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明星學者屢破學術底線，遭到學界“圍剿”

2024年底，厄瓜多爾爬蟲學家亞歷杭德羅·阿爾特加推出了一項名為“阿爾特加物種發現基金”的募捐計劃，明確允許捐款者參與新發現物種的命名。這一做法在爬蟲學界激起強烈反彈，批評者擔憂它會讓科學命名淪為商業交易。

但命名權爭議只是冰山一角。據《科學》雜志2026年5月的深度調查，這位34歲的研究者在過去十年間描述了數十種新物種，出版了經典野外指南，被紐約探險家俱樂部評為“50位杰出人物”。然而，他同時面臨標本編號與博物館館藏不匹配的指控，被厄瓜多爾多家博物館和保護區禁止進入，許多以前支持他的教授也在疏遠他。他發表的睫毛蝮蛇新種論文被同行重新分析后認定證據不足，而過度拆分物種可能導致保護資金錯配，甚至可能在毒蛇咬傷治療中增加抗蛇毒血清誤用的風險。

在一個資金極度匱乏的學科里，一個不遵守規則的人，恰恰在保護區建設和物種保護項目上留下了肉眼可見的成果。那么，這種保護動物的熱情能否為違反科學規范辯護？

撰文 | 陳小美

2024年底，全球各地關心野生動物保護的慈善家們收到了一份不同尋常的邀請：向一個新基金捐款，為年輕研究者提供小額資助，幫助他們在熱帶發現新物種。作為回報，捐款者可以幫助新物種取名。

這份邀請來自“阿爾特加物種發現基金”（Arteaga Species Discovery Fund），創始人是厄瓜多爾爬蟲學家亞歷杭德羅·阿爾特加（Alejandro Arteaga）。他在基金官網上寫道：“如果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就很難有效地去拯救它們。”

用贊助者的名字為新發現的物種命名，在學術界有很長的歷史。阿爾特加本人就曾以好萊塢演員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伊斯蘭教宗教領袖阿迦汗五世（Aga Khan V）的名字來命名新蛇種。

但這一次，他把這種做法從隱性的學術慣例變成了公開的募捐籌碼，在爬蟲學界引爆了一場風暴。批評者擔憂，這種“付費入局”（pay-to-play）模式會誘使研究者為了吸引捐款而拋開科學嚴謹性。也有人提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潛在的捐助者是否了解，這位基金發起人在學界的聲譽并不像他的社交媒體賬號那樣光鮮？

迪卡普里奧食螺蛇（Sibon irmelindicaprioae），研究者為其取的英文俗名為DiCaprio's snail-eating snake。學名中的 irmelindicaprioae 取自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母親 Irmelin Indenbirken 的名（irmelin）和 DiCaprio 家族的姓。| 圖源：Alejandro Arteaga/Khamai Foundation

據《科學》（Science）雜志2026年5月的一篇深度調查報道，過去十年間，這位34歲的研究者已成為南美爬蟲學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描述了數十種蛇、蜥蜴和蛙類新物種，出版了厄瓜多爾最重要的幾部爬蟲學指南，擁有數萬社交媒體粉絲，還在2024年被紐約探險家俱樂部列入“50人名單”。

但阿爾特加同時也面臨學術不端的指控，被禁止進入厄瓜多爾部分博物館館藏和生態保護區，許多曾經支持他的教授和同事也紛紛與他保持距離。批評者說，他發表的一些新種描述在學術上站不住腳，人為地制造了“分類學通脹”，不僅浪費了稀缺的保護資金，甚至可能在毒蛇咬傷的治療中造成致命后果。

第一道禁令

阿爾特加出生在委內瑞拉，在該國西部山區城市梅里達度過了童年。那里被茂密的森林環繞。他的父親是攝影師，母親是畫家。15歲時，他得到了人生中第一臺相機，開始跟隨一些動物保護人士進入山林拍攝野生動物。

家庭后來移居厄瓜多爾。17歲那年，阿爾特加做了一件讓他在分類學上嶄露頭角的事：他在一片竹林中發現了一種此前未被描述過的蛙類。他把標本帶到厄瓜多爾天主教大學（PUCE）的動物博物館，并在那里注冊成為本科生。這種蛙后來被正式命名為 Pristimantis bambu，以它棲息的竹林命名。

“在生命之樹上添加一個新的有機體，”他后來對《科學》雜志回憶說，“能夠以某種方式超越自我，意識到自己留下了一個痕跡，哪怕很短暫，這種感覺很好。”

