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婚強奸案：法官所說與女方筆錄相反

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前后，掀起了大量關于“性行為與女權”的輿論潮。

這些“輿論”，主要由各級官媒發起。

如央視網說“婚約不是性許可”，中國婦女報說“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是否訂婚、是否存在婚姻關系都無關”，南方日報說“判決是司法對女性性同意權的有力聲援，法院在此案中的表現值得稱贊”，南方網說“該案鐵證如山，男人都有‘性特權’迷思”，新京報說“強奸罪行的構成要件，就是違背婦女意志發生性關系”……

該案審判長在二審宣判后，馬上接受人民日報采訪，稱：“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系。強奸罪侵犯的是婦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即婦女按照自己意志決定自己性行為的權利。”新華網對此予以全文轉載。

只要不瞎，即可看出：這輪“堅決維護婦女性同意權”的輿論潮，是由山西大同官方推動的，央媒和地方媒體迅速接應，瞬息霸屏，遮天蔽日，勢不可擋。

官媒輿論潮，簡稱偽輿論潮。

在這輪偽輿論潮的沖擊之下，所有人紛紛中招。網民和自媒體被撕裂為女權和男權兩大陣營，為“男性的性交權”、“女性的拒絕性交權”而喧嘩鼓噪。

清華大學刑法學教授勞東燕就連發微博：“女性婚內也有性自主權”，“彩禮被視為女性的賣身錢與男性的嫖宿費是反文明的”。某前媒體人喪標還將所有為男方發言者視為董志民，稱他們想將女性集體變成“鐵鏈女”。

公知和媒體人智商不高，我是早就知道的，但低成這樣，也算始料不及了。

“訂婚強奸案”的要點在于：這是不是冤案。

大同審判長和各級官媒合力將該案往“女權”、“女性性同意權”方向引導，正是因為它們沒辦法從法理和事實層面說服公眾這不是一樁冤案，所以才蓄意攪渾水，將案情曲解成男人女人對性權利理解不同而導致的矛盾沖突。

不管勞東燕和喪標們是真傻還是假傻，但跟著大同的指揮棒山呼口號，造成的結果就是，導致公眾對該案的關注點轉移——從冤案與否，變成了女權與否。

大同"訂婚強奸案"究竟是不是冤案？

換一種表述方式，就是：男子席某某是否強奸了女子吳某某？

再換一種表述方式，就是：現有證據鏈是否足以支持席某某強奸吳某某的事實成立？

從大同中院審判長《答問》和雙方家屬所公開的證據鏈來看，強奸事實是明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席某某的父母對外多次公開聲稱“醫院診療手冊顯示女方處女膜完整，無新鮮破口”，而審判長答記者問時不否認“處女膜未破裂”，那就證明這是一個確定的事實。

審判長接著說“處女膜狀況不能證明是否發生性行為”、“處女膜狀況不能作為認定或否定強奸罪行的依據”，這只是他的話術。

真實情況是，對于處女膜早已破裂的女子來說，處女膜狀況當然不能作為認定或否定強奸罪行的依據；但對于處女膜尚未破裂的女子來說，這當然能成為認定或否定強奸罪行的依據，起碼是最重要的依據之一。處女膜未破裂，就無法證明被告已經進入女子的下體。而是否進入下體，是司法認定成年人之間強奸罪是否成立的唯一標準。未插入、不插入的性行為，可以定為強制猥褻罪，但不能定為強奸罪。

同樣地，“床單上的斑跡中檢出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只能證明他們都在床單上流出過體液，無法證明插入的性行為。

實際上，這次性行為（非插入），很可能不是席某某和吳某某的第一次性行為。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吳某某在“被強奸”之前，經常住在男方家中。

被告席某某的母親曾告訴多名記者，吳某某與席某某“幾乎天天在一起”，他們在婚房里生活，吳某某曾在房里洗澡，婚床上有兩床被子，床單上有女生的長發，房內至今仍保留女方的不少私人物品，如襪子、發卡、眼罩等。

席某某母親向記者展示的吳某某留在婚房內的私人物品。

此外，男方家屬告訴記者，席某某與吳某某在3個月的戀愛期間，彼此感情逐漸甜蜜，曾當眾實施親嘴、摟抱、觸摸等親密行為。

男方家屬的話，得到電梯監控錄像的證實。

2023年5月2日，也就是案發當天下午3:05，席某某與吳某某在上樓的電梯里表現得十分親昵。監控顯示，在將近一分鐘內，男生一直將女生摟在臂彎里，女生調皮地拍了下胸前的奧特曼發光圖案，男生愛憐地將女生抱住，而女生不但不抗拒，還熱情地投入男生懷里，兩臂回抱，雙方的身體緊緊貼住。

