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有約 | 專訪原陜西省文物鑒定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合心老師

劉合心簡介：

1968年畢業于西北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先后任職于周至縣文化館、陜西省文物局文物處、陜西省文物鑒定研究中心（今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研究員，曾任陜西省攝影家協會理事，入選《中國當代文藝名人辭典》和《中國當代文博專家志》。

出版專著：

1、《古代建筑壁畫藝術·陜西卷》2008年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2、《韓城古代建筑壁畫》2009年西安地圖出版社出版

3、《蒲編堂路氏剪紙》2011年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采訪人：馬鳳霞，“漢唐有約”撰稿者。筆名懿曦、一席、卜丁。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全程參加延安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萬字普查日志付梓《踏遍青山——陜西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紀實》。承擔陜西首屆文物動漫宣傳項目，獲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劃”全國精品佳作獎。承擔陜西歷史博物館，數字館移動機器人項目，獲國家文物局主辦“全國十佳文博技術產品及服務獎”。現任陜西省文物局網站和新媒體編輯。多篇文章在《中國文物報》《中國交通報》《陜西日報》及網刊登載。

漢唐網：感謝您接受漢唐網采訪，能跟我們談一下您的學習經歷么？有沒有對您影響深刻的老師、長者？

　　劉合心：1942年農歷8月18日，我生于渭南市華州區下廟鎮茍家莊一個貧窮的農家。父母親終生務農，為了供養我和弟弟兩人上學，父母親辛勤勞作，節衣縮食，挖藥材，還變賣了房前屋后的榆樹、椿樹和銅洗臉盆等家什。1960年，我初中畢業考入咸林中學讀高中。當時，正是我們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母親為了我的十元報名學費，我與母親只好到生產隊的會計那里去借貸。一些村干部則冷嘲熱諷地說，沒有錢就甭讓娃上學，你是想叫娃讀書當官呀？你們想當老太爺呀？叫娃甭上學了，還是讓娃回家勞動種地掙工分吧。而我母親回答說：只要娃想念書、能讀書，學好了他將來能夠為國家干事情，娃如果實在學習不好，念不動了，不想讀書了，娃回來種莊稼也不遲么！母親樸實而又有遠見的這番話，始終激勵著我發奮圖強，學好本領。

　　故鄉茍家莊西距渭河約一公里，上小學時，我和一些男孩子常常到渭河邊玩水、挖膠泥，用膠泥捏雞、狗、兔和大輪車。每年春季谷雨節前，還在敬神用的黃表紙上畫一只蝎子，然后把明礬融化在清水里，用麥穗蘸上明礬水后灑在畫著蝎子的黃表紙上，明礬水與黃表紙起化學反應后變成了紅色，似乎是蝎子被刀斬后流出來的鮮血。我一邊灑著明礬水，一邊口念著當地流傳的童謠：“谷雨三月半，蝎子來上岸。岸上一把刀，專斬蝎子腰”。后來，我在磨墨練習寫毛筆大字用的石硯臺背面，用刻刀刻了一只被刀腰斬的蝎子圖，蝎子四周還刻“金、木、水、火、土”幾個字。60多年過去了，這方刻有腰斬蝎子的石硯臺，幾經曲折，還一直被我珍藏著（圖1）。

(圖1)

渭南市華州區民間的皮影戲班子有十多個，每到過廟會或者農村人過紅、白喜事的時候，都會請一個皮影戲班子來慶賀，甚至請兩個皮影戲班子搭臺同時演出，相互競賽誰家的弦板敲打和唱腔音調好，演技高。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唱對臺戲。童年時期，我不僅喜歡看皮影戲，還利用包裝的硬紙盒紙板，自己動手刻皮影人物、道具，模仿著表演。

　　劉合心：我上的小學是下廟完小，教室就是過間廳。這所小學是利用清同治二年重修的西岳廟古建筑群改建的。華州西岳廟與李家堡村近鄰，每年農歷三月初八和八月初八，各地到西岳廟敬神祈雨取水的群眾云集，李家堡逐漸形成一個集市貿易地，李家堡也改稱“下廟鎮”了。華州區的西岳廟和華陰巿的西岳廟，都是敬奉華山西岳神祗少皞帝的廟宇。過去，每年農歷三月份，天氣干旱缺雨，渭河以北的大荔、蒲城、富平、澄城、白水等縣群眾，渡過渭河到華陰市的西岳廟祈雨取水。過渭河后，人、車、牲口等，必須先在華州西岳廟吃住一宿，第二天早晨才能趕到華陰市的西岳廟敬神取水。群眾俗稱華陰市的西岳廟為“上廟”，而把華州的西岳廟則稱為“下廟”。這是華州下廟鎮名稱的由來。

