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 | 破解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難題

當前，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制約涉外法治人才脫穎而出的瓶頸難題。為滿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和涉外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應加快完善人才培養機制，改革創新法學教育體系，讓更多涉外法治人才脫穎而出。

原文 ：《破解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難題》

作者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 杜濤

圖片 |網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2023 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提出要加快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精通國際法、國別法的涉外法治緊缺人才。為此，教育部專門編制了《加快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工作方案》。2023年12月，教育部辦公廳、中央依法治國辦秘書局聯合發布《關于公布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創新基地（培育）名單的通知》，在全國設立51家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創新基地（培育）。2025年，全國首批19所高校招收的法律博士項目中，很多都專設了涉外法治方向。近年來，一些省市自治區也設立了地方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項目。

經過各方面近幾年的努力，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制約涉外法治人才脫穎而出的瓶頸難題。全國范圍內現有涉外法治人才的數量和質量都難以適應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歷史進程，遠遠不能夠滿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和涉外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

當前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制度性障礙主要體現在“三大脫節”：即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脫節；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的脫節；人才培養與人才選拔使用的脫節。這“三大脫節”的直接表現形式就是“三大考試”（法考、考研和國考）。筆者認為，“三大考試”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國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和使用。

中央有關部門也意識到現行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2025年印發了《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以下簡稱《方案》），對深入推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工作作出系統部署。《方案》提出，建立統籌協調機制，建設國家人才供需對接大數據平臺；創新目錄管理機制，縮短調整周期，加強研究生、本科、高職三類學科專業目錄協同聯動等。

但上述調整優化方案并非專門針對法學學科專業，無法有效解決當前法學教育面臨的特殊問題。筆者認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在體制上對現有法學教育進行改革。

第一，必須解決法學高等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之間脫節的問題。建議把高等學校法學教學與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統一起來，建立教學與考試的有機銜接機制。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司法部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協調委員會在人員組成和工作機制上必須進行統一協調；提高法學教育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涉外法治課程在法學教學和職業資格考試中的比重。

第二，高等學校法學教育必須進行徹底改革，施行本科與研究生貫通式培養。無論是英美法系的美國還是大陸法系的德國，法學教育都實行一站式貫通培養。可以考慮逐步取消學術型法學研究生教育，將研究生教育逐步統一為實務型法律碩士（JM）教育，并將學制縮短到1-2年，將法律碩士教育與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掛鉤。具體做法是：法學本科畢業生必須參加第一次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消現有的法學研究生保送生制度和研究生入學考試制度，將第一次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成績作為各高校招收研究生的選拔標準。法律碩士研究生入學后經過一年的學習和實習后，可以參加第二次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通過后取得職業資格證書。其中，優秀的學生可以根據兩次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成績申請攻讀博士學位。

第三，成立專門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國家涉外法治學院。在現有法學教育和人才選拔機制下，僅依靠現有的高校辦學方式進行內部調整，很難完全實現黨中央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工作的要求。改革現有法學教育制度并非一日之功。因此，短期內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在現有體制之外開辟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特區”，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建議借鑒國家會計學院的模式，成立專門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國家涉外法治學院，可以根據分工不同，分別依托原司法部直屬五大政法院校，設立國家涉外法治學院，并將其全部納入國家“雙一流”建設范圍。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3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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