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慶武：懷念母親

又快到母親節了。今年是母親誕辰105周年，去世31周年。過去我曾寫過兩篇懷念父親的文章，還沒有專門寫過懷念母親的文章，總覺得對母親有些虧欠。

之所以以前沒有專門寫過懷念母親的文章，是因為母親的一生確實太平凡了。平凡到和中國的絕大多數母親一樣，沒有多少文化，但是對子女的愛是無私的。但所有的母親都是偉大的，都值得懷念。這段時間身體還算穩定，因此決定還是寫篇文章紀念母親。

一，母親的家世

母親的名字叫尚立清，1921年出生于山東省汶上縣的一個貧苦家庭。姥爺和姥娘我小時候都見過，但是由于當時年齡太小，對他們已經沒有多少印象了。在我四、五歲的時候，也就是1960年到1962年的生活困難時期，他們都因為病餓而死。因此更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唯一的記憶大約是在1961年，我4歲左右的時候，家里接到二舅的電報，母親帶著我坐火車從兗州趕到臨淄去奔喪。當時我還小，半夜在辛店（臨淄）火車站下車以后，二舅推著獨輪車去車站接站。

聽姐姐們講，我的姥爺家是汶上縣的尚家莊。姥爺本人沒有多少文化，但是在當地很有威望。因為他天資聰穎，在縣城書場聽上一天的評書，回家就可以把聽的內容復述一遍，而且講得有聲有色，讓聽的人入迷。此外他還懂得一些中醫和占卜。周圍十里八鄉的人不少人去找他。他威信很高，替人調解一些糾紛，也用偏方治療一些疾病，經常是手到病除。

1949年，國共江山易鼎以后，父親從濰坊調到兗州，在縣農業局從事技術工作。一家人到兗州租房居住。姥爺姥娘為了幫助母親看孩子，也跟著我們一塊住，那時一家七八口人，全靠父親一個人60多元的工資來生活，日子過得十分拮據。

由于姥爺姥娘的戶口是在農村，沒有城鎮的口糧供應，到了1959年生活困難的時候時候，實在吃不上飯，也就由二舅接到了他們所在的臨淄縣西關大隊，不幾年二位老人都因為病餓而去世。

我母親最小，上面有三個哥哥。大哥尚立玉，抗戰時期不知道跟誰的什么部隊南下抗日，后來就杳無音信，傳說早已不在人世，他也從來不與家里人聯系。直到1971年，他已經60多歲了，突然從西安返回家鄉汶上尋找爹娘。不知道從什么渠道打聽到我們一家在兗州居住，因而就到兗州見了一面。

我的二舅叫尚立河，大舅來兗州的時候，他專門從臨淄趕過來見面。二舅是一個性格很直，脾氣很大的人，見了他大哥揮拳便要打，說“你這個不孝之子既然活著，為什么不回來看望父母？使得爹娘活活餓死！”被我父親上前拉住，才沒有打起來。

其實大舅也人生坎坷，經歷過戰亂。1997年我到西安去開會，按照與表姐通信的地址去找到了大舅的家里。記得他家是住在西安市未央區的蓮花村，但是到了他家以后，才知道大舅已經去世了。據表姐說，大舅在抗戰中與部隊失散，后來在西安附近找了個當地的女子結婚，在西安郊區的農村定居，這輩子熬過來也不容易。

二舅這個人很有特點，他個頭高，力氣大，但頭腦比較簡單，又沒有什么文化，在生產隊里只知道出力干活。他在兗州的時候經常給我們講當年生活困難時期，他為了活命，是如何帶領社員砸開隊里的倉庫，把存糧搶出來分著吃，才沒有餓死的英雄壯舉。因為他個子高、力氣大，打駕不要命，沒有人敢惹他。隊里的領導也拿他沒辦法。