　　華州西岳廟原來建在高臺地上，占地面積約十畝。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墻，坐北面南，南北各有一個高大的城門洞與城樓。南城門兩旁，各有一座明代用花崗石雕刻的蹲獅，高約二米。城墻內從南向北的中軸線上建筑依次為：南城門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座磚木結構、臺口面北五開間戲樓，戲樓北是硬山式磚木結構五開間“過間廳”，過間廳外南面豎立著兩個高約五米的鐵旗桿和四、五座有龜趺座的石碑，另有四、五株古柏樹；過間廳的北面東西兩側，各有五間廂房；過間廳正北是一座三開間花崗石雕刻制作的石牌樓，石牌樓東西兩側為鐘樓和鼓樓；中軸線再向北是硬山式磚木結構五間廳，五間廳北東西兩側各有七間廂房，最后是硬山式磚木結構五間大殿。大殿內神壇上分別有彩繪泥塑西岳少皞帝、二郎神楊戩、三圣母和侍女等。這些彩繪泥塑像，1950年夏被拆毀時，我們一些男孩子還站在周圍看熱鬧哩。五間廳以北的東西廂房和塑有彩繪泥神像的大殿，1949年之前被民國政府設立的“萊公鄉”鄉政府占用，后由下廟區政府占用。過間廳和五間廳均為學生上課的教室，而鐘鼓樓、廂房和新建的兩三幢平房，有上課的教室，也有教師的宿舍。西岳廟中軸線建筑以西，是一片空曠地，原是管理廟宇道士種麥種菜的廟產地，后改為學校的操場（圖2），當時我年幼無知，不可能想到我讀小學的學校，其實也是文物古跡。

（圖2）

　　華州西岳廟在1958年大躍進的“大煉鋼鐵”中，兩座鐵旗桿被拆毀煉了鋼鐵，幾通石碑也被砸爛燒了石灰。下廟完小后來改升為下廟中學，西岳廟的其它古建筑，在逐年擴建改造校舍中被拆毀殆盡。

劉合心：在下廟完小學習六年，學校的教育主任劉紹林先生，左右手都有先天性的殘疾，但他用左手頑強地練習，能寫一手剛勁老辣、雄渾俊美的毛筆大字，深得學生和學校附近村民的敬佩。我也很感恩他，因為我當年小升初沒考上，當時我跟母親在地里拾棉花，看到別的同學拿著錄取通知書高興的到縣城讀書去了，我既羨慕又羞愧，忍不住傷心地哭著跑了。后來，我母親就去找到了劉老師，劉老師允許我補習，到第二年我終于如愿考上，所以至今我非常感恩他。

　　1957年在華縣少華初級中學學習期間，教美術課的閻新立老師（圖3），在教書育人的同時，勤奮敬業。他創作了大量華縣和渭南地區的名勝古跡繪畫，如韓城的“禹門消夏圖”“韓城文廟”（圖4）“司馬遷祠”“華陰玉泉院”“華縣少華山潛龍寺”“華縣高塘會館”“高塬水甜”“華縣渭河抽水灌溉”等等（圖5）。閻新立老師的油畫、水彩畫、山水、人物、花鳥、書法、雕塑和詩詞，都有很高的藝術造詣。1958年，他創作的油畫“一面讀書、一面勞動”，參加“陜西省第一屆中小學教師美術作品展”獲二等獎。閻新立老師，還利用學校放暑假的機會，從學生中挑選出愛好美術的幾個學生，在學校義務辦美術培訓班，加強學生對素描、寫生和臨摹基本功的訓練。閻老師培養的學生先后有21人考入西安美術學院附中，老師還用自己的微薄工資資助了多位貧困學生。我記得我設計的圖案畫和臨摹淸代任伯年的一幅“教子圖”人物畫，曾得到閻老師的好評，老師給我的教誨和鼓勵，讓我溫暖至今。

（圖3）

（圖4）

（圖5）

　　劉合心：1962年，閻新立老師調到華縣文化館工作以后，他以美術宣傳服務于社會為己任，以輔導群眾美術和書法活動為天職，在渭南、華縣、金堆城等地，多次舉辦書法繪畫培訓班，十多年間培養了一批職工和農民書畫家，其中農民書法家郭天水在北京舉辦華縣民俗展覽時，曾受到習仲勛、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閻新立老師是渭南華州區群眾美術和書法創作活動的領路人和奠基者。

　　1963年高考前夕，閻新立老師還根據我本人的學習成績情況，建議我報考清華大學建筑系或者西安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這個愿望，卻陰差陽錯地讓我考入了西北大學歷史系。

　　1994年元月，曾經受業于閻新立老師的學生，集資舉辦了“閻新立先生美術教育作品展”和研討會。4月，閻老師病逝后，我們這些學生又集資安葬并為閻老師樹碑紀念。

　　我的故鄉渭南華州區，既有創建于清朝末年有“陜東學府”之譽的咸林中學（我的母校），也是全國著名的皮影之鄉，還是著名的面花之鄉，古建筑除拆毀的下廟西岳廟外，還有與少華中學（圖6）比鄰的文廟大成殿，我上中學時路上經常走過的郭子儀祠堂和郭子儀木牌坊等，那個時候只是敬仰這些鄉賢人物，不曾想到很多年后，我會肩負起保護文物古跡的工作。

