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靠邊站

美國伊朗第二輪談判沒有如期舉行，這說明伊朗的強硬派全面控盤了，而伊朗的改革派靠邊站了。

美國中央司令部稱，目前美軍正在整個中東地區(qū)部署“有史以來最全面、最強大的軍力”。這是想通過大兵壓境促使強硬派回到談判桌。不過這種施壓對于強硬派而言，恐怕沒有用。

除了“斬首行動”之外，大規(guī)模的軍事部署都嚇不住強硬派。越是大兵壓境，越是面臨存亡危機，越是有利于強硬派奪取和集中權力。戰(zhàn)時狀態(tài)下，槍桿子尤其說了算。相應的，改革派就靠邊站了。

當年日本侵華，蔣介石堅持抵抗，最終獲得了極高的威望，讓他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在日軍的步步緊逼之下，誰要想和談誰就是漢奸。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澤連斯基堅持抵抗，個人威望也逐步走高，成了全球政治明星。如果不是俄羅斯用兵，小澤早就到任下課了。

說回伊朗。

伊朗這一任總統(tǒng)屬于“改革務實派”。在戰(zhàn)爭陰云籠罩下，不掌握槍桿子的總統(tǒng)基本上就是個擺設。

特朗普數十天的轟炸，對強硬派的斬首成果是不小的，然而最受重創(chuàng)的反而是改革派，革命衛(wèi)隊則更“強大”了。

革命衛(wèi)隊的“強大”，一則因為戰(zhàn)時狀態(tài)槍桿子說了算，一則因為原本能“壓制”革命衛(wèi)隊的哈梅內伊被炸沒了。

現在特朗普面臨的尷尬就是，愿意上談判桌的改革派無權代表伊朗去談判。總之，談不談，槍桿子說了算。

過去數十年來，伊朗政權的一個特殊之處，強硬派與改革派輪流掌控政府，最高領袖居中協(xié)調。兩派爭權奪利，既有利于彰顯最高領袖的權威，又有利于最高領袖拉一派打一派，從而避免一派獨大。

如果不了解伊朗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你可能會奇怪，一個有最高領袖的國家，不是權力高度集中么，怎么會有兩派之爭呢？

這確實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但結合伊朗的實際情況，卻相當合理。

話說當年推翻巴列維獨裁專制統(tǒng)治的革命，其實是有兩股勢力合作實現的。

一股勢力是教士集團，也就是以霍梅尼為首的宗教勢力，他們要維護教權，主張建立神權政治。一股勢力是自由派，也就是城市中產、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反對巴列維時代的世俗化和親善西方，他們主張的是個人權利和民主政治。

革命成功以后，這兩派當然就有分歧。由于自由派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國外回來的霍梅尼也就無法忽視他們的訴求，就要向他們妥協(xié)——新政權要體現民主。

出現一個最高領袖，也不是自由派愿意看到的。然而革命剛剛成功，就與美國關系鬧僵，而且遭受伊拉克的入侵，新政權一開始就進入了“戰(zhàn)時狀態(tài)”。正如前面所說，戰(zhàn)時狀態(tài)有利于強硬派，這個時候，自由派也就妥協(xié)了——新政權要體現神權。

于是伊朗的新政權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二元體制，既有代表神權的最高領袖，又有體現民主的民選總統(tǒng)。這就埋下一個沖突隱患，總統(tǒng)可能會與最高領袖爭權。

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來的最高領袖霍梅尼去世，繼任者哈梅內伊當時顯然沒有霍梅尼的威望。屬于改革派的總統(tǒng)拉夫桑賈尼，逐漸有了挑戰(zhàn)最高領袖的實力。

拉夫桑賈尼與哈梅內伊本來屬于“革命戰(zhàn)友”，但是雙方所處的位置形成的權力沖突，導致二者漸行漸遠。哈梅內伊為了壓制拉夫桑賈尼，就開始扶植強硬派牽制拉夫桑賈尼。

改革派總統(tǒng)最終干不過哈梅內伊，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是因為強硬派牽制，一個是總統(tǒng)有任期，最多干兩屆8年。

等到把拉夫桑賈尼熬下去，哈梅內伊就把強硬派代表扶上了總統(tǒng)位置。然而，總統(tǒng)與最高領袖的沖突是結構性的，是二元體制導致的。誰當上總統(tǒng)都不想當花瓶，都想擴張權力。于是，哈梅內伊又要用改革派牽制強硬派總統(tǒng)。

總之，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伊朗長期存在兩派共存的情況。時而改革派出任總統(tǒng)，就會與美國緩和關系，謀求談判和解除制裁。時而強硬派出任總統(tǒng)，就會強調主權與安全，發(fā)展核武，自力更生。

原本，由于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等到新選出的繼任者上臺，由于其威望不足可能會使改革派有更大的空間。然而，美國的斬首行動“帶走”了哈梅內伊，戰(zhàn)爭狀態(tài)下誰出任最高領袖當然是槍桿子說了算。

于是就出現了讓特朗普尷尬的局面——他斬首了一群強硬派，等于扶植了強硬派，還把愿意談判的改革派邊緣化了。

如何讓強硬派走上談判桌？繼續(xù)打？走著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