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村莊無小事》：細察鄉村基層治理的稀缺文本，理解鄉土中國變遷的可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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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書記深度融入的駐村實踐范本；

這不是一本走馬觀花的基層見聞錄，而是一位駐村書記用兩年沉潛、五年回望打磨出的真實駐村手記。作者張冬冬以“一分錢沒帶，一個項目也沒帶，只帶一顆心”的姿態進入黔西南戰馬村，從發放連心卡、蹲聽農戶訴求做起，完整呈現了一個外來者如何突破鄉土社會的信任壁壘，從一個“被打量的外人”變為“接住的自己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回避失敗和錯誤，誠實地記錄了百香果試驗失敗、項目中途夭折等不成功的經歷，不回避“用力過猛”的局促、與村民爭執的失態，以近乎自剖的誠實還原了駐村工作的真實肌理——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是雙向的改變與校準，為所有駐村工作者提供了一份可參照、有溫度的實踐樣本。

★ 鄉土中國基層治理的稀缺一手檔案；

作者帶著記者的敏銳與學者的追問，在戰馬村這個中國西南小山村里，見證了宏大國家政策如何在具體的人情、風俗、利益格局中落地。從“義務退場”后農民與國家連接方式的重構，到“接住”這個日常詞匯背后的制度運轉邏輯，從公共品供給的現實困境，到民間自發秩序的韌性生長，書中每一個具體事件都指向基層治理的深層命題。它不提供標準答案，卻以豐富的現場細節保存了鄉土中國變遷的真實切片，是理解制度如何在人情社會中生根的可信記錄。

★ 學界與實踐界聯袂推薦的分量之作；

本書獲得林毅夫、李小云、趙月枝、陳行甲四位跨領域名家鼎力推薦，這幾位都是各自領域的權威專家，他們的誠摯推薦印證了這本書具有跨越學術與實踐雙重維度的價值——它既不是冰冷的學術論文，也不是煽情的扶貧故事，而是一部帶著體溫、帶著反思的非虛構力作。作者以記者的筆力、學者的深度、親歷者的真誠，讓一個村莊的故事具備了被不同背景的讀者看到并讀懂的能力，既是基層工作者的案頭參考，也是理解當代中國鄉村的重要文本。

《村莊無小事》

張冬冬 著

作家出版社

新書介紹

這是一本從村莊出發的非虛構作品。2019年至2021年，作者被選派到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掛職，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交匯階段進入基層治理一線，參與、見證了一個西南小山村在宏大時代背景下的日常運轉：國家政策如何進入具體的村莊，制度語言如何被理解、轉譯與調整，質樸傳統的村民如何被制度變遷推著向前，山村百姓如何適應并接納制度與傳統生活方式的齟齬。

這本書不試圖呈現“做成了什么”，而是回到“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它記錄的是制度進入地方社會時所經歷的摩擦、遲疑、修正與妥協。文字質樸真誠，蘊藏鄉土尊嚴與人性溫度。它既為基層治理提供微觀樣本，也為理解鄉土中國變遷留下可信的記錄。

作者介紹/張冬冬

1983年9月生，河南洛陽新安人。現就職于北京華文學院，曾為中國新聞社記者。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研究生，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員、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掛職期間，先后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新露社區、貧困村戰馬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重點參與鄉村治理、教育幫扶與產業實踐等工作。其事跡曾被《人民日報》、新華社、學習強國等媒體多次報道，個人獲貴州省“全省脫貧攻堅優秀村第一書記”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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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無小事》是作者掛職駐村第一書記的微觀實踐的記錄。他立足山地稟賦與勞動力結構，避開資本密集路徑，從“小而美”之事起步：建圖書館填補搬遷后孩子“有住房無精神空間”的困境，成為凝聚社區的公共樞紐，讓“知識改變命運”理念扎根；農產品代銷破解喀斯特地貌區農產品“分散無銷路”難題，增收壯大村集體經濟、重塑村莊信心。駐村實踐中，“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形成合力，從“晴隆好物”電商平臺到村集體公司組建，盡顯因地制宜的發展智慧。書中對產業選擇、治理磨合的實踐，為貧困地區依托自身稟賦，以產業為載體，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鮮活樣本，是新結構經濟學在鄉村振興場景中極具溫度的實踐。