　　華縣少華中學畢業照（圖6）

漢唐網：劉老師您能談談在文物保護、文物鑒定這方面的工作經歷么？

　　劉合心：我與文物保護和文物研究工作結緣，始于在周至縣文化館工作期間（圖7），五十年的文博工作經歷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

（圖7）

在周至縣文化館工作的8年

（1970年至1978年）

　　劉合心：1968年8月我大學畢業后，12月就參加了甘肅軍區在疏勒河辦的農場，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1970年10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周至縣文化館。我主管周至全縣的文物保護、群眾美術創作培訓輔導和攝影工作。始與文物保護結緣，是經歷了幾個保護文物的事件。

劉合心： 1970年11月中旬，樓觀臺宗圣宮遺址上的老子手植銀杏樹，因東樓村村民為067微波站栽電線桿休息時，村民在銀杏樹洞內烤火而引發銀杏樹失火。村民報警后，我打電話請咸陽巿消防隊派消防車前來滅火，我非常有幸能保護了這棵千年古樹，這棵古銀杏樹雖然遭遇火燒，但它至今生長依然茂盛（圖8）。1971年春，與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陳全方、何修齡先生，共同到樓觀臺調查樓觀臺被周至縣政府賣給067微波站一事，我們向陜西省人民政府寫了調查報告之后，陜西省政府發文給周至縣，這才收回了道教圣地樓觀臺。

（圖8）

征集到稀有的西周青銅重器和

填補上林苑長楊宮遺址研究的空白

　　劉合心：后來，先后在周至為國家征集回西周青銅器王作姜氏尊簋、太師作孟姜餴簋、八毋父癸簋、饕餮紋鼎、編鐘、母觶、饕饕紋爵等珍貴文物。這些西周青銅器，是研究西周諸侯國申國和豆國的重要實物；我還調查研究征集了秦漢時期上林苑長楊宮遺址出土的秦代夔龍紋空心磚、行虎紋磚、朱雀紋、玄武紋以及近百件秦漢瓦當文物。還撰寫了介紹研究文章，在《文博》雜志發表。它填補了秦漢時期上林苑中長楊宮遺址研究的空白。

漢唐網：這些西周文物已經成為了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載體，您能談談當時是怎么發現它們的么？有沒有文物背后的故事？

劉合心：在周至縣文化館工作的八年中，先后為國家征集漢代、西周、元代的青銅器十七、八件，最重要的是西周青銅器，有鼎、簋、爵、編鐘、觶（zhi）、斗、鉞、戈等十五件。1972年11月，周至竹峪鎮下倉峪村村民平整村西南崖坡地和村東蒼峪溝西坡地時，先后發現一批西周青銅器，我得到消息后，騎著自行車，從縣城到啞柏鎮有三十里平原路，再從啞柏鎮到竹峪鎮的下倉峪村，還有十五里路的上坡路，我在村民鄧忠德家征集到“太師作孟姜餴簋”。12月又在下倉峪村村民劉天祐家征集到編鐘兩件；1973年10月，周至終南鎮豆村征集到在該村北馬家坡拖拉機耕地時，出土了八母父癸簋、饕餮紋圓鼎、云雷紋簋、云雷紋爵、斗等七件。我聞訊后，當即騎上自行車，走了三十多里路趕到豆村。在豆村村委會辦公的戲臺上，我向豆村二萬多村民宣傳講解了文物法規政策，在村委會干部的協助下，將出土的七件西周青銅器上繳到縣文化館收藏。1974年3月，我又在周至竹峪鎮下倉峪村譚鳳章和鄧國鈞家分別征集到銅鼎、“母”觶（圖9）、鉞、戈等文物。

“母”觶（圖9）

　　1974年6月5日，在周至縣城關鎮廢品收購站征集到“王作姜氏尊簋”（圖10）。

（圖10）

　　劉合心：“王作姜氏尊簋”，是1974年3月份，周至縣城關鎮八一大隊何家村村民何德成、何廣才兩人，在村子東北麥地里，為本村一死者挖墓穴時，在距離地面約四尺深的黃沙土中發現的。后來他們將這件銅器當廢銅賣給了城關廢品收購站。6月初的一天，城關廢品收購站的收購員老趙在街道上碰見我，說他們收到一個像盆子一樣帶滿綠銹的銅器，不知道是啥古董，讓我到收購站門市部看看。我隨即和老趙到廢品收購站，老趙把銅器取出后，我認為是文物應繳文化館收藏，于是按照當時收購廢銅的價格，每斤一元五角，再加上二角錢的手續費，共付給廢品收購站19.03元。我將銅器帶回文化館后，經過清理，發現在銅器的內腹底部和器蓋內都鑄有“王作姜氏尊簋”銘文。簋高25厘米，口徑20厘米，腹圍80厘米。兩耳作獸形，口沿和蓋均飾目云紋，圈足飾斜角雷紋。這件“王作姜氏尊簋”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作之器。