二舅一輩子沒有結婚，晚年生病以后沒人照顧。記得1979年春節前，那年我正在上大學，放寒假的時候接到二舅友人的電報，說他病的嚴重。而當時母親身體也不好，不能出遠門。我就代替母親去臨淄看望了病重的二舅。他當時已經瘋癱了，每天隊里派人給他送飯。從二舅處回來沒幾天，就聽說人已經去世了。由于他是五保戶，后事與財產都由隊里來處理，母親身體不好，也就沒能過去奔喪。

三舅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為解放初期他就去世了。好像是當年他參加了解放戰爭的支前工作，在途中病故。后來姥爺姥娘還接到了政府發放的烈屬證書。

母親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按照她的年齡，當年在出閣之前也是裹過小腳的。但姥爺是個開明的人，看到自己心愛的女兒裹腳痛苦，便在很早就把她的腳放開了，所以母親的腳叫“解放腳”，雖然腳不像天足那樣大，但是還有一些裹過的痕跡，差不多是正常的腳。因此以后母親走路也不成問題。

二，兒時對母親的記憶

我出生于1956年8月。從3歲能記點事兒始，就開始了挨餓的生活。當時我們家有城鎮戶口，有糧食供應。按說不應該挨餓，但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按糧食供應的標準，遠遠不夠填飽肚皮。

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有豐富的副食品供應，有肉蛋奶可以隨便購買，每個人肚里的油水都不少，糧食可以吃的少。在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為吃飯而發愁。記得每月父親的工資一發下來，就先去糧站把當月的糧食全部買回來，我小小的年齡也跟著大人去糧站排隊購糧，有深刻的記憶。

1959年冬季，當全民大食堂辦不下去的時候，饑荒來臨了，甚至糧食站也無糧可賣，于是家家戶戶都去挖野菜充饑。好在父親所在的農業試驗田為了解決吃飯問題，種了一些地瓜和胡蘿卜。可以解決一部分糧食的不足。當糧食不足的時候，地瓜葉也就成了美食，被搶一空。

當地瓜收完以后，很多人就到已經铇了幾遍的地瓜地里去反復的搜尋，找剩余的小地瓜，那時候有個名詞叫”撈地瓜”。如果能挖到一串或一個小地瓜，就像得到了寶貝。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男孩，是重點保護對象。在生活困難時期，有點好東西都是先緊著我吃。母親是個心靈手巧的人，很有計劃。盡管有時候家里以野菜為主，她還是可以拿出一點糧食來摻到野菜里面，做出菜團子，挺香。春天的榆錢、槐花都是最好的食材。那時候一年到頭吃不上白面，因為糧站供應的白面粉非常稀缺，可以換到更多的粗糧，特別是地瓜干兒，所以就拿去換地瓜干了。

為了保證我這個最小的男孩能活下來，四姐常常吃不飽，一段時間吃野菜光吐黃水，母親還說這孩子眼看就不行了，不知道還能不能活下來。但在母親的精心料理下，家里總算是沒有人餓死，都活下來了。

1963年以后，總算是度過了大饑荒，家中的生活才逐步好起來，至少能吃飽飯了。到了1964年，家中長久不見的白面饅頭也可以經常吃上了，這其中母親的持家有道功不可沒。

母親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她腦子好用，做的針線活也好，做的飯也好吃。盡管小時候家里很窮，但經過她的打理，我們姐弟幾個人出門在外穿著打扮，一看就不是鄉下的土孩子，有點城里人的樣子。

另外就是她待人熱情好客，鄰居家有事他都熱心幫助。我們同住一院的鄰居衛老太太孤身一人生活，有時候到我們家幫助做飯，包水餃等，吃飯的時候也就讓他跟我們一塊兒吃。寧可自己的孩子吃不飽，也要讓外人吃飽。

自從我記事開始，母親就經常生病，身體不好，她常年有胃病，后來又查出了高血壓、心臟病等。但她一直是家中頂梁柱，支撐著這個家庭。他不僅把姐姐們和我撫養大，而且大姐二姐結婚有了孩子以后，幾個外甥、外甥女也幾乎都是在我母親的幫助照料下帶大的。