林毅夫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作者以紀實文學的敘事記錄了作為駐村第一書記參與鄉村發展的實踐，這種從“寫他人”到“寫自己”的書寫，是可貴的自我民族志。該書呈現了中國政府主導的減貧實踐與一個村莊相遇的復雜過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好教材。這本書也是一份鄉村變遷的鮮活民族志，反映了脫貧攻堅過程中社會重建的微觀機制和人際關系的重構，在社會學、人類學領域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我在云南河邊村扶貧多年，深知“把自己扔回泥土里”意味著什么。我推薦這本書，不僅因為它的文學和學術價值，更因為它讓我們看見那些被宏大敘事淹沒的個體、那些在制度末梢生活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值得被記住。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

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

在全球資本流動、國家治理轉型與地方社會結構重組交織的時代，村莊既是社會轉型的末梢，也是最為具體的現場。《村莊無小事》以駐村第一書記的在場實踐，呈現了制度下沉至最末端時所經歷的摩擦、協商與修正。長期以來，我倡導“從全球到村莊”的研究路徑，強調理論必須回到具體社會實踐之中。這本書以非虛構的方式書寫了制度、關系與人的互動過程。它既不浪漫化鄉村，也不抽象化制度，而是在行動與反思之間，為中國基層治理提供了一份兼具文學張力與思想自覺的記錄。這種帶有體溫的敘事，為理解“中國之治”提供了一個極其生動的微觀入口。無論是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都能從中讀出中國鄉村社會的韌性與底色。

趙月枝

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河陽鄉村研究院執行院長

冬冬書記的文字里有一種“笨拙的誠實”。他在貴州大山的褶皺里，放下了機關的公文，撿起了大地的語言。這本書不是一份光鮮的總結報告，而是一部坦誠的“駐村錯題集”。他記錄了那些無法交付的房子、沒有書的閱讀空間，以及基層治理中那些“不知道答案”的瞬間。這種對脆弱與不完美的直視，恰恰是文字最有力量的地方。推薦給每一個關心中國鄉村、每一個在現實中認真生活的人。

陳行甲

知名公益人、作家

文章試讀

第一章抵 達

當所有經驗清零

通知來得很突然。

那段時間學校已經放暑假，生活的節奏松散下來，很多事情不再按工作日來計算。那天下午，我在家里處理一些并不著急的瑣事，時間被拉得很長。

臨近傍晚時，手機響了。電話很短，對方沒有寒暄，只說了一件事：明天一早出發，前往貴州。

那天是2019年7月28日。

沒有鋪墊，也沒有解釋空間。時間被直接壓縮，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時。原本還停留在“即將赴任”的狀態，突然被推進到“馬上就走”。

電話掛斷后，家里一下子變得很亂。

原本各自待在原位的東西被迅速拉出來，箱子攤在地上，占滿了原本并不大的空間。衣服、書、資料堆在一起，一時分不清哪些該帶、哪些可以留下。很多原本以為還有時間慢慢處理的細節，被一并跳過。

收拾的過程很快，也很粗糙。沒有清單，也來不及反復權衡，只能憑直覺往箱子里放。該帶什么、不該帶什么，在那一刻并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只想著“可能會用到”“先帶著再說”。

到那一刻，“出發”不再是一種抽象的安排，而是一件已經被寫進日程表、無法后退的事實。

第二天清晨，我已經站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機場比我想象中安靜。

航站樓的燈很亮，地面被反復打磨過，反射出人影和行李箱的輪子。

我們這一行人并不顯眼，每個人身邊都拖著一到兩個箱子，不多，也不輕。箱子里裝著的，大多是日常衣物和一些臨時無法割舍的東西——書、資料、幾件反復穿的外套。

沒有人刻意多說話。值機柜臺前排隊時，隊伍一格一格往前挪，廣播里循環播放著登機提示。和往日出差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同——把箱子推過稱重臺，貼上標簽，然后交出去。

有部里的同志前來送行，但沒有送別，也沒有刻意的儀式感。只是站在一旁，簡單說了幾句話。隨后，各自散開。

那是一種典型的“要離開一段時間”的場景，卻又并不戲劇化。沒有合影，也沒有停留。事情完成得很快，像是一項被提前演練過的流程。

飛機起飛時，我從舷窗往下看，跑道燈一盞一盞往后退，城市的輪廓迅速塌縮。那一刻，我并沒有明確地知道，這次離開會把生活分成兩段。

三個小時后，飛機在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降落。

從貴陽到晴隆，全程高速。車子離開城市后，開始不斷爬升。窗外的山體越來越近，坡度也越來越陡，路在山間反復折返。有時剛剛轉過一個彎，前方立刻又被另一道山脊擋住。視線被不斷截斷，距離在這里并不以公里計算，而是被切割成一段一段。

縣里同志介紹，早年從晴隆到貴陽需要八個多小時車程，如今被高速縮短到兩個半小時。這個數字在材料里看起來清晰而利落。但坐在車里，高速更像是一條被強行拉直的線，而線的兩側，依然是無法被抹平的起伏。

