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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離開世界已經236年了,他的理論直到現在,仍然是整個經濟學大廈的基礎,盡管現代經濟學的復雜程度遠超斯密時代。但當下時代,似乎比以往更需要亞當·斯密的思想遺產。
談起斯密,人們自然會想到《國富論》。《國富論》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從這本書開始,經濟學誕生了。可以說,后世許多看似高深的華麗理論,其精髓不過是斯密經濟學原理的變相表述、簡單應用或精致提煉。
在書中,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繁榮的基礎是分工”、“私有財產”、“公平與效率”做出論述,還洋洋灑灑地闡釋了生產力改良的原因、貨幣的起源、金銀的地位與作用、價格的構成、資本的性質與作用、地租的特點、國富的本質、城市商業與農村進步的關系、銀行的功能、當時阻礙自由貿易的各種政策、國防支出、國民教育、國家收入與稅收制度、國家債務等等。
對于這些內容,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真正理解斯密思想的人并不多。而正是這些錯誤的理解,讓我們誤解了市場,也誤解了人性。
永恒的博弈:市場VS政府
18世紀,歐洲流行著重商主義,國家主動介入商業經營,表面上重商實際上是國家壟斷。例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特許的壟斷公司。當時,谷物、棉花、白糖、酒等大宗商品的買賣和進出口基本上是高稅率、高關稅的壟斷經營。
“重商主義的政策阻礙商業發展”,斯密《國富論》一出手,就把重商主義掃蕩一空。
“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古老格言,在經濟領域得到了驗證。
斯密的思想傳遍歐洲,上層社會幾乎人人都知道國家富裕的根本: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和理性人的“自利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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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交易的倫敦市場
然而,斯密的法律之下自由競爭的市場理念,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后,不斷遭到侵蝕,主張政府大力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復活了重商主義,流行于世界。它們認為,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會失靈,需要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來調整。
現在幾乎沒有哪個政府不干預經濟,只存在程度的輕重差異。
我們還活在斯密的問題里面,從未跳出斯密發現的沖突:政府總是想用“看得見的手”去替代市場“看不見的手”。
為什么會這樣?這與另一種誤解有關。
無限的游戲:自利VS利他
斯密經常被誤解成一個主張極端利己主義的經濟學家。其實他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更是一位道德哲學家。
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了十年的道德哲學教授。那個時候,還根本沒有經濟學這個專業。他涉獵極其廣泛,在政治學、修辭學、法學上都做出貢獻,寫過《法理學講義》。
經濟學研究,本是他的副業;《國富論》,是本職之外的副產品。然而,副產品卻成了斯密最負盛名的著作。
斯密認為,在自利行為背后,隱藏得更深的是人與人互相認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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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行為是短暫的,認同才是長久的。由認同和愛產生了利他行為,于是在自利和利他博弈之間,產生了復雜的人性,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這個時候,就需要主動培養道德情操來約束(不是根除)自利和性惡的一面,使其不至于造成巨大的危害。
人們總是誤以為,斯密發表過貌似矛盾的觀點:在《國富論》中,斯密認為人在市場中的本性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認為在社會中人的本性是“利他”的。人們說,斯密割裂了人性。
但這怎么可能?一個人怎么可能一會兒在市場中“利己”,跑到社會中又突然變成“利他”呢?斯密根本沒有這樣曲解人性,他始終把人性當做復雜的東西。在市場中的人未必不道德、不利他,在社會中的人未必不邪惡、不利己。
誤解斯密,導致我們以為人性是割裂的,市場和社會是不同的。進而,為政府打著善意旗號強制干預“自私”的經濟留下了隱患。
實際情況也如此,既然人在社會領域是“利他”的,在市場中是“利己”的,那么為什么政府不可以站在社會的角度善意地干預市場?世界上大多數政府果真就這么干了。惡果就是,全球經濟一進三退,反復折騰,越亂越折騰,越折騰越亂。
因此,兩百多年后的今天,再讀《國富論》,不僅絲毫不過時,反而非常緊迫。因為只要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就必須理解市場的邏輯,理解為何要左手“利己”,右手“利人”,右手要學會給左手劃出界限。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亞當·斯密的成名作《國富論》。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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