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中、美、俄大三角的“隊形”已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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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對待與俄、美的大國關系，中國不存在“非此即彼”

短短一周內，美俄元首相繼訪華。美國政商領袖與俄羅斯能源、核能、航天等領域重磅人物密集到訪，使中國置身大國關系互動的聚光燈下。這一罕見外交場景，折射出的不僅是中國外交的熱度，更是國際關系格局和世界秩序運行邏輯的深層變化。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俄“大三角”的“隊形”已不同以往，但中國并非大國博弈中的選邊者或“勝負手”，而是正超越傳統地緣博弈窠臼，扮演新型國際關系構建者的角色。

左圖為2026年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歡迎儀式上與中方人員握手。右圖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圖源：Getty Images。

鄭永年教授指出，今天，中、美、俄“大三角”仍是影響世界格局的重要變量。但三國之間的“隊形”已經發生變化——中國在很多方面已處于類似二戰后美國的位置；俄羅斯則有點像冷戰時期的中國，處于第三位。

更重要的是，大國外交的目標也已經發生變化。不同于冷戰時期以大國制衡為核心的邏輯，中國今天的大國外交目標，是在最低程度上推動結束戰爭、解決沖突，在中等程度上推動和平發展，在最高程度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也同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危機相對應。在確定性日益稀缺的時代，中國正在成為一種新型的、新興的國際關系構建者，為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這也是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中等國家領導人密集同中國互動的深層原因。

隨著中國角色越來越關鍵，鄭永年教授強調，中國不會把自己視為大國博弈中的“勝負手”，中國外交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中國既同俄羅斯保持良好關系，也同美國發展關系，致力于拉近三方關系。中國正跳出西方“零和博弈”的國際關系思維桎梏，營造多贏局面。

在他看來，俄羅斯此次派出的代表團，與特朗普訪華時帶來的團隊，在精神內核上高度一致。雙方帶來的，都是各自具有比較優勢領域的代表。中俄全面深化關系，不僅是政治關系的深化，也包括經貿關系的深化。中國對俄講“背靠背”，對美講“互相成就”，二者表述不同，但精神內核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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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俄“背靠背”需要更實質的利益紐帶

俄烏沖突仍未破局，伊朗戰事牽動全球能源安全，日本再軍事化引發地區警惕，全球安全格局正處在二戰后少有的復雜階段。在此背景下，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與俄羅斯“背靠背”，并非西方所渲染的“中俄聯盟針對第三方”，而是共同關注二戰后的國際秩序的維護。

2025年5月9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方隊參加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式。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俄烏沖突能否真正“破局”，根本上仍取決于俄烏當事雙方對短期損失和長遠利益的戰略判斷。當前，俄烏已疲憊不堪，或許正處于尋求破局的機遇期。中國不是當事方，能做的就是幫助促成雙方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長遠利益。需要強調的是，烏克蘭問題與臺灣問題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即便臺灣當局配合西方對華負面敘事，烏克蘭也應當清楚中國的主權底線，不會觸碰這一問題。

西方渲染所謂“中俄聯盟針對第三方”，本身是一種錯誤認知。當前，全球安全風險正不斷溢出。在這一背景下，中俄在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反對軍國主義等核心問題上的共同態度更加突出。此前2月，王毅外長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進行戰略溝通，雙方在涉日問題上達成高度一致。對此，鄭永年教授指出，俄羅斯在日本問題上不僅關注國際秩序，也有自身利益考量，例如北方四島問題。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強調，戰略協作要真正穩固，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和安全層面，還必須有更厚實的經貿基礎。俄烏沖突后，俄羅斯在能源出口上面臨不小壓力。

鄭永年教授認為，對俄羅斯而言，核心問題并不只有在能源“牌桌”上爭取更大議價空間，如何實現經濟多元化同樣關鍵。而完整的民生經濟體系正是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所在。中俄關系要進一步做厚、做實，關鍵在于通過更多交往和更實質性的利益紐帶，化解雙方內部存在的“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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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特朗普此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尼克松訪華