等車停下來時，我已經站在了晴隆縣城的招待所門口。

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我把箱子立在墻邊，沒有立刻打開。窗外是縣城的街道，天色已經暗下來，燈光沿著坡道一層一層亮起。

就在那一瞬間，一種遲來的錯位感突然出現。

一個月前，我還在北京的校園里。窗外同樣是夏天將至的景象，樹葉很密，陽光被切成一塊一塊，落在桌面上。

那時我正在辦公室看材料，討論的是下一年的校慶：七十周年的節點，想著編輯校史稿，想著是不是可以拍一部紀錄片，把學校的歷史和人的故事串起來。

而現在，我站在晴隆縣的招待所里，窗外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山城。

這種跨度，并沒有在出發時被計算過。

在進入貴州之前，我并不是以“行動者”的身份面對中國鄉村，而是通過一條緩慢累積的閱讀路徑：在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中，一次次回到同一個問題——當我們談論“中國”時，村莊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些年，我陸續讀過《中國在梁莊》《一個村莊里的中國》《黃河邊的中國》《進城走了十八年》《田湖的孩子》《涼燈——山這邊的中國》。

在這些書里，村莊有它自身的邏輯：熟人社會的運行方式，資源分配的潛規則，代際關系的張力，以及人在現代化進程中被不斷拉扯的狀態。鄉村并不是“落后”的同義詞，而是一套長期形成、內部自洽的生活系統。

與此同時，我也看過不少關于基層治理、第一書記、駐村干部的報道與影像作品。紀錄片、專題片、影視作品，它們呈現出的往往是一種清晰的敘事路徑——外來者進入村莊，面對現實的復雜，通過工作逐步建立信任，在制度和個人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在這樣的閱讀和觀看經驗中，中國鄉村被反復解釋、分析、拆解，呈現為一種“可以被理解、可以被介入”的現實。正是這些長期積累的文本經驗，在心里悄然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心理預期。

這種預期并不具體，卻非常牢固。鄉村是復雜的，但并非陌生；基層工作是艱難的，但有其內在邏輯；個人經驗或許有限，但至少可以作為進入現實的起點。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6月份，當“駐村第一書記”的報名通知出現在眼前時，這件事本身并沒有顯得突兀。

那天下午，剛開完會，人已經散了，空調還沒關，風口對著走廊。文件不長，白紙黑字，語氣平直，只是把時間節點、條件要求、報名方式一一列清。它沒有勸說，也沒有動員，像是一道已經擺在那里的門，等待被落實，而非被猶豫。

留給猶豫的時間，只有一個晚上。那一夜，我并沒有列清單，也沒有對“去與不去”進行反復權衡。更多是在回看這些年逐漸形成的那套判斷系統。那些書、那些紀錄片、那些關于基層工作的既有敘事，在腦中迅速拼合成一種熟悉的邏輯：問題是存在的，但路徑是清晰的；現實是復雜的，但并非無解。

我并沒有認真設想“失敗”的樣子。想得更多的是一些現實層面的細節，比如工作如何協調、生活如何安排、身體是否吃得消。這些問題都可以被解決，也都有現成的應對方式。

相比之下，“去還是不去”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它幾乎已經被前面的所有經驗提前完成了判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既有經驗讓我誤以為自己是“相對合適的”。

第二天上午，我走進學院黨委書記的辦公室。桌上放著一摞還沒拆封的文件，茶杯里的水已經不冒熱氣了。她抬頭看了一眼通知，又看了看我，點了點頭，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讓我去人事處登記。

整個過程很快，也很安靜。我下樓，確認細節，填表，簽字，和往常很多次日常填表一樣。走出辦公樓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和往常沒有區別。

那天并沒有任何“出發”的感覺。沒有被送行，也沒有被交代什么特別的任務。記者、研究者、讀者——這些我曾經依賴的角色，在報名表上是那么地清晰，但它們已經無法繼續作為主要支撐。

當時我并不知道，問題并不在于是否理解政策，而在于，我把“能夠理解一項制度”，誤當成了“已經進入一種生活”。

我以為駐村是一種可以被提前想象的狀態：有困難，但有邊界；有復雜性，但可以被拆解；有挑戰，但終歸可以被經驗覆蓋。

直到此刻，站在晴隆縣的招待所里，我突然發現，自己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么。

行李還沒打開，燈已經亮了，窗外的街道一層一層往下鋪開。那些在紙面上反復推演過的判斷，并沒有跟著我一起來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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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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