關切所體現的雙重向度,使形上之道與人的存在從相分走向相合,但與后期海德格爾以天、地、人、神的相互映射揚棄片面的人類中心觀念,亦即由人走向天、地、神有所不同,《老子》的邏輯秩序是道、天、地、人,亦即從道走向人。這種思路通過面向人的現實之“在”而多少抑制了對道的超驗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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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內篇釋義》
楊國榮 著
978-7-5760-6822-1
89.80元
《莊子》一書在思想內涵上應該被理解為一個整體,但在確認《莊子》一書具有整體性的同時,又可以對其不同部分作分別的考察,本書即主要從內篇的角度,對莊子哲學作了詮釋。就先秦哲學的衍化而言,莊子的關注重心首先在天人之辯。在莊子關于天人關系的討論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對人自身存在意義的關切;另一方面,又不難注意到以“天”規定“人”、將禮義文明的演化視為自然之性(人的天性)失落根源的立場。以“齊物”立論,強調“道通為一”,構成了莊子的又一哲學主張,與之相聯系的是對基于“道”的“真知”與“真人”的追求,后者進一步體現于逍遙之境。
“楊國榮著作集”已出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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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論》
《倫理與存在——道德哲學研究》
《成己與成物——意義世界的生成》
《人與世界:以“事”觀之》
《人類行動與實踐智慧》
《認識與價值》
《理解哲學》
《哲學:走向歷史的深層》
《哲學的視域》
《哲學:思向何方》
《道德與政治之維》
《歷史中的哲學》
《經典與經學》
《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研究》
《儒學與中國哲學》
《再思儒學》
《老子講演錄》
《莊子的思想世界》
《莊子內篇釋義》
《孟子的哲學思想》
《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
《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
《實證主義與中國近代哲學》
《科學的形上之維——中國近代科學主義的形成與衍化》
編輯:朱華華
制作:邢雨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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