從周至發現的“王作姜氏尊簋”“太師作孟姜餴簋”（圖11）以及眉縣與周至相連的上青化鄉一帶出土的帶銘文青銅器，我研究后初步判斷，今周至黑河西岸以西到眉縣湯峪河的東岸，渭河南岸以南至秦嶺北麓的這一地域，是西周中晚時期姜姓諸侯國申國的勢力范圍，申侯將自己的女兒嫁給西周王室，為申妃。周王室才會鑄“王作姜氏尊簋”送給申侯。到了周幽王時因寵愛褒姒，冷落了姜妃，引發申侯的不滿，后來，申侯借用犬戎的兵力，欲教訓一下西周王室，不料犬戎兵攻進豐鎬京城后，大肆燒殺搶掠，豐鎬京城被毀，西周王室只好東遷。申侯引狼入室的結果是，從此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

“太師作孟姜餴簋”（圖11）

　　1973年10月，在終南鎮豆村村北馬家坡出土的“八母父癸簋”（圖12）等七件西周文物，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盜墓分子陸續在豆村村北馬家坡盜掘的大量各類西周文物的情況判斷，今天周至黑河東岸以東到西安市鄠邑區的澇河西岸，渭河南岸以南至秦嶺北麓的這一地域，應該是西周時期諸侯國豆國的勢力范圍。

“八母父癸簋”（圖12）

劉合心：綜上所述，我在周至縣文化館工作期間，前后征集的這批帶有銘文的西周青銅重器，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它們是研究西周時期諸侯國分布情況的珍貴實物。

在陜西省文物局文物處工作的16年

（1978年至1995年）

劉合心：我主管著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古建筑保護與維修項目的立項審查、撥款、驗收等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陜西省用于文物保護的經費，當時每年僅有七八十萬。根本是杯水車薪，只能是灑胡椒面式的撥款維修，與近年每年用于古建維修保護的經費數億元不可同日而語。這16年，先后加固維修的有彬縣開元寺塔、禮泉香積寺塔、永壽武陵寺塔、周至瑞光寺塔、澄城精進寺塔、榆林凌霄塔、歧山太平寺塔；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大殿的維修、西安城墻北城門樓維修、渭南市華州區文廟大成殿、禪修寺大殿、橋上橋的維修、周至樓觀臺斗姆殿、洛南縣文廟、延安革命舊址（鳳凰山、楊家嶺、橋兒溝延安魯藝舊址、南泥灣舊址等等）、琉璃塔的遷建，略陽縣江神廟、靈巖寺等等的維修。二是調研并制定下發了對古遺址、古建筑、古墓葬等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分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和建筑控制地帶）的文件；調研審查并上報第三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和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三是參與扶風法門寺明代真身寶塔的保護以及后來發掘清理唐代地宮文物工作，趙樸初先生來陜瞻仰法門寺出土佛指舍利后寫的“扶風法門寺佛指舍利出土贊歌”詩中有“示我錄像幻燈片，恍如置我唐賢間”兩句，說的就是我。我把拍攝的法門寺地宮文物照片制作成幻燈片后，在陜西省政府會議室為趙樸初和周紹良等先生放映的這件事。在陜西省文物局文物處工作期間，除了完成日常行政工作之余，我還參加《中華名匾》《中國名勝詞典》《陜西文物精華》《法門寺》《陜西省志·文物志》等書的編寫。

漢唐網：在保護研究、調查拍攝陜西古塔的過程中，有沒有有趣的故事或者考察過程非常艱辛、印象非常深刻的經歷？

　　劉合心：1978年10月，我由周至文化館調到陜西省文化廳文物處工作后，每次看到報刊雜志上，對陜西田野里現存古塔的數字、名稱、時代、高度等說法不一，有說一百多座的，有說二百多座的等等。作為一名陜西文物管理保護的工作人員，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搞清楚陜西田野里現存古塔的保存情況和數量。于是，開始了漫長的陜西古塔研究、調查、拍攝、記錄、搜集資料等工作。在保護、考察、研究陜西古塔方面，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是陜西較早拍攝、考察并計劃出版陜西現存古塔的一位先行者。在周至縣文化館工作期間，我就拍攝了周至的瑞光寺塔（俗稱八云塔），大秦寺塔，仙游寺法王塔、守貞塔、見明塔、普通塔等。1984年10月31日，在《陜西農民報》上發表“陜西名塔”一個整版的圖文，介紹了陜西古塔的情況。1988年，并編排好《三秦古塔》一書的樣稿，請書法家薛鑄先生題寫了書名，準備出版（圖13）。

（圖13）

　　要說考察陜西古塔經歷中的有趣的故事還比較多，印象最深的是兩次對志丹縣境內的古塔考察。一次是1986年9月25日考察志丹縣旦八鎮石灣村的塔林。石灣村塔林（圖14）距離旦八鎮有三十多里，不通汽車，僅有一米左右寬的山峁土路可走。于是，我和志丹縣文管會袁繼峰同志在旦八鎮每個人各租借了一輛自行車，吃完早飯即騎著自行車，沿著彎彎曲曲的山峁路向石灣村進發，騎車30多公里，到達石灣塔林后我們倆人顧不得休息，對現存的八座磚塔逐一的測量并拍照，這個工作完成后已經到了晚上。陜北的十月，夜里較冷，山路沒有裝路燈，我倆又饑又渴摸黑騎自行車，朝著附近僅有的一處亮著燈的方向走，我們運氣非常好，這是一家農戶，還有幸吃到了一碗蕎麥面做的面條。歸來時，又順著彎彎曲曲的山峁路，路旁便是深溝，返回了旦八鎮。至今想起這次騎自行車夜行陜北的山峁路，還真有些后怕呢。

