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雅塔亮起對王虹鄧煜的祝賀：如果王虹鄧煜是在北大，他們還能獲獎嗎？

七月下旬的北京，悶熱得像蒸籠。
北大校園里那座仿通州燃燈塔建的博雅塔，一年到頭也亮不了幾回。逢年過節亮一次，有大事發生再亮一次。7月24號晚上，塔身忽然閃爍起“祝賀中國數學”“祝賀王虹鄧煜”的字樣。

學生們舉著手機仰頭拍，朋友圈刷了屏。
兩天前，在費城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這對北大2007級同班同學雙雙拿下菲爾茲獎。這是中國籍數學家頭一回拿這個獎，而且一拿就是倆。王虹還是歷史上第三位拿菲爾茲獎的女性。
消息傳回來，北大發文祝賀，博雅塔亮燈慶祝。丘成桐出來說，希望他們回國任教。
一切看上去皆大歡喜。
不過如果你稍微多想一步，如果王虹和鄧煜當年畢業后沒有去巴黎、沒有去芝加哥，而是留在北大做“青椒”，他們今天還能站在菲爾茲獎的領獎臺上嗎？
答案恐怕不那么樂觀。
王虹自己說過一段話，在網上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她說，法國的研究院給了她完全的信任，既沒有教學任務，也沒有行政工作，讓她自由地長期地全身心地投入研究。2025年，她成為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的終身教授，那是巴黎薩克雷科研園區里一個只有幾十個永久職位的機構，自1958年成立以來，只做一件事：讓數學家安心做數學。
IHES的所長說，王虹加入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迎來了一位非同凡響的數學家。但更重要的是，王虹在這里擁有的是“寧靜的環境，追求目標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時間，以及激發數學創造力的獨特空間”。
沒有教學任務，沒有行政工作，沒有填不完的表格，沒有沒完沒了的評比和報獎。
你只需要做數學。
王虹本科在北大讀的，可她不是那種一進校就閃閃發光的人。她的北大同學后來回憶，在一群奧賽金牌得主中，她是最安靜、最不起眼的那一個。她不是競賽生，在班上的表現也不是最亮眼的。
她去了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跟著教授伊萬·馬泰爾學習。教授告訴她，如果研讀中遇到任何困難，只需要收集起來，下次見面時提問。這讓她頭一回意識到，原來做數學可以這樣。
后來她甚至還跑去學了一學期建筑，到建筑師事務所實習了一個月。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允許學生選任何想學的課。沒人催她發論文，沒人拿考核指標壓她。
她在巴黎找回了自信。
然后，她用了幾年時間，攻克了困擾數學界上百年的三維掛谷猜想。

菲爾茲獎公布后，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打電話給她。電話里他說：“干得好！”在社交媒體上，他寫道：王虹“體現了我們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末尾還加了一句英文：“科研，選擇法國！”
一個中國數學家，在法國的研究所里，被法國總統拿來當國家科研實力的名片。
畫面有點諷刺。
同一時間，大洋彼岸，韋東奕剛剛獲聘北大長聘副教授。
韋東奕的名字不需要多介紹。兩次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滿分金牌，北大本博連讀，畢業后留校。在公眾眼里，他是“韋神”，是那種不世出的天才。
但天才也有天才的煩惱。
2025年他開通社交賬號，粉絲一度沖到接近2500萬。一年后掉粉400多萬。他說“不會再對外做任何回應”，因為外界輿論已經對他造成了影響。
有人關心他的牙齒健康，他堂姐出來回應“牙齒正在治療當中”。有人拍到他拎著礦泉水瓶走在校園里，視頻在網上傳來傳去。
這些跟他做數學有什么關系？沒什么關系。但這就是一個北大“青椒”的生活，你除了要做數學，還要應付數學之外的一切。
2026年2月，韋東奕獲聘長聘副教授。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他走了好幾年。北大實行的是“預聘—長聘”制度。這套制度說白了就是“非升即走”——幾年內達不到考核標準，走人。
而考核標準是什么？多少篇論文，多少個項目，多少項報獎。
你把時間花在填表、寫本子、做PPT上，就沒有時間做數學。你把時間花在做數學上，考核就可能過不了。
這是一個無解的困局。

