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樓市曾經是中國的三大名罵之一，一是國足，二是股市，這第三個就是樓市。
現在可不能再罵，因為它太重要了。我們有無數的理由說，中國是建立在房子上的經濟，這并不是說中國人多樓多，那都是看得見的重要，還有三個看不見的重要，這就是政府利益，在房地產從生產到銷售的閉環中，政府扮演了三個角色。
第一個角色是名副其實的”地主“
中國是城鎮土地全民所有制，說是全民，總要有實際的執行權，這個實際的執行者不是”全民“，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與市場不商量，直接收走占房價60%的土地出讓金（這名義上是一次性收取的70年地租）。
第二個角色是稅官
作為“稅官”：地方政府在開發、交易、持有各個環節，繼續征收契稅、增值稅、印花稅等。
第三個角色是管理者
作為“管理者”：房子建好交付后，土地名義上收回，但未來可能還要通過“房地產稅”或“物業費”等形式，繼續對這塊土地上的附著物進行長期收割。你買的是“使用權”，但付出的卻是接近“所有權”的代價，而且這個使用權是有期限的（70年）。這種“花全款買租約，還要交重稅”的模式，在商業邏輯上本身就很擰巴。
如果土地和房子僅僅是用來住的，那它應該像水電煤一樣，具有公共基礎設施的屬性，價格應該是相對平穩的。
但這套制度把土地變成了地方政府加杠桿的金融工具，把房子變成了綁定戶籍、教育、醫療的超級籌碼。當生存必需品被徹底金融化、資本化之后，它就脫離了“法”所應該保障的公平底線，變成了一場合法的、系統性的財富轉移游戲。
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建立在土地財政上的一整套閉環，它的現實結果是全民買單，抽干了未來的流動性。
居民為了獲得在這個城市生存、結婚、孩子上學的資格，不得不接受這個“高價租約”；
而當房價下跌、資產縮水時，政府可以說“土地是國家的，我不承擔市場風險”，銀行可以說“貸款是商業行為，你必須還錢”。
所有的風險、所有的債務、所有的虧損，最終都完美地、合法地轉移到了每一個具體的“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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