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支持印度軍事挑釁中國，同時，蘇聯的圖?22M與米格?31入役—造成對中國空防的巨大壓力：當時，中國空軍主力戰斗機主力為殲-6、少量殲-7，它們只能以數量優勢抵抗紅色帝國的戰略壓力；
同時，處于戰略防御階段的美國也有同感：盡管通過各種戰略渠道抗衡蘇聯，可是，美國也需要在亞太有一個抵抗蘇聯的同盟國—于是，中國、美國進入蜜月期，這對于美國格魯曼公司而言，機不可失！
20世紀80年代的開局對美國格魯曼公司簡直是噩夢：F-14僅伊朗（80架）與美軍自用，外銷幾乎為零；1980年日本選型敗給F-15，生產線面臨萎縮、財務緊張。它急需開擴更多的市場，龐大的中國空軍無疑是打開亞洲市場、挽救F-14生產線的唯一機會了；
殷勤的格魯曼公司主推24架F?14A+（F?14A升級版），換裝F110?GE?400發動機（美軍自用升級型號），而非老舊TF?30 —體現出極大的誠意；它承諾提供全套配套：AN/AWG?9雷達+AIM?54“不死鳥”遠程導彈（當時唯一可同時攻擊6個目標的遠程彈）；而且，他向中國保證，中式F-14A絕對不做性能閹割，提供與美軍自用相當的作戰能力；
此外，格魯曼公司積極推動捆綁合作、降低門檻：它表態同步推進“和平珍珠”（殲?8II改裝）與“超?7/佩刀II”項目，以“多項目綁定”換取F?14談判空間；提出靈活支付方式，例如，部分款項可用工業品抵償，緩解中國外匯壓力（熟悉的味道：10年以后的蘇-27項目付款模式……）。同時，格魯曼公司承諾長期售后支持：派駐華技術團隊、備件優先供應、人員培訓；（這個模式似乎在蘇-27項目中也有體現）
為了讓美國高層放行這個項目，格魯曼公司高層展開公關與游說：推動美國政府放寬對華軍售限制，強調F?14用于國土防空、不威脅美軍；聘請公關公司游說國會與國防部，將F?14對華出口定位為聯華抗蘇的戰略工具；（蘇霍伊公司也游說過俄羅斯政府放行蘇-27項目）
盡管格魯曼公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讓步，客觀原因還是制約了這筆交易：1987—1989年，美國政府堅持只賣整機、絕不轉讓生產/核心技術（AWG?9、F110、不死鳥導彈），無法滿足中國自主化需求 ；合同單機約4500萬美元（1987年），24架總價超10億美元，遠超當時中國軍費與外匯能力；F?14為美式艦載體系，與中國蘇式裝備、后勤、維護完全脫節；1989年后中美關系降溫；同時中國與蘇聯/俄羅斯達成蘇?27采購協議，F?14徹底失去機會；
失敗之后，格魯曼公司全力挽救在華其他項目（1989—1990）：1989年10月借北京航展，主動洽談“超?7”后續合作，承諾保留前期資金、待禁令解除后復工；它致信美國國務院，游說解凍“和平珍珠”與“超?7”，試圖保留中國市場入口；調整“超?7”團隊：撤換F?14總師佩萊哈克，派更務實的羅默負責，改善合作關系；
失去中國訂單，他為了生存，只能收縮F?14業務、轉向內部與其他市場：停止F?14外銷推廣，聚焦美軍F?14升級（F?14B/D）以維持生產線；轉向電子戰、預警機、無人機等非戰斗機領域，降低對F?14依賴；開拓中東、歐洲其他防務市場，但未再獲得F?14新訂單；
1994年，業績不佳的格魯曼公司與諾斯羅普公司合并為諾斯羅普·格魯曼（Northrop Grumman），徹底轉型為綜合防務集團（航空、航天、電子、艦船）。此后，它逐步退出戰斗機整機制造，專注航電、雷達、無人機、導彈防御系統等高利潤領域；
冷戰后，格魯曼轉向對臺軍售，2023年因參與對臺軍售被中國制裁；它也再無大規模對華航空整機合作，僅保留有限電子與零部件層面交流；
但是，中國沒有氣餒和放棄：利用得到的西方技術和資料，通過11號工程讓中國航空工業全面跨代升級，1999年投入巨額經費完善軍工鏈條和基礎工業，終于在21世紀初研發出全球第二款隱身戰斗機，其他戰斗機項目逐漸落地接裝，逐漸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第二個雙隱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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