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跨越山海的情書

僑批，這一盛行于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的民間跨國郵政金融媒介，承載著近代以來數百萬下南洋華僑華人的血汗記憶與家國情懷。在缺乏現代國家郵政體系的歷史條件下，華僑群體借助民間自發的“水客”（專門遞送僑批的民間信使）網絡，建構起跨越山海的信息與資本流通系統，并在這一過程中維系文化認同與情感歸屬。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以潮汕方言為敘事語言，以僑批為結構線索，講述阿嬤葉淑柔半生守候在南洋的丈夫鄭木生家書的故事。影片將這一微觀敘事嵌入下南洋的宏觀歷史圖景中，使僑批超越了單純的物質媒介屬性，成為文化記憶、倫理擔當與身份認同的復合載體。從傳播學視角審視，該片的意義不僅在于再現一段族群歷史，更在于它揭示了離散群體如何通過媒介實踐實現費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資料圖片

僑批的媒介性：物質載體與跨文化傳播網絡

僑批作為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民間媒介，其“銀信合一”的物質形態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傳播語法。影片中，葉淑柔收到的每一封僑批都包含匯款與家書兩個部分：匯款維系著跨國家庭的物質生存，家書則承擔著情感交流與文化傳承的功能。這種物質與符號的雙重屬性，使僑批成為連接海外與故土、經濟與情感、個體與家族的“節點性媒介”。

從跨文化傳播理論看，僑批網絡構成了一個典型的“草根全球化”案例。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潮汕、閩南地區的華僑通過“水客”建立起覆蓋暹羅、馬來亞、印尼至中國東南沿海的跨國傳播網絡。這一網絡雖不具備現代國家郵政的制度化特征，卻以其靈活性、人情味和高度的文化適應性，實現了比官方渠道更為有效的跨文化溝通。僑批穿越政治邊界、語言障礙與地理阻隔抵達潮汕老厝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傳播實踐——它是基于族群信任與血緣倫理自發形成的傳播拓撲結構。

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指出，文化記憶的保存需要“交往記憶”與“物質記憶”的互動。僑批作為物質媒介，其紙張、墨跡、郵戳乃至折疊方式都構成了“物質記憶”的符號系統。影片中，葉淑柔對僑批的珍藏與反復閱讀，正是將個體交往記憶轉化為家族文化記憶的儀式化過程。

代筆敘事與雙重離散：文化認同的協商機制

《給阿嬤的情書》最具理論闡釋空間的敘事策略，是謝南枝的“代筆”行為。這一情節設置超越了簡單的倫理劇框架，觸及離散群體文化認同的核心命題。影片中的雙重離散結構——鄭木生作為男性勞工的空間離散，與謝南枝作為異鄉女子的身份離散——構成了文化認同協商的戲劇性場域。

謝南枝最初以局外人身份進入鄭木生的生活，她不會寫漢字，不理解華僑對故土書信的情感執念。然而，她目睹鄭木生堅持在暹羅請人教授華僑子弟中文、在華人教育被禁止的困境中守護文化火種后，逐漸從文化旁觀者轉變為文化參與者。代寫僑批的行為，標志著謝南枝完成了從他者到自我的認同跨越：她不僅學會了漢字，更內化了華僑文化中的“義”的倫理——感念鄭木生的仗義善良，以半生時光替他履行對遠方妻子的責任。

從敘事傳播角度分析，代筆機制產生了獨特的“雙重聲音”效果。每一封僑批都同時承載著鄭木生的情感寄托、謝南枝的書寫勞動與葉淑柔的解讀期待。這種“作者—書寫者—讀者”的關系，使僑批文本成為一個開放的、多聲部的意義生產空間。葉淑柔在潮汕老厝中閱讀這些書信時，她所感知的“丈夫的聲音”實際上是謝南枝對鄭木生人格的理解與轉譯。這種聲音的疊合恰恰隱喻了文化認同的建構本質——認同從來不是對原初本質的復現，而是在跨文化協商中不斷生成的意義效果。

方言電影與地方性知識：文化自覺的敘事策略

《給阿嬤的情書》選擇潮汕方言作為主要敘事語言，這一語言策略本身即構成文化自覺的媒介實踐。潮汕方言保留了大量古漢語詞匯與語法特征，其音韻系統、稱謂體系與俗語表達承載著潮汕地區獨特的海洋文化、宗族倫理與商貿傳統。影片通過方言敘事，不僅實現了對歷史氛圍的還原，更完成了一種語言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自覺——讓觀眾意識到，下南洋華僑所堅守的不僅是抽象的中華傳統文化，更是具體的、帶有地方口音的文化形態。

方言電影的傳播功能具有雙重性：對內，它強化了地方族群的自我認同，使潮汕觀眾在母語敘事中確認自身的文化根源；對外，它則通過陌生化效應激發非方言觀眾的文化好奇，促使他們進入一種文化學習的傳播情境。費孝通提出，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給阿嬤的情書》正是通過方言這一文化屏障與文化橋梁的辯證統一，實現了從地方認同到國家認同、從族群記憶到人類共通情感的傳播升級。

影片中反復出現的老厝、過番、批腳等地方性意象，構成了視覺層面的地方性知識系統。導演藍鴻春對潮汕建筑空間、民俗儀式與日常器物的影像化呈現，使電影成為一部關于潮汕離散文化的視覺民族志。這種敘事策略與僑批的物質性形成互文：正如僑批通過文字與貨幣的物質流通維系跨國家庭，電影則通過影像的物質性將即將消逝的地方性知識保存為可傳播、可闡釋的文化檔案。

從文化自覺到文明互鑒：海外華人的意義生產

《給阿嬤的情書》的深層價值，在于它超越了單純的鄉愁敘事，呈現了海外華人在異質文化環境中各美其美的自覺實踐。鄭木生在暹羅陋室中請人教授華僑子弟中文的場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在殖民當局禁止華文教育的壓制性結構中，中文課堂成為文化自覺的一塊“飛地”，是離散群體維系意義世界的堡壘。

謝南枝從暹羅本地人轉變為華文教育參與者的過程，展現了美人之美的互鑒可能。她并非被動地接受華人文化，而是在理解其倫理價值的基礎上主動選擇參與；華人社群也并非排斥在地文化，而是在堅守核心文化認同的同時與異質文化和平共處。影片中，鄭木生與謝南枝的關系，由此可被解讀為一種跨文化倫理的典范：它不是基于血緣的排他性認同，而是基于共同價值追求的包容性團結。

《給阿嬤的情書》作為大眾文化產品，其功能正在于將私密的家族僑批轉化為公共的文化記憶資源，使年輕一代在觀影過程中完成對自身文化來歷的自知之明。當孫子曉偉最終理解阿嬤的守候與謝南枝的犧牲時，他所經歷的不僅是一次家族歷史的揭秘，更是一代年輕人在全球化語境中重建文化根脈的自覺歷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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