三，母愛無聲

人們都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真正無私的愛，他們為了孩子的付出是不要任何回報的，我們家也是這樣。

父親是個上世紀20年代就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原來一直在濟南等地教書，新中國建立后從事農業技術工作。在外面工作的時候顧不上家。

退休以后對子女也是言傳身教，做出榜樣。他對子女的教育是寬容的，從來不怎么批評或打罵孩子。除非是在我們犯了錯誤的時候，才嚴厲地批評，讓你口服心服。他在家里有絕對權威，不怒自威，我們打心眼中都敬服他。

母親比父親小20歲，父親的前妻沒有生育子女，年輕的時候就在老家病故了。在戰亂的1939年，父親為了逃避日寇，從濟南回到原籍泗水泉林卞橋。遇到了姥爺帶著19歲的女兒逃荒到泗水。經人介紹，把女兒嫁給了父親。后來父親將母親帶到了濟南工作，生下了我的大姐、二姐和三姐。

新中國建立以后，父親帶著全家來到了兗州，又有了四姐和我。據說1950年母親曾經生下一個男孩，但一歲多的時候因為青霉素過敏而病故。為了實現要男孩的愿望，才在1956年她36歲的時候生下我這個男孩。

父母和姐姐們都對我疼愛有加。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母親。小時候，夏天酷熱難耐，我們在院子里鋪上涼席乘涼，母親會給我一邊講故事一邊為我煽扇子，驅趕蚊蟲。直到下半夜我睡著了，才把我抱進室內。在房間里，也早就把蚊帳放好并壓住，不讓蚊子進去。

冬天家中很冷，沒有取暖設備，每天晚上睡覺前都用家中的唯一的一個錫壺灌好熱水，為我暖好被窩。可以說是為我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母親的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關愛，晚年回想起來是那么的溫暖，我就是在這種關愛中成長起來的。

母親跟著父親在濟南生活過多年，因此也算是個見過世面的人，她心靈手巧，在我記事的時候家中很窮，我們全家的衣服都是她親自動手做。盡管他沒有學過裁縫，但從他做的衣服都是合身合體又保暖。看起來很洋氣，使我們一出門就顯得與眾不同，引起了一些同學的羨慕。

比如說我們的穿的棉褲一般都是帶袢帶的，而不是扎褲腰的，棉褲下面收緊開口并釘了幾個扣子，成了小馬褲，既好看又不進風，穿起來顯得干凈利索和神氣。雖然家里幾乎沒買過成衣，但是與人家有錢人家的穿的成衣相比，也絕對不土氣。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

1974年我高中畢業下鄉插隊，那時候自己剛滿18歲，還懵懂無知。插隊之前還充滿幻想，要到廣闊天地去磨練自己，對前途充滿信心。臨走之前只有母親依依不舍，偷偷的在屋里掉眼淚。雖然當年插隊的地方離家不遠，但畢竟是從城市到了農村，母親心里不是滋味。

好在一年多以后，我招工去了山東拖拉機廠當工人，每周都回到城里的家，再也沒有什么分離的感覺。1978年我考上了大學，去了離家不遠的曲阜師范學院上學，每逢周末也經常回到兗州的家。每當回家時，母親就做一些我喜歡吃的東西，使我感到家庭的溫暖。

1982年我大學畢業，由于當時在山東的分配不理想，就想辦法走后門調劑到了我未婚妻所在的地方一一江蘇省無錫市工作。那年我已經26歲，母親也已經過了60歲，身體也不好，這才是真正的分別。我去無錫的時候，母親依依不舍，但還是理解并支持了我的選擇。

1982年國慶節，我旅行結婚，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旅游。第二年國慶節后，女兒出生，妻子坐月子，母親還是在二姐的護送下到了無錫照顧我妻子和她孫女。