石灣村塔林（圖14）

　　劉合心：1989年10月30日，考察義正鄉盤龍寺石塔，關于盤龍寺石塔的信息，是我和志丹縣文管會的袁繼峰同志在義正鄉林業站打聽到的，我倆隨即雇用了林業站用的一輛帆布棚北京吉普汽車，翻山越嶺，甚至下車步行，在司機的引領下，才找到盤龍寺石塔（圖15）。它位于陜西省志丹縣與甘肅省華池縣交界的豹子溝深山叢林中，寺院建筑早已毀廢，殘垣斷壁，樹木叢生。僅剩石塔一座，石碑一通，石旗桿兩個。石塔是明代成化十一年（1475）所建。這座盤龍寺石塔，因它臨近兩省交界附近的人跡罕至樹林中，所以陜西省的兩次文物普查工作，均未被發現。盤龍寺石塔被我和袁繼峰發現后，《中國文物報》和《陜西日報》曾有報道。為了更好的保護盤龍寺石塔，經陜西省文物局批準，盤龍寺石塔現在已經搬遷在志丹縣縣城北。志丹縣的石灣村塔林和盤龍寺石塔，1992年已經被公布為陜西省第三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盤龍寺石塔（圖15）

　　劉合心：多年來，我還搜集到已經消失或者還存在的陜西古塔歷史照片四十余幅（圖16）。最早考察拍攝了洛川的上蘭村和下蘭村、合陽的羅山寺和露井一帶以及韓城境內龍亭等地的一些土塔，考察拍攝了黃陵雙龍萬安禪院石窟、延安清涼山萬佛洞石窟、志丹縣呂川石窟內的石刻造像塔。并且，在調查拍攝陜西各地古塔的過程中，首先提出“陜西土塔”和“石窟寺石刻造像塔”這一概念。陜西境內現存的土塔較多，這是陜西黃土高原地域獨有的一類風水塔，是明清時期人們的社會意識形態反映。從此以后，陜西各地的文物管理部門，才重視了對土塔的調查登記。

已消失的陜西古塔（圖16）

1991年2月2日晚，在整理陜西古塔圖片和資料后，時已深夜，夜不能寐，提筆試填“虞美人”詞一首以明志。

　　三秦古塔知多少？

　　為尋根探源，

　　耗費了心血廿載，

　　哪畏山高林密路途遙。

　　雄心壯志未動搖，

　　踏遍三秦地，

　　伏書案細整資料，

如今功半還需努力干。

　　劉合心：當時的韓城市周原村大禹廟，曾經是周原村生產隊存放物品的庫房，我去了現場，看到很精美的彩繪泥塑、壁畫等，大殿石柱上刻有“元大德五年·······”的紀年，但當時還沒有申報為陜西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0年11月份，為了申報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親自到韓城市考察周原村大禹廟（圖17），與韓城市博物館的館長屈海浪、拍攝錄像的小雷一起，用三天三夜的時間，完成了周原大禹廟建筑、泥塑和壁畫的拍攝、錄像及編寫申報文字的工作。屈館長、小雷和我又親自到韓城市廣電局，通宵為申報的錄像帶配音樂。后來，周原村大禹廟的申報資料，經國家文物局審核后上報國務院，被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考察、拍攝周原村大禹廟（圖17）

漢唐網：聽說西安南大街新建的樓房高度不能超過鐘樓的36米高，這條規定是您參加制定的，能談談當時情況么？

劉合心：這16年的文物保護工作，我個人有一點感想和遺憾。除上面談到的取得有成績的具體工作外，對陜西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較成功的是參與對韓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在省建設廳、財政廳及各級政府積極參與配合下，在韓城古城以北另辟新城，新、老城分開，使韓城古城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元、明、清時期的古城風貌。但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教訓頗多，比如鐘樓郵局大樓建設時未經文物部門批準，造成與四周環境建筑不協調，如圖18（請把手機橫過來看）。原來設想除已經公布為國保單位的西安城墻、四個城門，鐘樓和鼓樓之外，在城內還應該保留西大街五味什字和冰窖巷以姚氏民居為主的一批明清民宅區，鼓樓北至西安市政府一帶的回族民宅院落。這兩片明清民居都被以后的西安舊城改造徹底拆毀，舊貌換新顏了。基于以上教訓，所以在后來的西安南大街改造時，對南大街新建筑的高度作了一點限制，即南大街新建的樓房高度不得超過鐘樓的36米高（西安南大街舊貌，圖19，明代西安新城北城門洞，圖20）。今天的西安歷史文化名城，僅保留了明城墻和鐘鼓樓，其余皆為現代高樓大廈的城市。