這段視頻足以證實，席某某與吳某某的日常關系確實非常親密。而女生用品、枕頭、男方家屬證詞等足以證實，吳某某曾長期在婚房里與席某某共同生活——簡單說就是同居。

一對戀人經常互相摟抱、親嘴、觸摸，還經常同居，他們怎么可能會不在婚房里多次發生性行為呢？盡管這種性行為并非進入。

這是只要腦子正常的人就會得出的結論。盲從瞎叫者和沒拍過拖的人除外。

因此，23年5月2日下午發生的這次性關系，顯然絕非他們的第一次性關系。

既然過去同居期間發生的性關系都不是強奸，這次訂婚回門宴后的性關系是強奸嗎？

當然不是。

1、女生與男生乘電梯回婚房時，女生表現得情緒很好，還熱情與男生相擁。

2、女生與男生睡了一個午覺后，男生才與女生發生性關系。女生與男生如果之前從沒發生過親密性關系，怎會與男生同床共眠？

3、發生性關系前，女生系自愿脫下衣服，因為過程中并未發生衣服撕裂的情況。

4、發生性關系前和發生性關系時，女生并未反抗，因為男生身上沒有留下任何傷痕。如果女生反抗，肯定會出現撕扯抓撓等情況，男生身上必然會留下指甲撓傷。

5、發生性關系前和發生性關系時，男生并未暴力脅迫女生，因為女生在性關系時身上沒有留下任何傷痕。

6、大同中院審判長在答問中聲稱“人身檢查筆錄及照片證實被害人手腕、雙臂有淤青”，但這些淤青并非出現于雙方發生性關系時，而是出現于其后的電梯拖拽時。

最后一點不是我說的，是女權粉們津津樂道的“每日人物”報道里引用女方的證據說的：“他們再出現在電梯里，是3小時以后。下午6點左右，他們在13層上了電梯，又在14層下去——女生是被男生拽著的，她看起來情緒不太好，想掙脫，想往地上坐。第二天她母親拍攝的照片顯示，因為拖拽過于用力，女生的胳膊留下了淤青，有清晰的手指印。”

顯然，電梯拖拽在女生胳膊手腕上留下淤青，這是女生母親的說法，也由女生母親所拍的照片所證實。

根據“華商報大風新聞”2023年8月22日開庭前的報道，男方母親指出，女生在證詞里也說胳膊上的淤青是在電梯和樓道里拖拽造成的，并非婚房里遭受的暴力對待。

“甄女士坦言：‘女子的腋窩下面是有一點皮膚和其他地方不一樣，那個婚房是在14層，她當時鬧情緒要走到了13樓，我兒子怕她出事，我兒子150斤重，她是120斤，就從樓梯上把她從13層連拽帶拉到14層。律師閱卷，說卷宗里她也承認這是我兒子拉的，不是強迫她時打的，因為我兒子說她當時就是自愿的。’”

按照中國刑法，強奸罪是指行為人違背被害人的意愿，采用暴力、威脅、傷害或其他手段，強迫被害人進行性行為。

因此，只有女方在發生性行為前、發生性行為時是自愿的，就不是強奸。

就算女方在發生性行為后反悔而告男方強奸，也不能定為強奸罪。

同樣的，女方在發生性行為后焚燒窗簾和柜子，這也屬于事后爭執、事后反悔，不能作為“強奸”的罪證。

既然沒有女方在發生性行為前、發生性行為時主動反抗的證據，那咋辦？編唄。

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審法官、二審審判長、女方口供互相沖突的現象。

二審審判長在“七問七答”里，說：”案發時，席某某向被害人提出發生性關系，遭到拒絕后不顧被害人反抗，將其衣服脫掉，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其間，被害人一只手被席某某抓住，用另一只手推擋席某某，反抗過程中將榻榻米上的窗簾拉下。“聲稱婚房榻榻米旁的窗簾掉落，是女生反抗時用一只手扯落的。

但一審后，陽高縣法院審判長也答記者問了，他的說法與此迥異。

廣東省司法廳轉載的《陽高縣法院審判長答記者問》

一審審判長說：“席某某不顧被害人反抗，強行與被害人發生了性關系。事后，被害人情緒激動，實施了點火燒臥室柜子和客廳窗簾等行為，還逃出房間通過步梯下至13層呼喊“救命”……對現場進行勘查，發現臥室的窗簾被拉下掉落，客廳的窗簾有被燒過的痕跡。”

一審只確認了臥室窗簾被拉下掉落了，但并不確認窗簾是被女方拉下的。

一審審判長與二審審判長說法互相沖突。

幾天前，“每日人物”公眾號發布了那篇名為《婚房里的強奸案》的文章，里面引述女方說法：

“女生說，為了抵抗對方，她躲到房間榻榻米的角落，對方搶走了她手上的被子；她大喊大叫、踢衣柜，男生讓她別叫；她躲到窗簾后面，男生一把揪下了窗簾。”

“每日人物”記者林松果稱，這是女方在公安局筆錄里的陳述。

但女方在公安局筆錄里所說的“男生一把揪下窗簾”，一審法院并未采用。

一審審判長只說“發現臥室的窗簾被拉下掉落”，并未確認是“男生揪下”。

而二審審判長則直接改了女方證詞，將“男生一把揪下窗簾”，改成了“被害人（即女方）在反抗過程中將榻榻米上的窗簾拉下”。

事實俱在，沒得抵賴。

由于在強奸案的定罪標準里，雙方的體表傷痕是很重要的認定證據，但在山西陽高縣的這場“婚房強奸未婚妻”案里找不到雙方的體表傷痕，也就是找不到女方反抗的證據，身為該案主審法官，二審時為了更“妥當”地定罪，遂將女方在陽春縣公安局做的筆錄里說的“男方揪下窗簾”改成“女方在反抗過程中拉下窗簾”。