在母親到無錫的一段時間里，我帶著她和二姐游覽了無錫太湖和蘇州的園林，她非常高興，說這輩子能到蘇州這樣的天堂一般的地方也值了。但是在游覽的時候，她經常頭暈，我知道他血壓高，身體也不好，就讓他回到兗州了，好在當時妻子單位產假，可以休一年以上，孩子也可以自己帶。

四，晚年的母親

1980年代，二姐已經隨二姐夫從兗州調到濟南工作。母親一直隨三姐居住在兗州。每年過春節的時候，我都要帶著孩子到兗州陪母親過年。80年代，每逢我到北方出差，也都順道去兗州停留幾天，陪陪母親。自己覺得作為唯一的兒子，由于無錫的房子太小，沒有辦法接母親共同居住，不能膝下盡孝，是一大遺憾，總感覺到對不起母親。

1988年三姐一家人從兗州跟隨三姐夫調到了菏澤。如果母親一個人在兗州，我們都不放心。有一段時間母親就住到了濟寧大姐家里。彼時大姐夫在濟寧市水利局分到了一套4室的房子，相對寬敞。我那幾年回山東也去濟寧大姐家，正好四姐也在濟寧安家，濟寧就成了母親常住的地方。當然也經常到濟南二姐家去住一段時間。

1988年夏天我在無錫患了急性肝炎。住院期間自己綜合考慮，一是對無錫的氣候很不適應，經常生病。二是學術研究的條件氛圍不如濟南。三是在無錫沒有辦法兼顧照顧母親。因此便產生了往濟南調動的念頭。

經過多方面聯系，到了 1990年底，調動終于成功。我從無錫調入了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一年以后，妻子楊秋陶也從無錫電視大學調入了山東省委統戰部工作，全家搬到了濟南居住。

1991年單位分房子，自己很幸運的分到了一個3室1廳的70平米住房，于是就把母親接到了濟南，與我一同居住，也算盡盡孝心。雖然母親那時候已經70多歲，而且身體不好，但是仍然幫助我們買菜燒飯，照顧上學的孩子。

1994年初，冬天的一個晚上，母親突然患上了中風，出現了失語和癱瘓。我們急忙把她送進了鐵路醫院。因為鐵路醫院靠近二姐家，方便照顧，并且她能夠享受到鐵路職工家屬的醫保待遇。

在母親住院的一個多月時間里，當時幾個姐姐還沒有退休，只能輪流到濟南值班，照料母親。我只有白天上班，晚上每天在醫院陪床。在母親病情穩定以后，便把她接到我的家里，雇傭了一個小保姆來照顧母親。

1994年，我正在被省委宣傳部借調，去辦省委理論刊物《發展論壇》。工作比較忙，經常出差，因此對母親照顧不周。母親當時是右側偏癱，講話講不清楚，吃飯要喂、大小便都要有人處理。當時還沒有腦梗病人病后康復的這種理念，醫院也沒有康復的功能。因此母親也未能得到康復訓練。長期臥床使她的身體每況愈下。待到第二年的春夏之際，她老人家便在病中與世長辭了。

1995年母親去世的時候，也和父親一樣，是75歲，比父親正好晚了20年。母親的一生雖然很平凡，沒有做出什么轟轟烈烈的事情，但卻是我們一家人的主心骨和頂梁柱。她養育了我們姐弟5人，甚至還幫助我們帶孩子，為這個家做出了一個母親的貢獻。

一年以后，我和二姐護送母親的骨灰到了泗水泉林老家，其他姐姐們也從濟寧和菏澤趕到泗水，一塊舉行了母親的骨灰與父親合葬的儀式。幾年以后，我們又重新用石頭重修了父母親的墳墓。以后的時間，每逢清明節，如果時間允許，我和姐姐們經常去掃墓。

（我為4個姐姐在父母墳前拍的照片）

親愛的母親，我們永遠懷念你！

2026年5月于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