（請把手機橫過來哦）

圖18 20世紀60年代初的西安拍攝：《西安晚報》記者王凌

西安南大街舊貌（圖19）

明代西安新城北城門洞（圖20）

在陜西省文物局文物鑒定組工作的8年

（1996年至2003年）

　　劉合心：這8年為了摸清陜西館藏文物的家底，主要負責全省文博單位館藏歷史文物的鑒定定級工作。并涉及公安和海關查獲文物的鑒定定級。

　　1：1996年6月，配合參與國家文物局組織的文物鑒定確認專家組，對陜西各地博物館的館藏歷史文物一級品（包括部分二級品）進行鑒定確認。專家組經過半個多月的緊張工作，陜西全省共確認出一級品文物3526件（組），在這三千多件（組）一級品文物中，初步確認有123件（組）為國寶級文物（圖21）。

國家文物局組織的文物鑒定專家組（圖21）

　　2：由我主管的館藏歷史文物鑒定定級工作，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我退休止，先后對渭南、商洛、榆林和漢中四個地區，延安地區的黃陵縣、黃龍縣、洛川縣，西安市的周至縣、戶縣、高陵縣、長安區以及陜西師大、西北大學、咸陽中醫學院三座高校博物館的館藏歷史文物，進行鑒定定級。過眼各類歷史文物十二萬余件，從中確定一級文物158件（組）；二級文物405件（組）；三級文物3263件（組）。每一年的鑒定工作總結和鑒定證書都歸檔案保存。在我主管的全省館藏歷史文物鑒定中，對以前在文物鑒定中被忽略了的明清字畫、牌匾、印璽、竹木牙角雜項，都做了認真地鑒定定級。就明清以來的古字畫而言，我們從三千多件明清字畫中鑒定出珍貴字畫338件（組）（圖22）。

1998年陜西省文物鑒定組在戶縣鑒定古字畫(圖22)

　　3：參與幾起珍貴文物大案的鑒定定級：

　　一：1996年4月份，西安巿公安局未央區分局查獲西安北郊出土的三尊北周彩繪描金漢白玉菩薩石造像案，均定為一級文物。

　　二：1996年5月份，西安市公安局查獲從富平縣佛舍村盜掘出土的金代琉璃棺槨案，定為一級文物，現藏于西安博物院。

　　三：1996年6月份，咸陽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文物稽查大隊查獲盜賣北周“天元皇太后璽”金印案，“天元皇太后璽”金印定為一級文物，現藏于咸陽博物館。

唯一存世的“皇太后璽”實物

漢唐網：目前，皇后璽印發現的實物很少，能談談您經歷的北周“天元皇太后璽”金印鑒定過程么？

　　陜西發現的皇后璽印有三枚，一是“皇后之璽”（圖23），西漢初期，陰刻玉質螭虎鈕。1964年在咸陽狼家溝（漢高祖劉邦與呂后的長陵附近）被14歲的學生孔仲良在水渠旁發現。后由其父捐獻給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二是“朔寧王太后璽”（圖23），東漢早期，1954年修筑寶成鐵路時，出土于漢中市略陽縣陽平關，金印，陰文龜鈕。據《后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記載，新莽之末，隗囂據隴西，自稱西州上將軍，開始時歸屬于劉秀，不久叛投在益州自立為天子的公孫述。興龍七年（31），隗囂被封為朔寧王。“朔寧王太后璽”應該是公孫述割據政權授予隗囂母親的璽印。現藏重慶市博物館。三是1996年6月份，咸陽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文物稽查大隊，查獲北周武帝孝陵被盜的“天元皇太后璽”金印（圖23），陜西省文物局鑒定組的王翰章、吳鎮鋒和我等人一同到咸陽，對這枚金印作了鑒定定級。“天元皇太后璽”金印，是1993年8月初，以胡軍錄、胡衛衛、朱七年、朱岑等盜墓團伙，在盜掘咸陽北塬上北周武帝宇文邕與武德皇后的合葬墓孝陵的過程中，盜墓者朱岑趁同伙不備，偷藏了金印。后來，朱岑欲以230萬元的高價出售金印時，被咸陽公安人員查獲。據＂周書＂記載，這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使用的朱文官印，阿史那氏28歲時武帝崩，太子宇文赟繼承皇位，為周宣帝，尊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大象元年（579），周宣帝傳位給太子宇文衍，自稱“天元皇帝”，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第二年（580）又尊其為“天元上皇太后”。所以，這枚“天元皇太后璽”金印，是大象元年2月到大象二年2月阿史那氏皇后被尊為“天元皇太后”時期所用的后璽。隋開皇二年（582），三十二歲的阿史那氏皇后死后附葬在北周武帝的孝陵。“天元皇太后璽”金印，印高4.7厘米，印面邊長4.55厘米，重802.56克。獬豸鈕，鈕與印臺分鑄后用榫卯鑲嵌而成。“天元皇太后璽”金印，是我國國內首次出土的皇太后金印，也是目前清代以前唯一存世的“皇太后璽”。這枚金印，對于研究我國印學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現藏咸陽巿博物館。

