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如何思考？

瑪麗·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

正文選自“《制度如何思考》導言”

《制度如何思考》基于瑪麗·道格拉斯應邀在雪城大學所做艾布拉姆斯系列講座內容整理而成。她以著名的思想實驗“洞穴奇案”為起點，通過九個相對獨立又彼此承接的章節，試圖澄清一個社會科學領域尤為核心的問題：制度能思考嗎？

她認為，在看似由獨立個體自主做出的決定背后，是一個看不見的“制度”思維在運作。她探討了制度如何通過建立分類、類比以及社會記憶系統，來塑造群體成員的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從而使社會團結與合作成為可能。本書短小精煉，內容卻深邃廣博，對主導現代社會以及社會科學的個體主義范式、理性人模型提出了批判，并為建構一種關于制度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20世紀著名女性人類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被授予大英帝國爵級勛章。她涉獵廣泛，不受學科所限，在象征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經濟人類學等領域都作出了不可忽視的理論貢獻，后期也致力于將文化理論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潔凈與危險》奠定了她在世界范圍內的學術聲譽，她的主要著作還包括《作為文學的 <利未記> 》《自然象征》《卡賽的萊勒人》《風險與文化》《制度如何思考》等。

能否為了更大的群體利益而犧牲個體？

文 / 瑪麗·道格拉斯

本文選自“《制度如何思考》導言”

書寫合作與團結同時意味著書寫拒絕與不信任。團結包括個體愿意為更大群體的利益而受罪，而且指望其他成員個體也同樣這樣做。要冷靜地討論這些問題很難。它們觸及人們內心的忠誠感和神圣感。任何一個曾接受過他人信任、要求他人做出犧牲，或者心甘情愿付出過信任與犧牲的人，都清楚社會紐帶（social bond）的力量。不管情況是支持權威，還是憎惡專制，又或者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社會紐帶本身都被視作高于問題的存在。所有曝光它和調查它的嘗試都遭到抵制。然而確實有必要檢視它。每個人都直接受到他或她周遭信任水平的影響。有時民眾盲目的輕信讓當權者能夠對公共需求置之不理；有時信任是短期的、脆弱的，輕易就會淪為恐慌；有時猜疑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合作是天方夜譚。

一個當代的例子有助于將抽象的議題帶入我們的視野。核醫學界存在著一份極佳的互信與協作的記錄。科學家以一種領域內公認的方式檢查彼此的主張。他們如同醫生和患者相互信任那樣，相信彼此的方法，并對結果滿懷信心。如果團結的強度可以純粹用成就的影響力來衡量，那么這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羅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近期就她畢生耕耘的分支學科的歷史發表了一份報告（1985）。她撰寫報告的動因，是一些跡象表明該學科的工作即將被叫停。人們對核輻射負面影響的恐懼正讓它遭受猛烈攻擊，無論科學家如何辯護都無法消除猜疑。

羅莎琳·耶洛于 20世紀 40年代加入布朗克斯退伍軍人管理醫院，建設放射性同位素中心，利用放射性示蹤劑研究疾病。自那以來，該部門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就。醫生首先用放射性碘檢測甲狀腺的生理機能，同時用它估測患者的循環血量（circulating blood volume）。這使他們能夠開發實驗方法，估算血液中血清蛋白的合成速度和降解速度。這些技術被應用于胰島素在人體內的代謝，從而極大修正了科學界對糖尿病的認識。也正是這項技術在處理甲狀腺和糖尿病問題上取得的成功，讓研究人員最終得出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 immunoassay, RIA）的原理。這是一種通過給患者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并追蹤其在體內的反應，對生理過程進行成像的方法。 RIA在醫學的各個領域均得到廣泛應用。它被用于檢測全州范圍內新生兒甲狀腺機能不足的項目。這是一種無法用臨床手段檢測的疾病，在美國，每四千名新生兒中就有一名患有此癥，而在喜馬拉雅山以南地區，每一百名新生兒中就有四名患有所謂的甲狀腺腫帶（goiter belt）。如果未在患兒出生后即進行治療，患兒將出現不可逆轉的精神發育遲緩（mental retardation）。從惡性腫瘤的檢測、控制到心臟病，RIA的應用似乎沒有界限。