PUCE 爬蟲學館長奧馬爾·托雷斯-卡瓦哈爾（Omar Torres-Carvajal）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有才華的學生，有走很遠的潛力，”他說。

然而，阿爾特加的熱情，很快就導致了他與這所大學的第一次沖突。2011年的一個下午，博物館工作人員發現他未經許可，翻閱了爬蟲學館藏標本。阿爾特加解釋說，他是在為一本計劃撰寫的野外指南搜集資料。但在工作人員看來，這一違規性質嚴重，因為這些珍惜標本可能因此受損甚至丟失。后來，他被禁止進入館藏。

這道禁令“傷害至深”，阿爾特加回憶。不過，他還是完成了 PUCE 的本科學業，并爭取到另外兩處厄瓜多爾爬蟲學館藏的使用權限，得以繼續推進那本野外指南的撰寫。2013年，這本《明多的兩棲動物與爬行動物》（The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of Mindo）出版，展示了在厄瓜多爾發現的48個物種的照片，如今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

回過頭看，與阿爾特加合作過的研究者們認為，2011年的博物館事件已經暴露了此后貫穿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兩個特質：一種對分享爬蟲學熱情的不懈驅動力，以及一種為了推動保護事業而違反科學規范、走倫理捷徑的傾向。

塑料袋里的蛇：生態旅游的代價

2014年，阿爾特加參與創辦了一家名為“Tropical Herping”的生態旅游公司。這個模式很快運轉起來：讓世界各地的爬蟲愛好者付費，跟隨研究者深入熱帶雨林，親眼目睹野生動物的拍攝和新物種的搜索。公司的精美照片和新發現很快登上了《國家地理》雜志等大刊。除了運營一支攝影團隊，Tropical Herping 還在南美、馬達加斯加和斯里蘭卡組織野外考察旅行。

但公司的擴張引發了與厄瓜多爾 Ecominga 基金會的沖突。后者是非營利組織，管理著多個生態保護區。2020年12月，Ecominga 致信 Tropical Herping，宣布禁止該公司進入其名下的所有保護區。信中給出的理由是，該公司工作人員在未獲得必要授權的情況下進入保護區，并拒絕“尊重且合作地”與基金會的護林員和科學家共事。

幾乎同一時期，一場更棘手的爭議浮出水面。保羅·伯特納（Paul Bertner），一位曾隨 Tropical Herping 參加考察的野生動物攝影師，在他的個人網站上撰文指控該公司團隊虐待動物。據他描述，爬蟲學家們將采集的動物裝進塑料袋，塞在酒店床底下放置數日；在拍攝時，他們以折磨性的方式擺弄動物的姿勢，以獲取視覺沖擊力強的照片。

這些指控在野外生物學圈子里引發了不安。伯特納說，這場爭議暴露了一個令人不適的問題：某些爬蟲學愛好者是否在以“科學研究”為借口，來滿足他們對攝影的追求。

阿爾特加承認，他的團隊當時確實年輕，在處理動物時方式粗暴。他說這場爭議帶來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不僅改變了他本人，也改變了厄瓜多爾爬蟲學界拍攝野生標本的方式。但對于 Ecominga 的指控，他的反應截然不同。他稱其為“徹底的荒謬”，認為這些指控源于 Ecominga 董事會中的科學家，后者不希望在新種描述的學術競爭中面對他這個對手。隨著指控在圈內傳播，版本越來越走樣。“有些人聲稱我在跟野生動物販運者合作，”他說，“這個謠言是從哪里、怎么扎根的，我至今不知道。”

經歷了這些風波后，阿爾特加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做生態旅游向導。2023年前后，他離開了 Tropical Herping，轉向一家名為“Khamai 基金會”的保護非營利組織。

用名人的名字給蛇命名

此后，阿爾特加的公眾影響力不降反升。在社交媒體上，他抓握色彩斑斕的蛇類、穿行于密林中的照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他出版了第三本著作，一部關于厄瓜多爾爬行動物的大部頭指南，并接連發表論文，描述他聲稱發現的新物種中的一部分。2024年，紐約探險家俱樂部將他列入“50人名單”。在隨名單附上的一篇短文中，阿爾特加寫道：“我將每一天都當作一項使命來對待：盡可能多地拯救和發現物種，同時激勵他人踏上類似的旅程。”