（圖23）

　　劉合心：2000年元月份，西安市未央區公安局查獲西安北郊譚家堡出土的219枚西漢金餅案，全部定為一級文物。陜西文物鑒定組后來還編寫了清理報告，在《文物》與《文博》雜志上發表。

　　漢唐網：您能談談這批金餅發現的情況和鑒定情況么？當年是怎樣的工作程序，大家都比較好奇。

　　劉合心：我參加了這批金餅的鑒定、整理、拍照等工作。2000年1月，我母親剛去世不久，我就接到局里的電話，讓我趕快返回單位，說有一批重要文物需要鑒定。陜西省文物鑒定組的呼林貴、徐進、尹夏淸、徐濤和我幾個人，乘車來到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區分局辦公樓的二樓，公安局的領導首先介紹了他們最近在西安北郊譚家鄉新華磚廠追繳的219塊金餅的情況。1999年11月2日，新華磚廠在取土坑的東北坡地上推土時，第一次發現金餅坑（圖24），金餅被磚廠的推土機司機和民工們哄搶一空，有搶到一塊的，有搶到五、六塊的，最多的是推土機司機趙浩學搶到了三十塊金餅。有的將金餅藏到住宿工棚的杊眼里，有的藏在被子里或枕頭下······西安巿公安局未央分局聞訊后，出動干警160多名，立即趕到現場，全力追繳被哄搶的金餅。有一個搶到十九塊金餅的旬陽縣王姓民工，帶著金餅連夜乘火車回家。這位民工下火車后剛到家，西安市未央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員已經先到他家等著他呢，收繳了被哄搶的金餅。這次共查獲93枚金餅。11月5日早晨，推土機司機李玉紅在第一次發現金餅坑不遠處推土時，又發現了埋藏的金餅坑，共有107塊金餅。因公安局的同志對磚廠的領導和推土機的司機講了國家的文物法規，所以推土機司機用推土機大鏟將金餅坑蓋住后，打電話告訴給未央區公安分局。后來，又陸續追繳19塊金餅（圖24）。

（圖24）

　劉合心：鑒定組的幾位同志，親自到發現金餅的新華磚廠現場進行了考察，兩坑金餅距離地表深3至4米，兩坑相距2米多。坑的直徑約0.5米。在未央公安分局辦公樓，鑒定組的成員用了十多天的時間，對219塊金餅逐一進行了清理、編號、拍照，并用電子稱對每一塊金餅的重量進行了稱重、記錄。每枚金餅的平均重247克左右（約合漢代重量一斤）。還對每塊金餅上的戳印、符號和刻字都作了詳細記錄。

　　這兩坑金餅的埋藏地址西距西漢長安城清明門遺址約四公里的偏東南方向，原來這里是一處漢代中小型墓葬區。經我們查閱歷史文獻資料認為，譚家鄉的這批金餅，應該是西漢國家庫存的金餅。西漢國庫的金餅被埋藏到漢長安城外，應該與新莽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攻進長安城的戰亂有關。

　　西安北郊譚家鄉出土的219枚西漢金餅，是目前國內發現金餅最多的一次。它對于研究西漢時期黃金的鑄造、儲備等，有著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

西漢時期的這219塊金餅，經過省市文物部門協調后，決定由西安博物院收藏109塊，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110塊。

　　劉合心：1996年7月3日和10月7日，西安市公安局分別查獲倒賣清代高其佩指頭畫“秋林飲馬圖”，鄭板橋“真州八首詩”手稿以及清代沈銓“百鳥朝鳳”花鳥畫長卷等字畫的鑒定定級。鄭板橋的“真州八首詩”手稿（圖25）與1962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的《鄭板橋集》里“真州八首詩”相對比，其中有十八處不同，應是鄭板橋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后作了修定。“真州八首詩”手稿是鄭板橋晚年所做，定為二級珍貴文物。沈銓的“百鳥朝鳳”圖長卷（圖26），絹本未裱，長260厘米，寛34厘米。左邊落款“南蘋沈銓製”并蓋有印章兩方。遺憾的是落款處殘缺了三分之一。“百鳥朝鳳圖”長卷，構圖嚴謹，畫工精細，設色淡雅，百鳥的造型姿態各異，生動傳神。是沈銓花鳥畫的妙品，確定為二級珍貴文物。

鄭板橋的“真州八首詩”手稿（圖25）

（請把手機橫過來哦)