而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醫學記錄的另一面，有數百萬人正暴露在低劑量的核輻射下，甚至還有幾十萬人暴露在中劑量的核輻射之下。目前積累的證據表明，急性暴露于高劑量的核輻射會很快導致死亡，長期暴露于較中等劑量的核輻射也會導致惡性腫瘤和早亡。目前威脅到 RIA的醫學應用的批評意見，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考量。多低才算低？什么是短期暴露或者長期暴露？恐懼是合理的嗎？羅莎琳·耶洛的報告著手回答的就是這些疑問。

這是一個技術性極強的話題。人類誕生之初，我們的祖先就暴露在土壤和食物的天然放射性以及宇宙射線的輻射中。這些構成了天然本底輻射（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因地區而呈不同的輻射水平。平均而言，醫療照射增加的輻射量與天然本底大致相同。要了解這是否會對健康造成危險，只需在天然本底輻射水平特別高的地區設計一項研究，調查暴露在其中的人是否癌癥發病率更高。在美國，有 7個州的天然本底輻射比其他州高，但他們的癌癥發病率卻低于全國癌癥發病率。高海拔地區涉及高輻射暴露，但在美國，有報告稱白血病和淋巴瘤的發病率與海拔成反比。一項來自中國的研究，細致調查了 15萬名生活方式和基因構成基本相似的農民，其中一半人居住在土壤有放射性的地區，他們接受的輻射量幾乎比另一半人高 3倍。這項研究評估了輻射對健康產生的極大潛在影響，但未發現兩個地區的調查對象之間有任何差異。因此，這些研究和其他類似的研究均指向一個結論：劑量 3倍甚至 10倍于天然本底輻射的輻射暴露不會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本書并不涉及耶洛所說的“核輻射恐懼癥”對錯與否。示例本身已經闡明了后文將討論的其他幾個要點。從事核醫學的科學家與部分公眾之間激烈的分歧，表明當中存在選擇性的失聰——雙方都聽不到對方在說什么。后續章節將把這種無法通過合理的論證轉變觀點的現象，歸因于制度對我們的分類過程和識別過程的把控。核醫學家表示，他們并沒有拿病人的生命冒險，也沒有讓其他人群面臨危險。而恐核者之所以否認這一點，是因為他們知道所有醫學活動都有風險，對此置之不理是不誠實的，何況醫學知識和技術永遠不夠充分。在拒絕核醫學不涉及危險的說法之后，恐核者的一些關注點集中在病人獲救和所有人受到損害之間的取舍：沒有人有權決定誰應該為他人的利益犧牲。作為反擊，有人辯稱恐核者這樣決定是自作主張，因為他們將健康人的權利置于癌癥、糖尿病、甲狀腺疾病和心臟病患者以及面臨精神發育遲緩的新生兒的生命之前，而這些人本有可能通過強大的新診療技術獲得拯救。更富有策略的做法是拒絕承擔選擇犧牲品的殊榮，包括堅持主張替代醫學和良好飲食習慣也能夠像核醫學一樣改善我們的生命機遇——只要給予它們同等的機會。

核醫學家和恐核者之間的辯論提供了維護和反對團結的典型案例，并且呈現為一種尖銳的當代形態，畢竟，在不涉及犧牲的情況下，團結僅是一種姿態。本書最后一章將對類似的選擇重新加以考慮，為此，前面各章將著力申明知識和道德標準具有共同的根基。最終本書得出的結論是：危機中的個體并非自行做出生死抉擇。誰得以保全，誰走向死亡，悉由制度確定。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說，單憑個體的推理（ratiocination）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對于一個問題的答案，唯有維持個體在做判斷時已存在于腦海中的制度思維，它才會被認為是正確的。

為了精確闡釋哲學家在是否應該為他人的生命做出犧牲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人們虛構了一個案例——“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Fuller 1949）。故事發生于紀元 4300年一個叫紐卡斯的國家的最高法院。四名探險者在初審法院被判處謀殺罪，后來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概述了他們的故事：一天，洞穴探險協會的五名會員一起出發去探索一處深洞，結果一塊巨大的巖石滑落，完全堵住了唯一的出口。一支龐大的救援隊很快趕到，著手在巖石中開鑿隧道，但這項工作既繁重又危險，有十名營救人員在救援過程中喪生。在探險者被困的第二十天，他們終于通過無線電與外界建立了聯系。探險者詢問還要多久才能獲救，營救人員告訴他們，至少還需要十天。探險者又就口糧余量向醫生詢問了意見，被告知他們幾乎沒有希望再活十天。他們隨后詢問，如果他們吃掉其中一名成員的血肉，是否有希望活下來。他們得到了一個很不情愿的答復：他們可以。但沒有一個牧師、醫生或哲學家，愿意給出該做什么的建議。此后，無線電通信就中斷了。在探險者被困的第三十二天，堵住的出口終于被打通，四個探險者走了出來。