2023年初，阿爾特加和同事在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和巴拿馬的雨林中描述了5種新的食螺蛇。這些無毒蛇以捕食蝸牛和蛞蝓為生，棲息在濕潤的熱帶樹冠層中。其中一種被命名為 Sibon irmelindicaprioae，可暫譯為“迪卡普里奧食螺蛇”，取自好萊塢演員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母親的名（irmelin）和他家族的姓（DiCaprio）。另有睫毛蝮蛇（一種以眼睛上方的睫毛狀鱗片聞名的毒蛇）新種以阿迦汗家族成員 Prince Rahim Aga Khan 命名。

Rahim's Eyelash-Pitviper（Bothriechis rahimi sp. nov.）活體標本，采自厄瓜多爾 Esmeraldas 省 Tundaloma Lodge。該物種是 2024 年睫毛蝮蛇系統修訂論文中新描述的物種之一，紀念 Prince Rahim Aga Khan。| 圖源：Evolutionary Systematics

阿爾特加為這種命名策略構建了一套邏輯：通過將知名人物的名字與新物種綁定，可以讓環境保護議題更容易獲得公眾關注。

2024年底，他把這個做法推到了極端。他與厄瓜多爾前總統羅薩莉亞·阿爾特加（Rosalía Arteaga，同時也是他的姑婆）聯合發起了“阿爾特加物種發現基金”，目標是籌集1000萬美元，資助全球100名35歲以下的分類學家，每人可獲得數千美元的研究資助。據《科學》報道，當時方案為每人資助2000至10000美元。

基金的募捐方案中，明確寫入了一個條款：捐款者有機會參與新物種的命名。

學界的反應很激烈。得州大學泰勒分校的爬蟲學家威廉·拉馬爾（William Lamar）對《科學》雜志說，雖然分類學的資金問題確實存在，但“向富人和名人灑下站不住腳的榮譽頭銜，不是應對這個問題的明智方式”。

反對聲浪最終迫使阿爾特加修改了基金的條款。“拉丁美洲分類學界還沒準備好接受這個，”他說。網站上的新措辭變成了：捐款者將在研究論文、新聞通稿或紀錄片中獲得致謝，“在作者全權決定下”可能獲得以他們的名字命名新物種的機會。

但他依然認為這是一次錯失的機會。厄瓜多爾的分類學和保護資金“是個笑話”，他說。命名權拍賣本可以填補這個缺口。“要么這樣做，要么物種不被描述、不被拯救。”

5種新蛇和一場方法論之爭

阿爾特加的公眾聲望在上升，但他最受爭議的學術成果正在接受同行的拷問。

2024年2月，他和同事在期刊《進化系統學》（Evolutionary Systematics）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對睫毛蝮蛇進行了系統修訂。睫毛蝮蛇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鮮艷的色彩和眼睛上方獨特的睫毛狀鱗片聞名。論文描述了5個新種，將已知的睫毛蝮蛇種數幾乎翻倍。這個結論引起了大量媒體關注，但也招來了爬蟲學界的疑慮。

阿爾特加手持酒精保存的 Bothriechis 標本。| 圖源：David Jácome/Khamai Foundation

睫毛蝮蛇因眼睛上方的“睫毛狀”鱗片得名，部分厄瓜多爾云霧林種群缺少明顯“睫毛”，是研究者懷疑存在新種的線索之一。| 圖源：Lucas Bustamante and Jose Vieira/Khamai Foundation

質疑集中在方法論上。這篇論文嚴重依賴線粒體 DNA 分析來區分近緣物種。線粒體 DNA 是細胞中一種獨立于細胞核 DNA 的遺傳物質。它分析成本低，對厄瓜多爾這樣科研資源有限的國家尤其有吸引力。但許多研究者認為，僅憑線粒體 DNA 并不能可靠地區分親緣關系很近的物種。得州大學泰勒分校的爬蟲學家拉馬爾把話說得更直白：“如果把同樣的 DNA 方法用到人類身上，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就會被認定為新種智人（Homo sapiens）。”

2024年10月，墨西哥獨立爬蟲學家哈科博·雷耶斯-貝拉斯科（Jacobo Reyes-Velasco）在期刊《爬蟲動物學》（Herpetozoa）上發表了對這篇論文的重新分析。他重新檢驗了阿爾特加團隊的數據，重新做了物種界定和形態學分析。他的結論是：阿爾特加描述的大部分新種證據不足，應被視為同物異名（即它們實際上是已知物種的變體，而非獨立物種），最多只能算作亞種。

Reyes-Velasco 使用 DELINEATE 重新分析 Bothriechis schlegelii 復合群，認為部分新命名類群證據不足，可能應被視為同物異名或亞種。| 圖源：Herpetozoa