有“青椒”在網上吐槽：領導的各類行政雜活要干，兼職科研秘書要干，領導每個項目每個評獎都要申報、本子都要我寫，領導的匯報PPT要我寫，領導項目結項的論文和報告要我寫。一學期四門新課要備課，本科答辯、碩士答辯、本科生論文要管。聘期考核要求那么多篇C刊，項目結項也要那么多篇C刊，還要一本學術專著。
“事情多的根本沒有時間靜下來科研，都是零碎時間，好不容易開個頭，一個任務過來，中斷了。”
“入職三年了，一篇論文都沒發出去，我的聘期考核怎么辦啊？”
這不是個別人的抱怨。媒體調研發現，“破五唯”改革成效顯著，但“青椒”在更多樣的考核標準下，壓力不減反增。“非升即走”推行后，“短周期、高強度”的考核壓力顯著前移。
你讓王虹在這樣的環境里做三維掛谷猜想？你讓鄧煜在這樣的環境里推導希爾伯特第六問題？
他們可能連靜下來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
這就讓人想起另一個人：許晨陽。

許晨陽的經歷，幾乎就是對這個問題的預演。
1999年保送北大數學系，2008年普林斯頓博士畢業。2012年，他作為“青年千人計劃”第一批入選人才，全職回到北大。那時候他是帶著一腔熱忱回來的，想“培養出中國自己的數學學派”。
他在北大待了六年。這六年里，他拿了一堆獎：求是杰出青年學者獎、中國青年科技獎、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學術成就也沒話說，成了代數幾何領域的青年領軍人物。
然而2018年，他走了。去了麻省理工。
外界議論紛紛。有人說他不愛國，有人說他嫌待遇不好。但許晨陽留下的三句話，才是真正值得聽的東西。
他說，國內的學術環境，太浮躁了。
他說，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被消耗在申請經費、填表評比這些事情上。
他說，真正做研究的時間，太少太少了。
這些話當年沒引起多大波瀾。但七年后的今天，王虹和鄧煜拿了菲爾茲獎，博雅塔為他們亮起燈光，丘成桐呼吁他們回國——許晨陽當年說過的那三句話，忽然變得格外刺耳。
如果許晨陽當年沒有走，他今天能做出什么成就？沒人知道。但事實是，他走了之后，拿了一大堆國際獎項，成了國際數學界代數幾何領域的領軍人物。
而留在北大的“青椒”們，還在填表。
王虹在獲獎感言中說：“我很幸運，能夠在合適的時間遇見合適的人，得到正確的引導，并在能夠全心投入研究的環境中工作。”
注意她說的是“幸運”。一個菲爾茲獎得主，把獲獎的原因歸結為“幸運”——幸運地遇到了合適的人，幸運地擁有了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環境。
這“幸運”二字里，藏著多少不幸運的人？
那些同樣聰明、同樣勤奮、但被困在表格和評比里的年輕人，他們不配擁有一個“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環境”嗎？
北大博雅塔的燈光很漂亮。“祝賀中國數學”“祝賀王虹鄧煜”的字樣在塔身上閃爍。

但燈光熄滅之后呢？
王虹和鄧煜會回到巴黎和芝加哥，繼續在不用填表、不用報獎、不用應付行政雜活的環境里做數學。韋東奕會繼續拎著礦泉水瓶走在北大校園里，一邊做數學一邊應付數學之外的一切。許晨陽會在普林斯頓繼續做他的代數幾何。
而那些留在國內高校的“青椒”們，會在深夜的辦公室里，一邊改領導的PPT，一邊擔心自己的聘期考核。
博雅塔的燈光照亮的是王虹和鄧煜的名字。但真正值得被照亮的，是那個問題——
如果王虹和鄧煜是在北大，他們還能獲獎嗎？
答案，或許就藏在許晨陽離開時留下的那三句話里。
也藏在每一個“青椒”深夜加班時，電腦屏幕微弱的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