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65年4月，原華東局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病故后，陳丕顯開始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并于同年11月正式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這位時年49歲、被鄧小平親切稱為“阿丕”的書記，是當時最年輕的省級黨委第一書記之一。
陳丕顯
1966年“運動”爆發后，上海作為經濟重鎮和華東局所在地，局勢尤為復雜敏感。面對日益混亂的局勢，陳丕顯的首要任務是盡力維持上海的生產和社會秩序。9月30日，陳丕顯打電話到北京，了解到中央對“運動”的總體精神是“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產，把當前的經濟形勢扭轉過來”，他迅速將這一精神傳達給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并著手采取穩定措施。然而這些力圖恢復秩序的努力，與當時“造反有理”的激進氛圍格格不入，并很快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的注意。
1966年10月，陳丕顯被江青叫到北京，江青試圖拉攏這位掌握著上海實際權力的“少壯派”書記，希望他能配合自己在上海的布局。陳丕顯卻以身體不好為由，婉拒了江青的拉攏，這次拒絕，成為他政治命運急轉直下的關鍵節點。
不久以后，在張春橋等人的直接策劃和破壞下，陳丕顯被定性為“走資派”，成為被打倒的對象。隨后上海的奪權行動緊鑼密鼓地展開：1967年1月4日，《文匯報》被造反派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被奪權。輿論陣地失守后，造反派對黨政機關的全面奪權已不可避免。
1967年1月12日凌晨，上海市委大樓被造反派層層包圍，口號聲、砸門聲、玻璃碎裂聲交織在一起。此時陳丕顯在辦公室內接到了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周恩來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然而僅幾個小時后，陳丕顯就被造反派抓住，并被押往在人民廣場召開的幾十萬人大會現場。這一天，標志著上海“一月奪權風暴”達到高潮，也開啟了陳丕顯長達8年的囚禁生涯。
陳丕顯（右）
2月16日，在陳丕顯被關押一個多月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譚震林在會上問張春橋：“春橋同志，陳丕顯為什么不讓來北京？”
張春橋陰陽怪氣地回答說：“群眾不答應啊！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譚震林聽后大怒：“什么群眾，群眾？老是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呢！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么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最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與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發生了激烈爭執，并痛斥他們亂黨亂軍。此事后來被林彪、江青一伙誣蔑為“二月逆流”，他們借此對老同志們進行了更嚴厲的打擊。陳丕顯的遭遇，成為了觸發這場高層抗爭的“引信”之一。
譚震林
1974年9月9日，被關押7年的陳丕顯在兒子陳小津的勸說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時常想念著您老人家，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
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
8天后，毛澤東對陳丕顯的信做出批示，內容大意是陳丕顯的問題“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批示下達約兩個月后，專案組通知陳丕顯可以回家了。
1975年夏天，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開始著手解放和安排一批老干部。在鄧小平的親自關心下，陳丕顯恢復了中斷近9年的組織生活。
鄧小平和陳丕顯
9月29日，鄧小平請示毛澤東說：“陳丕顯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為市革委會副主任。我的意見，他還年輕（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慮：先調來北京，然后分配到哪個省去工作。”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不久以后，陳丕顯正式出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運動”結束后，陳丕顯歷任云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等職，他在湖北工作期間，積極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當地的撥亂反正和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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