幸存的探險者表示，一名叫羅杰·威特莫爾的成員提出了吃掉一名成員的解決方案，而且建議通過擲骰子來選擇，甚至還拿出碰巧隨身攜帶的一副骰子。其他人最終接受了威特莫爾的提議，準備將該提議付諸實行，這時威特莫爾卻宣布撤回約定，表示他寧愿再等一周。然而其他探險者依舊打算行動，他們代表威特莫爾擲下骰子，結果顯示，威特莫爾就是那個犧牲品，于是其他人殺死并吃掉了他。法庭討論開始前，首席法官表示，他認為此前宣布幸存者有罪的陪審團是正確的，因為根據法律，事實確鑿無疑，他們確實故意剝奪了他人的生命。他建議最高法院維持原判，其后再向最高行政長官請求寬赦。接下來是其他四位法官的發言。

第一位法官表示，給四人判處謀殺罪極不公正。他建議不向最高行政長官請求寬赦，而是直接將他們無罪釋放。他的陳詞援引了兩個互不相關的原則。首先，被困者在地理上已經遠離了聯邦法律的管轄：他們被堅固的巖石阻隔，如同已經遠離國土，待在異國的荒島上。絕境中的他們，不管是從法律還是道德的角度看，都處于“自然狀態”，唯一適用的法律就是他們內部起草的憲章或者契約。其次，這次行動為拯救被困者犧牲了十名營救人員的生命，任何希望被告被定罪的人，也應該去起訴救援組織謀殺了營救人員。他最后的理由是基于法令的字面含義與法律目的的解釋之間的區別：這群瀕臨餓死的人可以說是在實施自我防衛，判他們有罪并非謀殺罪的立法目的所在。

下一位法官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他問：“我們憑借何等授權將自己變成自然法法庭的法官？”隨后他宣布不參與此案審理。

第三位法官也不同意第一位法官的觀點。他堅持認為，所有事實都表明被告確實“故意剝奪了同伴的生命”。不過他也不同意首席法官提出的寬赦，在他看來，法官重新構建法律或者司法機關干涉其他政府部門都是不當的。

最后一位法官斷定被告無罪，他做決定不是參考任何事實或法律，而是出于“人們是被其他人所統治，而非被寫在紙上的話語或者抽象的理論所統治”——根據民意調查，高達 90%的公眾支持此案以寬赦結案。不過他沒有支持首席法官的提議，因為他已經得知，最高行政長官本人不樂意給予被告寬赦，而且如果前來請愿的是最高法院，他更加不愿意這樣做。因此第四位法官沒有提請寬赦，而是贊成無罪釋放。

最終，只有首席法官主張請求最高行政長官寬赦。兩名法官贊成無罪釋放，兩名法官贊成維持原判，一名法官不參與判決。最高法院的兩派意見勢均力敵，初審法院的判決繼續維持，四名探險者被定罪并處以絞刑。

朗·富勒（Lon Fuller）在編織這則寓言時，呈現了自伯里克利時期到他寫作的年代的幾種享有廣泛認可的司法意見。他的兩位法官對被告滿懷惻隱之心，基于不同的理由建議法院撤銷定罪。第一位法官顯然根本不在乎法令（正如他那位博學的同儕抱怨的），他本人已經被自然狀態的構想吸引，僅以個體之間的契約作為他的準繩。他說得如此生動，仿佛他也受困于洞穴，要和他人訂立契約，押上自己的一切賭個輸贏。他的自由主義觀點很適合放在一個讓他的冒險傾向和談判的意愿能夠有所回報的社會。契約的概念如此合他的心意，以至于他不僅不理會受害人已經撤回約定的事實，甚至還在提出自我防衛的說法時，毫不理會另一個事實——受害人沒有對被告的生命構成威脅。他的法官同事們不難找到反對他的理由。

