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桌上，有“百萬雄兵” | 科技史

王文采（1926年6月5日—2022年11月16日），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毛茛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等科植物的分類學研究，是我國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地理學領域的引領者之一。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今天是他誕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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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植物建檔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平師范大學（現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在課堂上接觸到中國植物分類學，此后便把植物分類作為一生的事業。

這不是一門只在書齋里就能完成的學問。中國植物種類繁多，許多植物資源仍深藏于深山峽谷、崖壁林下。

此后多年，王文采背著采集工具，多次深入河北、廣西、江西、云南等地，把7000余份植物標本帶回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植物所）標本館。

有一次，死神與他只有一步之遙。那是1958年，全國野生經濟植物普查期間，王文采來到西雙版納一帶采集標本。在勐臘工作期間，他不幸感染惡性瘧疾，持續高燒不退。危急時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名年輕同志每人獻出了400毫升血，把他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死里逃生的王文采，將滿腔“熱血”毫無保留地投入到摯愛的植物事業中。

1962年，他再一次踏上云南的考察路，在那里發現了毛茛科烏頭屬植物。多年后再談起那次發現，他依然神采奕奕。“盯著前面的植物，不要看腳下的石頭。”這是王文采給同事陳家瑞的叮囑，也是自己野外工作的寫照。

山路、懸崖、雨林、疾病，后來都變成標本館里的紙頁、案頭上的記錄和植物志中的名稱。

依托長期野外工作的積累，他發現了28個新屬、1370個新種，是我國發表植物新類群最多的學者之一；提出了東亞植物區系的16個間斷分布式樣與3條遷移路線，成為毛茛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等疑難類群研究的專家。

那些被他從山野中帶回的植物，從此有了名字，也有了檔案。

▲1963年王文采院士在四川康定新都橋高山草甸上采集植物標本（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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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植物繪圖修志

野外采集的標本成為王文采書桌上的“百萬雄兵”。他在15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內默默耕耘，為國家建立了可檢索與可傳承的植物檔案。

1952年，為滿足全國植物鑒定需要，植物所啟動《中國主要植物圖說》編寫工作，王文采承擔了多個科屬的撰寫任務。

1965年，《中國主要植物圖說》被列為植物所重點任務，他負責全書統籌，并撰寫了蕁麻科、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十余科內容。

后來，他 主持編寫 的這部書被定名為《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到1983年，7冊本全部出版，共收錄中國高等植物約1.5萬種，其中9082種配有墨線圖，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圖鑒類著作，于1987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1957年王文采院士在植物所陸謨克堂206室進行《中國主要植物圖說》毛茛科編寫工作（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庫）

從1958年起，王文采便協助前輩學者參與《中國植物志》編纂，并主持編纂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等類群內容。2004年，《中國植物志》80卷126分冊圓滿完成。2009年，《中國植物志》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王文采是主要完成人之一。

常年在放大鏡和顯微鏡下凝視植物的細微結構，給王文采的眼睛帶來了巨大損傷。

2019年元宵節后，他的助手孫英寶發現，王文采發來的工作照里多了一個放大鏡。去醫院檢查時，醫生看完他模糊的左眼，又問起右眼的情況。王文采只是淡淡地說：“我的右眼啊，在10年前就已經失明了?！?/p>

十年間，王文采僅憑單眼堅持科研，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并完成《中國樓梯草屬植物》《中國唐松草屬植物》等專著。

從醫院回來的路上，王文采嘴里念叨的不是自己的眼睛，而是手頭的文稿：“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花屬植物的文稿寫完。”

后來，王文采依舊伏在那張書桌前。左眼的視力日漸模糊，他就把放大鏡貼得更近一些；標本上的細節看不清，就一點點挪動光線和紙頁。那面老舊的放大鏡，成為他晚年繼續窺見植物世界的一扇窗。

從群山深谷中取回標本，于方寸書桌間修撰鴻編，他將生命的溫度注入每一頁泛黃的紙箋。七十載辨草識木，王文采用一生的跋涉與伏案，為中國植物“上戶口”。他把自己化作草木與人間的一座橋——橋這頭是深山里的無名植物，橋那頭是科學寶庫中的永恒典藏。

百年誕辰，草木不語，他留下的萬千新種與浩瀚志書，正如繁星點亮華夏植物的天空，照見后來者前行的路。

來源：中國科學院大學

責任編輯：范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