主審法官的這種行徑，是否屬于典型的枉法？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要知道可以問問山西省高法、山西司法局和最高法。

當然，審判長也可以堅稱記者的報道不實。那我建議審判長起訴女記者林松果造謠污蔑。在審判長決定起訴之前，我選擇相信女記者、女權主義者林松果的報道內容。

當一對平時就牽手、摟抱、親吻的情侶，當一對在電梯里就互相親密擁抱的未婚夫妻，他們相擁進入婚房后會發生強奸案？

這話誰信？至少我是不信的。

那女方在婚房里燒窗簾和燒衣柜到底是咋回事？

按照常理分析，這是在性關系發生后，男女在談房子的事，女方應該是對結婚一年后才在房本上加名字不滿，既然訂婚擺過兩次酒宴了，就要求男方立即加上自己的名字。但男子在家里沒有話語權，所以沒法答應上述要求。因此，女方暴怒，動手燒這個她認為早就該屬于她的房子。在后來女方家屬強烈要求男方家屬立即在房本加名來看，這是他們全家早已達成的共識。由于男方的姐姐晚了幾個小時送來房本，所以女方全家決定以強奸罪再次報警，要求立案。

林松果記者在報道中披露了男方在被刑拘前給女方的電話內容，在男方表了一輪又一輪忠心（“我出來還要娶你，還要追求你”）后，

女方說：“我真不敢嫁了，你看看你做的啥？

男方說：”我真的不做過。“

女方：”你的不作為，就是你做的。“

這里雙方的意思是明擺著的。

男方說的“我真的不做過”，是我真的沒有強奸你。

女方說的“你的不作為，就是你做的”，是你在房本加名的事情上不作為。

兩年前，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李華采訪過陽春縣公安局的辦案民警，該名民警說得很直白：只要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警方就不立案，調解了事；正是因為男方家屬沒及時加名，所以才配合女方將男方抓起來。

民警說：那孩子（指男方席某某）挺好的。

這么好的孩子，雖然沒強奸，但還是要抓的。

最后，給大家講個我親眼目睹的真實故事吧。

2009年，北京海淀區看守所進來了一個右手骨折敷著石膏的年輕男子。他是某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與一個女下屬私通已久，某個中午照例帶著女下屬回家啪啪啪。不料，女下屬的未婚夫跟蹤了他們，在他們啪啪啪時電話搖人，叫來女下屬的哥哥等人一起抓奸。當這對男女從家里出來時，抓奸者們一擁而上，將男上司打成骨折。由于女下屬的哥哥也有份打人，回家后就與妹妹商量。次日在派出所錄口供時，女下屬就聲稱在房內被男上司強奸。結果，男上司因強奸罪被刑拘，女下屬的哥哥和未婚夫等人因故意傷害罪被刑拘。

再給大家講個《華商報》報道過的故事吧。

2018年2月22日，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縣一名年輕男子小邸由婚介所介紹了一名女孩。婚介所老板、小邸、女孩三人一起吃過晚飯后，小邸開車搭載女孩去河邊玩，兩人聊得很投機，在車上發生了性關系。當晚，婚介所老板給小邸打電話，說女方不愿意了，讓小邸拿幾萬元補償女方。

次日，婚介所老板帶著婚介所兩名職員來到小邸家，讓拿2萬元給女方作為補償。小邸認為王某等人是敲詐，不愿意給錢。當天中午，婚介所老板打電話報警。7天后，小邸因涉嫌強奸被刑事拘留，12天后被逮捕，6月份被提起公訴。法庭上，小邸拒不認罪，稱他沒有強迫女方，也沒有實施任何暴力，不構成強奸罪。

2018年12月29日，灤南縣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小邸有期徒刑三年。

一審宣判后，小邸上訴。唐山市中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小邸服刑期間堅持不認罪，一直讓家人為他申訴。2019年11月，唐山中院駁回了小邸的申訴。小邸不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訴。河北省高院審查認為，原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指令唐山市中院再審。

2023年10月10日，唐山中院最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改判小邸無罪。2024年3月29日，唐山中院向小邸道歉并賠償57萬元。

強奸罪的認定有多隨意？上述案例足以說明。最后，再跟大家說一個司法常識。

只有在法院認為證據不足、被告事實無罪的情況下，才會向被告及其家屬提出緩刑。但法院不可能在被告人已經服刑的情況下主動判決其無罪。因為那樣不但要給國家賠償，公檢法的多名案件承辦人還要負上相應責任。所以，給你緩刑，就是要你趕緊出獄走人，別再折騰，大家好過，但前提是你得認罪，不能繼續申訴。

連這么基礎的司法實踐常識都沒有，我就不明白了，勞東燕之類家伙教的是什么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