清代沈銓“百鳥朝鳳”花鳥畫長卷（圖26）

　　劉合心：2000年11月13日，陜西省文物鑒定組呼林貴、徐進、徐濤、尹夏清和我一行五人，應長安縣文管會和長安縣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隊之邀，到長安縣興教寺鑒定因內外勾結而被盜的佛教文物。工作間隙，我們在興教寺佛堂大殿前的一個放置假山的青石槽上，發現有線刻畫。石槽長105厘米，寬59厘米，高42厘米，石槽壁厚7至7.5厘米。經過仔細辨認，石槽長的兩面各刻一組線刻畫“搗練圖”（27），短的兩面各刻線刻畫“飛亷緾枝海石榴紋圖”和“鳳銜瑞草纏枝海石榴紋圖”。第一組線刻“搗練圖”，有九個人物，一個老年男侍和八個婦女，其中有四個婦女站在石砧旁手持細腰杵搗練，一個婦女扛著細腰杵，其余三個婦女有持扇子者，有攏袖者，另外有假山兩處，闊葉喬木兩株，小葉喬木兩株，修竹三棵和竹筍一個，天空有飛翔的綬帶、鴛鴦、鵲鳥八只；第二組線刻“搗練圖”，有六個婦女，三個婦女手持細腰杵站在石砧邊搗練，一個婦女坐在石砧旁用手翻練，另外兩個貴婦人一個右手持團扇，一個頭戴蓮花冠，袖手持帛巾，足穿云頭鞋。有假山兩處，茅草方形亭子一座，小葉喬木兩株，闊葉喬木一株，芭蕉樹一株，枯樹一株，花卉兩株。天空飛翔綬帶、鴛鴦、鵲鳥八只。這兩組線刻“搗練圖”反映的是春天婦女搗練的勞動場景。構圖嚴謹，人物造型清秀。是初唐時期的作品。

搗練圖 （圖27）

　　興教寺發現的這個刻有線刻畫“搗練圖”的青石石槽，是1985年長安縣西韋村村民，在西韋村村北塬坡上（在興教寺寺院東不遠處）取土時發現的。后來興教寺的常明法師，派人將石槽運回寺院后，作為放置假山的石盆使用。

　　由于我喜歡畫畫，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更是情有獨鐘。長安縣興教寺被盜的佛教文物鑒定和石刻線畫“搗練圖”考察完一個星期后，我邀請了西安碑林的老拓工姚金緒先生，利用星期日，自費到長安縣興教寺與常明法師協商后，首次拓印了三份完整的“搗練圖”拓片。一份拓片交給興教寺寺院收藏，另外兩份則由我收藏。在完成日常的工作之余，我還臨摹了這兩組“搗練圖”。同時，我還撰寫了研究、考證的“陜西長安興教寺發現唐代石刻線畫搗練圖”一文，發表在2006年第四期《文物》雜志上。

　　唐代張萱曾畫“搗練圖”（存世作品是宋徽宗趙佶的臨本，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人物造型和體態豐厚壯健，呈現盛唐時期景象。

在長安縣興教寺院內發現的這兩組初唐線刻畫“搗練圖”石槽，出土地是在長安縣韋曲鎮西韋村村北，而西韋村一帶曾經是初唐時期，韋皇后韋氏家族的官邸，這個石槽應該是韋氏家族曾經使用過的遺物。這兩組線刻畫“搗練圖”要比盛唐時期張萱所畫的“搗練圖”早了近百年。它是研究“搗練圖”繪畫藝術流變的重要實物。同時，它對研究唐代的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和建筑等，提供了實物資料。石刻線畫“搗練圖”的被發現，應該是二十世紀末，中國美術史考古上的一個重要發現。

漢唐網：劉老師談談您退休后的生活吧！

　　劉合心：我可以說是退而不休（圖28），發揮余熱的16年，概括的說就是編書、畫畫和協助西安市團結村籌辦“西安市團結民俗博物館”（圖29和30）。2007—2009年，我在西北大學出版社為陜西省政府金版工程讀書《話說陜西（6卷本）》配圖并撰寫說明文。

2017年9月在瑞士（圖28）

西安市團結民俗博物館外景（圖29）

西安市團結民俗博物館內景（圖30）

　　貴州省鎮寧地區2004年11月發現的所謂“夜郎王印”，被國內一些新聞媒體操作得沸沸揚揚。2007年12月，“西安晚報”記者劉斌、呼延思正釆訪了我，并且將這次釆訪的結果寫成專文，在《西安晚報》上發表了“貴州鎮寧銅印并非夜郎王印”一文。這篇文章發表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全國各大網絡上的大爭論。為了辨明這枚銅印的是非真偽，我多次撰文，確認這枚“夜郎王印”絕對是道教的“北極驅邪院印”，而非夜郎國的“夜郎王印”。

　　2010至2012年受山西省高平市炎帝文化研究會的邀請，拍攝撰寫《炎帝古廟》一書，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參與了《陜西省志·文物志（重修）》璽印封泥一章的編寫，已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2012—2014年，協助陜西省藝術館和西安市群眾藝術館編寫了《陜西剪紙·西安卷》已由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現在正在參與國家出版局重點圖書，即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陜西古塔全編（上、下卷）》一書的編寫。另外，待出版的還有《陜西古匾額選萃》《劉合心攝影作品選》（圖31）。

（圖31）

漢唐網：感謝您接受漢唐網的專訪。

本文2018年9月21日首發于陜西省文物局漢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