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的悲劇人生

載《新發現》雜志2019年第11期

科學外史（161）

徐光啟的悲劇人生

江曉原

徐光啟一直是傳奇人物，他在明朝當大官，信天主教，譯《幾何原本》，編《農政全書》，修《崇禎歷書》，今天魔都的繁華商圈之一徐家匯，就是因徐光啟而得名。在常見的讀物中，徐光啟又幾乎總是和“科學”聯系在一起，連蔣介石都親筆為他寫過“科學導師”的題詞（石碑現存徐光啟博物館）。

但徐光啟，徐文定公，他的一生其實是一出徹頭徹尾的歷史悲劇。

徐家匯天主教堂南、南丹路上海天文臺東側的光啟公園（徐光啟墓）

久困場屋，一生痛苦

徐光啟（1562～1633）出生時家境貧寒，當他去應鄉試時不得不自己擔著行李在江邊冒雨步行，而母親在家竟至斷糧。徐光啟19歲中秀才，開始了他漫長的科舉之路，直到42歲那年，才算將這條做官報國的必由之路走完——這年他終于中了進士。科舉之路持續了23年之久，也可謂“久困場屋”了。

明朝承平日久，士大夫生活優渥，許多知識分子空談“心性之學”，不務實事，故有“平居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之說，腐儒空談無濟于事。但徐光啟屬于當時另一批講求“實學”的知識分子，他滿懷報國熱情，將他的精力和學識投入各種他希望能夠有所作為的領域。到他進入仕途的時代，大明王朝已經風雨飄搖，外有滿洲入侵威脅，內有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徐光啟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風順，中間幾度“下課”，還被閹黨打擊，受到過“冠帶閑住”（褫奪權力但保留待遇）的處置。

徐光啟活了71歲，去世前兩個月官至“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在一般人看起來，似乎也可以算“位極人臣”、“福壽雙全”了。然而實際上，徐光啟一生可以歸結為一個“苦”字：貧苦、困苦、勞苦、愁苦、痛苦。在傳世的畫像（明代作品）中，徐光啟消瘦憔悴，眉目間流露出深沉的憂慮。

有人出于對徐光啟的尊敬和推崇，將徐光啟說成“一個精明的上海人”，說他十分懂得靈活變通。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已知的歷史文獻，從客觀效果來說也只會消解徐光啟的崇高形象。徐光啟一生悲情，年輕時苦學考試，中年做官后仍然憂患頻仍。他想做的事情大都遭到各種阻撓，晚年為之嘔心瀝血的《崇禎歷書》直至辭世也未能見其完成，引進新式炮兵雖然成功了結果卻又偏偏事與愿違……這樣的悲情人生，恐怕不會有哪個被視為“精明”的上海人愿意過吧？

徐光啟之練兵與造炮

考徐光啟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計有五項：

一、引進推廣番薯；二、編纂《農政全書》；三、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四、組織編纂《崇禎歷書》；五、練兵造炮引進新式炮兵。其中徐光啟投入心力最大者，在組織編纂《崇禎歷書》和練兵造炮。如將這五項事功置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來考察，并考慮到它們的歷史作用，則會有大出今人預料的局面。

關于上述事功的前四項，已經有過非常多的論述，關于《崇禎歷書》我還在本專欄中寫過（2017年第2、第3期），茲不贅述。而練兵與造炮，實為徐光啟一生悲劇的重要關節，值得深入關注。

徐光啟長期為練兵與造炮兩事投入極大精力，他不斷向朝廷呼吁練兵、造炮、守城等事宜，并積極引進西洋先進火炮技術。1619年他還親自擬定《選練條格》（士兵操典），親自考核挑選了4655名士兵，開始操練。但因為朝廷官僚機構互相推諉牽掣，軍餉器械都不給予充分支持，并不顧他“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的正確意見，強行將他尚未完成訓練的部隊調往前線，終使他練兵的努力不了了之。此后徐光啟的軍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專家孫元化來實現。