最后一位法官也建議將被告無罪釋放。不過他看起來幾乎不像是以法律人的思維在思考。他想把無聊的法制問題一掃而空。他感覺自己能讀懂被告的心思，認為被告經歷了如此恐怖的事情，還判其有罪實屬荒唐。動機和情感在這位法官心目中才是最重要的。他和最高行政長官生活還有私人交集，能夠揣測對方的心思。他提出的方案恰是意在規避最高行政長官的不良動機。這位狡猾又秉性善良的法官尊重真實情感。他的立場與平等主義者表達的觀點遙相呼應，這個宗派創立的動機，便是擯棄無意義的儀式主義（ritualism），直接向人的內心宣教。

至于第三位法官，他既非同情被告，也非不同情被告。他眼中重要的是法律，是法官在履行法律時的職責，以及一個復雜的國家內部不同職能部門的分配。他是一個憲政主義者，等級社會讓他如魚得水。

這三份判決書分別表達了三種不同的法哲學思想。朗·富勒會選擇法學史上反復出現的主題絕非偶然。這些主題之所以反復出現，是因為它們對應著同樣反復出現的社會生活形態。我們在別處曾將它們描述為個人主義、宗派主義（sectarian）和等級制（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沒有什么能讓這些法官在關乎生死的復雜問題面前達成一致，他們在用自己對制度的承諾思考問題。而本書，正是想鼓勵讀者多加探索心智與制度之間的關系。

為了進一步聚焦團結和信任的基本原則，讓我們回到故事中五名探險者得知他們沒法靠現有的食物生存下來的時刻。我們先假定他們是一個來自團結的小村莊的旅游團，并且同最后一名法官一樣，信奉等級制原則，這樣他們就會接受：為了他人的生存，眾人的一員可以理所當然地犧牲掉。通過投骰子選擇犧牲品的想法似乎既不理性也不負責任。因此領導者會站出來承擔所有責任，提議把這份光榮犧牲的任務交給自己。由于領導者在家鄉扮演著許多重要的角色，其他人會拒絕他——他們永遠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殺死并吃掉鄉紳、教區牧師或者童子軍隊長。然后，最年輕和最不重要的成員會提議犧牲自己，其他人又會因為他還年輕，還有漫漫人生路而表示反對。接下來輪到最年長的人，他犧牲的理由是他的人生已走到盡頭。再之后，又輪到一個大家庭的父親。在被困的最后十天，旅游團的成員會慢慢尋找一種讓人滿意的等級制原則，好決定誰該成為犧牲品，不過他們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

現在，讓我們再假定五名探險者屬于某個宗教派別，來此共度假期。如果他們得知出口已經被500噸的巖石堵住，他們應該會欣喜萬分，因為他們意識到最后的審判已經到來，而自己被隔離在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之外，獲得永恒的救贖。于是他們唱著贊美詩消磨等待的時光。

只有那些個人主義者，沒有被灌輸團結的原則，彼此間也沒有任何關系束縛，才會把同類相食當成正當的做法。

我們永遠無法通過不同前提下的辯論提升我們的理解，除非我們檢查和重新構造自己的假設。以下各章旨在澄清思維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制度。要進行復雜的論證，需要一個清晰的框架，我選擇通過埃米爾·涂爾干和路德維克·弗萊克（Ludwik Fleck）的工作來處理團結與合作的問題。對于兩人來說，真正的團結只有在個體共享其思想范疇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這種共享對許多哲學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它有悖理性行為理論的基本公理，即每個思考者都應該被視為一個主權個體（sovereign individual）。然而，由這一公理結構發展起來的理性選擇理論，在處理團結的概念時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本書計劃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并主張，在討論社會紐帶的本質時，應當比以往更加嚴肅地對待弗萊克和涂爾干的觀點。當前有一種摒棄涂爾干和弗萊克的趨勢，因為他們似乎在說，制度有自己的心智。制度當然不可能有心智。但是花時間去了解兩位思想家真正說的是什么，依然意義匪淺。

《制度如何思考》

[英]瑪麗·道格拉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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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制度不會有自己的心智

第二章 不可盡信小規模

第三章 潛在群體如何生存

第四章 制度建立在類比之上

第五章 制度賦予同一性

第六章 制度的記憶與遺忘

第七章 一個制度性遺忘的案例

第八章 制度進行分類

第九章 制度做出生死決定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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