這種將已知物種拆分為大量可能站不住腳的新種的做法，在分類學中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分類學通脹”（taxonomic inflation）。研究者們說，分類學通脹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它還會產生兩個層面的實際危害。

第一個是保護資金的錯配。如果一個原本分布廣泛、種群健康的物種被拆分成多個看似分布狹窄、數量稀少的“新種”，保護機構就可能將有限的資金投向那些實際上并不需要幫助的種群，而真正瀕危的物種反而得不到資源。

第二個后果更為直接，甚至可能致命。全球每年有大量的毒蛇咬傷事件，治療的關鍵是給患者注射與相關蛇類或毒素類型盡量匹配的抗蛇毒血清。一旦分類學上的混亂加劇了物種鑒定的困難，就可能增加血清誤用的風險。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進化生物學家戴維·希利斯（David Hillis），一位長期批評過度使用線粒體 DNA 方法來鑒定新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物種的學者，對《科學》雜志說：“人們似乎想通過創造新名字來引起對自己研究的關注。”他評價阿爾特加的做法“令人失望”（disappointing）。

阿爾特加對此有自己的辯護。他承認那篇睫毛蝮蛇的論文“不完美”。但他指出，線粒體 DNA 方法成本低廉，對于厄瓜多爾這樣資源受限的國家來說，這是研究者能夠負擔得起的為數不多的工具之一。他還說，他描述的多個蛙種后來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認定為瀕危，而 IUCN 的認定往往是一個物種獲得實際保護資源的重要一步。命名一個新物種，“聽起來可能無關緊要”，但“它讓我和保護組織更容易獲得保護這個物種的資源”。

不存在的標本

讓阿爾特加在學界更難自辯的，是圍繞標本管理出現的一系列指控。

2023年12月，阿爾特加向厄瓜多爾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學（USFQ）動物博物館提出請求，希望將他采集的5條咖啡蛇（Ninia屬，因常見于咖啡種植園而得名）標本存入館中。厄瓜多爾法律要求研究者必須持有采集和運輸許可證，并將標本存放在經認證的館藏中。USFQ 博物館館長迭戈·西斯內羅斯（Diego Cisneros）以許可證手續不全為由，拒絕了這一請求。他說，缺乏許可文件的標本“在法律范圍之外”，可能讓整個機構面臨處罰。

僅僅幾天后，阿爾特加和一位合作者就在期刊《進化系統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宣布發現了一個新的 Ninia 物種。論文中稱，研究者分析的標本之一存放在 USFQ 博物館。但當博物館工作人員核對時，他們發現論文中列出的標本鑒定編號，在館內找不到任何對應記錄。

至今，這個所謂的標本從未出現過。

厄瓜多爾西部的 Ninia schmidti 與新種 Ninia guytudori 活體側面照。| 圖源：Evolutionary Systematics

西斯內羅斯將這一情況報告了厄瓜多爾環境部。2025年，博物館又提交了一份新的投訴，因為他們得知阿爾特加聲稱自己是在與 USFQ 合作的框架下，使用一份許可證采集了他后來想存入基多蛙蜥館（Quito Vivarium）的蜥蜴標本。博物館表示這不可能是真的，因為他們早在2023年就已終止了與阿爾特加的合作。

基多蛙蜥館的遭遇是另一個例證。2025年3月的一天，阿爾特加把裝著183只蜥蜴標本的罐子送到了這家小型動物園和研究中心。但館長瑪麗亞·埃萊娜·巴拉甘（María Elena Barragán）發現隨附的手續文件不完整。她在電話中向阿爾特加詢問，但他對手續問題含糊其辭。巴拉甘越來越不安。她向厄瓜多爾環境部報告了此事，得到的回復讓她更加焦慮：一位官員告訴她，僅僅存放這些標本就可能使她面臨法律追究。那些罐子變成了一顆“定時炸彈”。

“我陷入了抑郁，”巴拉甘在2025年底對《科學》雜志說。

面對這些指控，阿爾特加的態度出人意料。他承認在咖啡蛇論文中沒有遵循正確的標本編號程序。但對于標本手續上的違規，他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解讀框架。

“這是我表達不同意的方式，”他認為那些官僚化的“形式主義阻礙了科學的進步”，給保護工作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礙。他稱自己是在“反抗”，即使這意味著面臨政府制裁或學術機構的處罰，“我也不會彎腰”。

“如果我是第一個倒下的，那就這樣吧。”