孫元化是徐光啟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曾參與《幾何原本》的翻譯工作，自己也寫過《泰西算要》《幾何用法》《幾何體論》《西學雜著》等作品，而他的《西法神機》兩卷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洋火炮技術的專著。所以《明史》卷二四八說“元化者，故所號善西洋大砲者也”。

天啟年間，孫元化協助袁崇煥駐守重鎮寧遠（今遼寧興城），天啟六年（1626年）后金努爾哈赤率大軍進攻寧遠，孫元化為袁崇煥設重炮11門，痛擊后金軍，努爾哈赤兵敗重傷而死，史稱“寧遠大捷”。

寧遠大捷硝煙彌漫的1626年，是徐光啟“炮兵救國”理想最接近夢想成真的時刻。根據科學技術史專家的研究，當時孫元化統帥著遠東地區最先進、最優秀的炮兵部隊，當然也是當時中國最精銳的炮兵部隊。徐光啟等人千辛萬苦，甚至動用自己的俸祿，引進歐洲新式炮兵技術，包括鑄造、操作，乃至引進外籍炮兵軍官，在此基礎上建成了孫元化麾下的新式炮兵部隊。和中國舊有的炮兵相比，新式炮兵不僅大炮鑄造更為精良，而且具備了彈道學原理指導下的瞄準技術。

附帶說一句，當時因為朝廷軍費不足，而新式火炮的作用又非常明顯，所以曾有不少明朝官員捐資捐俸幫助造炮，連當時還效忠明朝的吳三桂也曾加入捐資造炮的行列。

“紅夷大炮”

“炮兵救國”之事與愿違

孫元化于崇禎三年（1630年）升任登萊巡撫——這是當時明朝專為從海上支持遼東戰場而設立的特殊職務，級別高達巡撫，實際轄境僅包括原山東巡撫下轄的登州、萊州二府。孫元化正準備大展宏圖，卻不料次年一場莫名其妙的“吳橋兵變”殘酷改寫了歷史。

當時孫元化命屬下孔有德部增援大凌河（今遼寧錦縣），行至吳橋，因部隊給養不足與當地民眾發生沖突，孔有德部嘩變，連續攻陷城池，兵鋒指向登州。崇禎五年（1632年）初攻陷登州，孫元化自殺未遂，被俘，城中葡萄牙籍炮兵軍官死傷數十人。后孔有德“念舊”釋放了孫元化。

半年后叛軍兵敗，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后金，上表稱：“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并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皇太極喜出望外，出城十里迎接叛軍。這支被徐光啟寄托了救國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隊，從此反過來成為刺向大明王朝的利刃。

歷史有時是非常戲劇性的——明清之際最著名的一批漢奸，如吳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將領劉良佐、劉澤清、白登庸等人，皆曾為孫元化部下。這一現象絕非偶然，正是因為他們統帥的新式炮兵在侵略明朝的戰爭中屢建奇功，這些叛將才得以“成長”為大漢奸。

最終孫元化因部下叛變降敵，于1632年被朝廷處死。《明史》卷二四八載：“賊縱元化還，詔逮之。首輔周延儒謀脫其死，不得也；則援其師光啟入閣圖之，卒不得，同張燾棄市。”徐光啟沒能救下孫元化，他練兵造炮救國的夢想徹底破滅。

孫元化被處死的次年，徐光啟在憂憤中病逝。1634年《崇禎歷書》修撰完成，僅僅又過了10年，李自成叛軍和清軍先后攻入北京，大明王朝土崩瓦解（1644年）。此時徐光啟曾寄以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隊，已經成為大舉入侵中原的滿洲軍隊的精銳，反而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滅亡。而他晚年為之嘔心瀝血的《崇禎歷書》，在1645年被改名為《西洋新法歷書》，由清朝政府頒行天下，成為新朝“乾坤再造”的象征。

此情此景，若徐光啟泉下有知，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