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瀏陽煙花廠爆炸是一種必然

　　文丨柯錦雄（刑辯律師）

　　截止到5月8日12時，瀏陽市華盛煙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聯，在醫救治51人（其中重癥5人，生命體征平穩）。

　　這不是瀏陽市第一次發生如此嚴重的煙花廠爆炸事故，很可能也不會是最后一次，除非瀏陽市決定徹底放棄煙花這個支柱產業。

　　放棄似乎是不可能。據統計，截至2025年3月，瀏陽花炮內銷占全國的近60％，出口約占全國的70％；2024年，全市花炮產業實現總產值502.2億元。

　　如果瀏陽市放棄煙花產業，全國都不需要嚴厲的禁鞭政策，都足以實現一大半的禁鞭效果。

　　可能涉及哪些刑事罪名？

　　2019年瀏陽市也曾發生爆炸事故，造成13人死亡。這一次監管明顯是有進步的，因為上一次事故被嚴重瞞報，而此次，在第一時間，企業負責人就被采取了刑事強制措施，可謂反應迅速。

　　如此重大的事故，相關監管單位肯定逃不開黨紀政紀處分，也可能會涉及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或瀆職罪，而事故相關責任人員也逃不脫刑事責任的承擔。首先自然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的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屬于過失犯罪，是指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行為。一般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該罪犯罪主體包括對生產、作業負有組織、指揮或者管理職責的負責人、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投資人等人員，以及直接從事生產、作業的人員。

　　據央視新聞的報道，2026年2月，瀏陽市華盛煙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有兩則處罰記錄。而之所以在五一假期期間趕工，是為了爭取在六月停工期前完成海外的訂單，有分析推測是美國7月國慶的訂單。如果為了趕工，企業負責人或者負有管理責任的相關人員，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涉嫌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款強令、組織他人違章冒險作業罪，最高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當然，如果最終調查結果顯示，存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的情形，也可能同時構成危險作業罪。

　　2022年，住建部公布了《煙花爆竹工程設計安全標準》，這是國家強制性標準。由于標準較新也較高，瀏陽市不少傳統煙花企業一開始還并不達標。相關監管部門也了解這種情況，采用邊處罰，邊整改的方式爭取時間。也就是說華盛煙花廠可能廠房工程設計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因而也會涉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犯罪主體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另外煙花產業使用的原材料及最終成品屬于爆炸性、易燃性物品，也需要遵守相關物品的管理規定，因為違反相關物品的安全管理規定，也涉嫌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的危險物品肇事罪，最高刑7年有期徒刑。

　　為何說爆炸是一種必然？

　　再嚴厲懲罰，都不可能挽回生命。2019年湖南省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在碧溪公司爆炸事故通報中提出五項要求，目的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訓，舉一反三，堵塞漏洞，完善落實監管責任，堅決防范和遏制較大及以上事故”，但顯然這個目的沒有實現，而且很可未來也無法實現。

　　瀏陽市應急管理局副局長李國說“這起事故的發生確實想不到”，瀏陽市煙花爆竹總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周志明“還是有些意外”。在我看來，這兩位并沒有看清楚瀏陽煙花產業安全風險的本質問題，紙面上的安全不等于實際上的安全。從某種意義上講，瀏陽煙花廠的爆炸事故是必然的，不管監管部門如何加強監管、企業如何完善制度、國家如何提高標準，有些問題終究是無法改變。

　　不管什么樣的政策，什么樣的制度，最終都需要落實在人身上。如果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本身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那是如何監管都不可能改變的客觀因素。而瀏陽恰恰面臨勞動力素質的結構性問題。

　　一般認為，危險性比較高的產業，勞動力素質應當相對較高，需要能夠準確了解并識別風險。而瀏陽市12.6萬煙花產業直接從業者與35萬間接就業人口的群體畫像是這樣一組數字：41.3%的45歲以上勞動者、56.7%的女性從業者、78%的本地農村戶籍人員。此次華盛煙花廠61名傷員，年齡最大的有68歲。據報道，華盛煙花廠員工多為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年輕人較少。而中老年女性前來工作，核心原因在于煙花廠的部分工作時間可以滿足照顧家庭需求。

　　對于一些簡單的工作，中老年人自然沒什么問題，但是對于事關安全的工作，該群體往往就存在很大的問題。如果有研究工業革命歷史的人，應該會發現，義務教育制度是在工業革命之后逐步在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而義務教育一開始的目的可不是為了什么兒童利益，完全是為了培養符合工廠要求的新勞動力。而二次工業革命之后，流水線生產方式出現，工人經驗讓位于技術進步，這時候的工人首要要求是服從性，即能夠老老實實待在流水線上，完成固定工作。

　　煙花產業對工人服從性的要求不低，這是因為煙花的生產需要嚴格按照流程、比例一環一環地生產。但凡一個環節存在不按照規程的工人，即意味著風險的暴露。在華盛煙花廠2月份的兩次行政處罰中，安全檢查人員發現火箭壓藥生產線有一個職工，沒有遵循少量多次勤運走的原則，這個職工圖方便，壓完藥之后他可以一次送5餅走。有媒體報道，在以前，工人為了圖省事，有時還是會多領藥物，違反“少量多次”的規定。

　　由于勞動力素質問題，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安全意識疲勞。由于勞動力的流動性以及受教育程度，安全培訓不可能做的特別復雜以及精深，否則安全培訓尚未結束，工人可能已經離職了。或者安全培訓過于復雜，工人完全無法理解運用。導致的結果是由企業主導的一些培訓流于形式，效果不佳。

　　而簡單重復的培訓會讓大腦出現安全意識疲勞的問題。重復性與單調性的培訓內容，風險意識刺激就會下降。而大腦是一個非常講究效率的器官，對于重復性的內容大腦會主動過濾避免信息過載，從而導致安全意識弱化。日常簡答話的標語、培訓會讓工人安全感知鈍化，產生看到標語等于是參加了培訓。最后長時間風險暴露未發生風險，會讓工人產生當下非常安全的錯覺，以歷史未發生事故的結果來反證安全措施的完善，進一步導致安全機制淪為紙上空文。

　　而最后一個問題則是監管的力不從心，形式大于實質。2019年碧溪公司爆炸事故之后，瀏陽市加強了信息化監管系統建設，通過遠程監控系統，做到自動識別風險，自動處罰等自動監管措施。但是實際效果并不像宣傳中所說的那樣。即使遠程監控視頻運行正常，通過視頻監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隨機查到8家企業。據介紹，瀏陽有431家花炮企業，共計7萬多個攝像頭。監控室負責人表示，視頻巡查到一家企業用時約為3個月。最近幾年，監管部門關注的違規問題幾乎都是相同的，“三超一改”、假整合、分包轉包等等。

　　這些問題絕不是一兩次反思就能改變的，而是整個瀏陽煙花產業面臨的客觀背景。實際上，如果按照最嚴格的合規標準，整個瀏陽市的大部分煙花企業可能面臨成本的快速上升，擠壓本身微薄的利潤空間。

　　換句話來說，瀏陽市的一些煙花企業的利潤空間來自于勞動力本身對于安全的僥幸心理，是用這些勞動者的生命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