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時隔九年再度訪華，這也是其第二任期的首次中國之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中美關系走到了全新的歷史方位”。這一判斷與鄭永年教授此前提出的“中美關系已走到歷史性關口”的觀點不謀而合。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深圳衛視專訪時，深入解讀此次訪問的歷史意義、中美關系的底層邏輯以及兩國在全球秩序重塑中的角色。

鄭永年教授認為，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的意義甚至超越了尼克松訪華。尼克松訪華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而此次會晤的意義則在于中美如何共同構建新的國際秩序。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此次會晤的一項重要成果，是雙方達成了具有雙贏意義的協議。比如，中國采購美國農產品、能源和波音飛機，既是美國所需，也是中國所需。購買美國能源，有助于中國實現能源來源多元化；大規模采購農產品，也直接關系到美國農民的利益與選票。這種深度經濟相互依賴，有助于雙方在處理關系時保持理性。

在安全領域，臺灣和南海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核心主權利益，但對美國來說，更多是地緣政治空間問題，二者并非絕對不可調和。在臺灣問題上，一旦主權問題得到解決，中方也可以以務實態度，允許美國航母訪問。在全球化時代，大國在彼此“后院”存在是正常現象，關鍵在于如何共處。

在經貿與科技領域，鄭永年教授強調，所謂“外資撤離中國”是一個偽命題。中國穩定的發展環境本身就是稀缺資源。美國企業家隨同訪華，恰恰證明美國的核心比較優勢離不開中國市場。

年內或許還將有兩次元首會晤。鄭永年教授認為，中美可以遵循“先經貿、再政治、后安全”的路徑推進關系。這次會晤主要是打基礎、作鋪墊，經貿作為“壓艙石”要先做實。在此基礎上，雙方可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再處理更敏感的安全議題，如南海、臺灣問題。這是一個階梯式遞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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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經濟需要“張雪式”突破

一段時間以來，“張雪機車”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國民營制造企業走向“高端競賽”的話題也廣為討論。回望過去，2024年，宇樹科技人形機器人全球矚目；2025年，DeepSeek以大模型技術能力引發全球討論。在中國龐大的產業體系、工程師群體、供應鏈網絡和民營企業之間，仍然蘊藏著大量尚未被充分看見的創新可能。

日前接受湖北日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就此指出，在仍受制于西方的關鍵領域，如果企業能夠倡導并踐行“張雪精神”，具備張雪所展現出的探索精神和突破意識，就有望迎頭趕上。

鄭永年教授指出，張雪的成功并非僅憑個人努力，而是離不開我國整體制造業水平的持續提升。他的成就，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通過技術集成逐步實現的。

從制造業看，張雪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成功范例，對中國制造業升級具有指標性意義。以傳統汽車產業為例，我國在傳統燃油車領域長期未能實現對西方的超越，但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則實現了“換道超車”。

在那些仍受制于西方的關鍵領域，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大型民營企業，如果能夠倡導并踐行“張雪精神”，具備張雪所展現出的探索精神和突破意識，同樣有望迎頭趕上，實現自主突破。

鄭永年教授認為，釋放民營企業活力，本質上就是釋放社會活力。中國既需要“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也需要“活力社會”。當前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之間的關系。他強調，良好的治理不是“不放不松”，而是“放得活、管得好”。

鄭永年教授同時也指出，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自身也存在問題，一些地方在芯片、大模型、新能源車等領域出現“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現象，導致資源分散、重復投入。這背后既有地方政府把熱門產業作為發展抓手的因素，也有政府與市場關系尚未理順的問題。

鄭永年教授指出，我們的人才觀念需要轉變——不能只把學術人才當作唯一標準，像張雪這樣的工業人才同樣重要。不少諾貝爾獎產生于思想市場。但應用技術不一樣。應用技術是可以有計劃地推進的，我國很多國家工程都屬于應用技術范疇。張雪所做的也是應用技術，他把不同的技術加以組合、融合、整合，提高了效率，做出了這樣一個產品。我們還是要充分認識到這種情況的差異。