對于阿爾特加曾經最親密的學術盟友胡安·瓜亞薩明（Juan Guayasamín）來說，那是一段漫長的幻滅過程。瓜亞薩明是厄瓜多爾圣弗朗西斯科大學的爬蟲學家。在阿爾特加被 PUCE 禁入館藏之后，是他接納了這個年輕人，在 Tropical Herping 與他共事，合作出版了加拉帕戈斯群島野外指南。他說，他曾經把阿爾特加行為上的問題歸因于年輕人的沖勁和缺乏經驗。

然而，2023年的咖啡蛇事件改變了一切。

“當我意識到他走得太遠，已經太晚了，”瓜亞薩明對《科學》雜志說。“亞歷杭德羅不明白，做科學意味著遵守游戲的基本規則。他就好像生活在一個平行現實中。”

一門正在滅絕的學科

阿爾特加的辯護有一個難以忽視的前提。

分類學，這門以發現、描述和命名物種為使命的學科，在全球范圍內都面臨著資金極度匱乏的困境。在南美，情況尤為嚴峻。研究者擔心，許多物種還沒有被描述就可能消失。“分類學在南美正走向滅絕，”阿爾特加對《科學》雜志說，“恰恰是在最需要它的時候。”

在這種背景下，物種命名權應該遵循怎樣的倫理邊界？這個問題至今沒有權威答案。國際動物命名法規委員會（ICZN）為全球的動物物種命名提供規則框架。它有一份倫理附錄，規定作者應當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冒犯的名稱。但 ICZN 本身不是法律機構，對其規則的遵守是自愿的，委員會沒有執行倫理標準的權力。

阿爾特加的保護成效是真實的。他創立的 Khamai 基金會管理著厄瓜多爾的阿勒昆（Arlequín）保護區和皮塔拉（Pitalala）保護區，前者保護著明多丑角蟾蜍（Atelopus mindoensis）等瀕危物種，后者旨在抵御厄瓜多爾亞馬孫雨林中的金礦威脅。他描述的多個蛙種被 IUCN 列為瀕危，由此獲得了切實的保護資源。至少可以確認，他在保護區建設和物種保護項目上確實投入了實際行動。

厄瓜多爾亞馬孫上游 Jatunyacu 河沿岸的非法采金活動。| 圖源：Ivan Castaneira/Khamai Foundation

但他曾經的導師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科學和保護永遠是攜手并進的，”瓜亞薩明說。“但如果一個人失去了信譽，整個結構都會倒塌。”

在接受《科學》雜志的視頻采訪時，阿爾特加坐在他位于厄瓜多爾森林深處的木屋陽臺上。他語速緩慢，聲音低沉，每個句子都像是先在腦中測試過才說出口。當問題觸及敏感地帶時，他的眼神會變得謹慎，氣氛也隨之改變。

他在那片森林里做的事情，是真正在保護物種，還是在學術灰色地帶中越走越遠？抑或兩者同時為真？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和那些尚未被命名的蛇一樣，仍然隱沒在雨林的樹冠深處。

參考資料

[1] Humberto Basilio (2026). Did this scientist go too far trying to save Ecuador's wildlife? Science.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did-scientist-go-too-far-trying-save-ecuador-s-wildlife

[2] Arteaga, A. et al. (2024). Systematic revision of the Eyelash Palm-Pitviper Bothriechis schlegelii (Serpentes, Viperida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five new species and revalidation of three. Evolutionary Systematics, 8(1), 15-64. https://doi.org/10.3897/evolsyst.8.114527

[3] Reyes-Velasco, J. (2024). A revision of recent taxonomic changes to the eyelash palm pitviper, Bothriechis schlegelii (Serpentes, Viperidae). Herpetozoa, 37, 305-318. https://doi.org/10.3897/herpetozoa.37.e131965

[4] Arteaga, A., & Harris, K. J. (2023). A new species of Ninia (Serpentes, Colubridae) from western Ecuador and revalidation of N. schmidti. Evolutionary Systematics, 7(2), 317-334. https://doi.org/10.3897/evolsyst.7.112476

[5] Arteaga Species Discovery Fund. https://arteaga.org/

[6] Khamai Foundation. https://www.khamai.bio/

[7] The Explorers Club 50 (2024). Alejandro Arteaga. https://50.explorers.org/community/alejandro-arteaga/

[8] Bertner, P. Last post. https://pbertner.wordpress.com/last-post/

[9]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ICZN). 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Appendix A: Code of Ethics. https://www.iczn.org/the-code/the-code-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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