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龍，高考與人生選擇

本文是圓方的第1539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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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天就高考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才發現，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高考已經走過了49年的歷程，再有一年就經歷半個世紀了。

因為高考一頭聯系著中學，一頭聯系著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下意識的會認為：

高考就是一次知識水平的檢測

主要的目的是“檢測”什么樣的人，適合去學什么，這樣能夠篩選出人才，避免人才和教育資源的浪費。

然而，真的是這樣的么？

大家好，我是圓方，今天我們一起聊聊：

張小龍，高考與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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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如果我們把目光調回到1977年，就會清楚地認識到，高考最大的意義并不在于篩選人才，而在于改變身份。

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農業戶口/非農戶口（商品糧戶口）兩套體系：

農業戶口:綁定人民公社，一輩子種地掙工分，沒有糧油、布票、醫療、國企招工福利； 非農戶口：國家統配糧食、副食、就業，畢業后分配國營工廠、機關工作，是體制內體面身份。

而想要農轉非（農民變市民）在1977年前渠道是極少的。

只有當兵提干、極少數招工頂替、干部特批幾個渠道。因為名額稀缺，普通人基本終身困在農村。

所以在1977年之前，絕大多數人是不相信讀書能夠改變命運的，因為讀書改變不了命運(甚至可能更差)。

即便中學成績很好，只要你出身不好，你連考大學的資格也都是沒有的。大學名額往往由公社、單位領導掌握，流行“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而1977年的高考改革，最大的變化就是身份的變化：

只要考上，甭管什么學校，入學即遷戶口，農業戶口直接轉為城市非農商品糧戶口，這樣就能跳出農村、脫離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

在階層固化、身份世襲的年代，高考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面向全民、公平可落地的階層上升通道，這就是它能改變出身身份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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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快半個世紀過去，高考還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么？

今天有一個新聞，說的是國內一個知名的考公考編機構的創始人張小龍，在人大哲學系去分享職業規劃時，跟學生對罵，上了熱搜。

據說分享的時候，他吐槽人大的同學：

“你們對新興事物毫無感知，找不到工作是理所應當，社會不該給你們工作；你們除了扎堆考公務員進體制混吃等死，沒有別的本事，你們非常差。”

他認為考公考編其實并不是這些哲學系的學生的未來的主陣地，現在可以去炒股，尤其是炒科技股，炒美股。

怎么說呢，一個考編機構老板說去人大哲學系抨擊考編，這應該也算是一種“魔幻現實主義”了。

我們先不討論他這番言論的對與錯，不如讓我們開個腦洞。

如果張小龍穿越回40年前，對于那個時候的人大哲學系學生，說出今天的這些話，他會收到到什么樣的反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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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40年前其實也是一個科技大年。

在這一年，Intel 80386量產商用。

這是全球首款民用32位通用處理器，集成27.5萬晶體管，向下兼容16位老軟件，PC從16位邁入32位算力時代。

在這一年，全球第一款量產商用筆記本誕生（IBM Convertible）。他自重5.9公斤、自帶軟驅，便攜計算機從實驗室走向民用市場。

在這一年，康柏搶先推出全球首款386整機Deskpro386，打破IBM對PC高端市場壟斷，兼容機生態全面爆發。

在這一年，微軟發布Windows 2.0，首次支持窗口疊加、桌面圖標，現代Windows桌面雛形誕生，圖形系統從試驗走向實用。

我們今天熟悉的Excel、Word最早出現，就是依托Win2.0首發落地。

在這一年，喬布斯1000萬美元收購盧卡斯影業動畫部門，皮克斯Pixar正式成立，計算機三維動畫產業自此起步，日后電影CG、3D渲染全由此溯源。

也是在這一年，道瓊斯工業指數全年大漲22.6%；

標普500：全年+14.6%（不含分紅），含股息全收益約18.6%。

特別是納斯達克科技股特別強勢，全年漲幅超20%，3月13日，微軟登陸納斯達克IPO，上市首日股價翻倍，成為當年標桿科技新股。

所以把張小龍的今天的論斷，放到40年前，似乎也十分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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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如果有人在人大哲學系的教室里說，你們應該去炒股，去炒科技股，那些學生大概會愣住。

愣住首先大概率是因為不懂，是缺乏對于世界前沿進展的認知。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在他們的認知里，人生早就有了清晰的路線圖。

1986年的大學生，考上大學那一刻，戶口遷到學校，糧油關系跟著走，畢業的時候，國家會根據專業和成績，統一分配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可能是機關，可能是大學，可能是國營工廠，不管是什么，它都意味著一個確定的位置。

一個哲學系的學生，大概率會進宣傳部門、黨校、出版社，從事一份體面的工作，按月領工資，分房子排隊。

不過即便是在這樣的確定性面前，如果那個時候，對于一個中國大學生，有一個能去美國炒美股的機會，相信那個時候90%的人也都會毫不猶豫地起身前往。

其實，我們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我們今天許多人，特別是大學生，對于科技進步的焦慮，其實是一個很奢侈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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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中國大學生是不焦慮的，而1986年的美國，大學生是很焦慮的。

那時候美國個人電腦產業剛剛爆發，金融工具越來越復雜，傳統的大公司開始裁員，很多人發現，讀了四年大學，出來之后世界變了，沒人保證你的前途。

那種40年前的焦慮

是我們今天才真正體會到的。

我們用了幾十年，走到了產業的最前面，走到了創新的無人區。前面沒有現成的路可以跟著走，身邊也沒有確定的位置等著你坐。

中國人今天焦慮，不是因為落后，恰恰是因為走到了第一排，需要自己找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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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高考，依然是一場規模浩大的社會流動儀式，但是

它承諾的東西已經變了

四十多年前，一張錄取通知書能直接置換一個城鎮戶口、一份分配工作。

今天這些外在的身份標簽早已松動，大學畢業生要自己面對市場。

那種考上了就一勞永逸改變命運的確定性消失了，焦慮便由此滋生。

但這種焦慮恰恰說明，個體有了更多選擇，社會不再只給一條路。

人們抱怨考公考編是混吃等死，可這抱怨本身，不也來自有退路嗎。

真正的絕境是連抱怨的余地都沒有。

四十年前的美國年輕人同樣迷茫，科技爆炸、金融繁榮，舊飯碗被打破，新機會看起來美好卻并不保證人人成功。

中國今天只不過進入了同樣的階段。

高考依舊在篩選，但它遞出的東西，由確定性的長期飯票，變成了開放性競技場的入場券。

這個競技場沒有地圖，需要自己去判斷風向。

有人留戀過去的確定性，有人沉迷于懷舊敘事，可世界不會倒回。焦慮是自由的副產品。

高考僅僅是起點，教育才真正回歸它的本質：

讓人擁有應對未知的能力

而這份能力

是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