鄭永年教授強調，中國作為14億多人口的大國，絕不能完全依賴國際市場，必須堅持發展與安全“兩條腿走路”，協同推進。全球化和國際市場的存在是有條件的，地緣政治沖突隨時可能中斷外部供給。

同時，我們要從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改變只重數字比較的思維方式——人類社會的許多方面無法量化，追求物質與精神的協調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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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文科危機背后，是更深層的文明危機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重大命題。在這一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全球范圍內“文科危機”仍在持續蔓延，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知識生產方式；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深入推進，也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今天世界范圍內的人文社科危機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危機在于文明危機。

他表示，當人類無力回答技術進步對于人類的意義時，文明危機便會發生。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從“意識形態終結論”到“歷史終結論”，再到新自由主義和美國科技右翼的“加速主義”，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持續主導人類社會變化，而有關人文價值的爭論被長期擱置甚至拋棄，人文社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這一進程的“幫兇”。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有必要檢討西方“文明敘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啟蒙運動一方面確立了人的理性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對人的“去意義”過程。二戰以來，西方對“理性”的定義不斷萎縮，工具理性逐漸替代價值理性，成為當代西方文明危機的重要根源。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美國科技右翼的“加速主義”試圖通過加速技術發展來逃避民主對社會變化的制約，并從長遠看塑造一個新的“上帝”——無所不能的AI。這意味著人再次被置于客體地位。

鄭永年教授表示，文明是在自我更新中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文明與現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撐、互相強化，也可以互相損耗、互相弱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核心在于確立“中國性”，而這里的“中國性”就是“文明性”。只有在堅守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同時與時俱進，中國文明才能經萬世而不息。也只有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同文明敘事結合起來思考，才能凸顯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歷史縱深意義和時代現實意義；只有把文科與文明關聯起來考量，才能真正看到文科發展對于文明進步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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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以高質量發展贏得主動

5月21日，由浙江省委組織部、省委黨校共同主辦的共富善治大講堂3周年好課、第57講開講，鄭永年受邀擔任主講嘉賓，并作《當前地緣政治形勢下的經濟發展趨勢》主題報告。

鄭永年教授作主題報告。圖源：主辦方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沖突持續發酵，全球經濟深度調整，科技變革重塑格局，風險與機遇并存。”鄭永年教授在課程中開篇點題，強調“要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以戰略定力穩住底盤，以高質量發展贏得主動，以高水平開放開拓新局”。

他深入分析了當前世界面臨的主要風險挑戰，系統闡釋了中國發展的主要優勢與戰略機遇，并圍繞未來產業發展趨勢、企業國際化發展、區域協同融合等關鍵領域提出策略建議。

“企業國際化要踐行‘地瓜經濟’理念，把根留在國內，把藤蔓伸向全球。”“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推動基礎科研、應用轉化、金融服務新的‘三駕馬車’深度融合、順暢銜接。”

鄭教授結合浙江發展實際，從統籌發展和安全、因地制宜培育新質生產力、深化企業國際化布局等方面分享思考和建議，強調要堅持“開放中謀發展、合作中求共贏”，不斷塑造浙江對外開放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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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十五五”時期中國需要開辟新的增量空間

5月20日，鄭永年教授就“十五五：中國的戰略選擇與行動方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數據經濟研究院發表演講，聚焦國家未來五年的關鍵戰略。

鄭教授深入剖析了當前世界的“三大確定性”與“三大不確定性”，并指出中國的核心挑戰在于“內卷”——存量競爭激烈，根源在于“增量經濟活動”不足。為此，他特別強調必須通過“適度監管”與激發市場活力，在AI、游艇經濟等新興領域開辟增量空間。

在論及AI這一關鍵變量時，鄭教授指出，中國在技術應用與成本層面擁有獨特優勢，未來全球布局可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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