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還是別回來的好

北大博雅塔亮燈

王虹、鄧煜日前雙雙獲得數學界最高獎菲爾茲獎，被視為中國人在學術領域的突破性進展，然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普通人來說實在太過高深，因而網上吵來吵去，并不關心數學，倒是彌漫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民族主義焦慮。

諷刺的是，原本立場截然不同的兩撥人，此時竟然站在同樣的基礎上：一派質疑宏大敘事和民族主義立場，對國內教育體制也有所不滿，強調他們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海外做的，跟北大或“中國數學”沒啥關系；另一派也注意到這一點，但反應則是質疑他們的忠誠。

于是這兩天，一邊是普天同慶，歡呼他們為國爭光，仿佛每位國人都與有榮焉，另一邊則是有許多人質疑他們“為什么不回來報效祖國”，罵他們是服務于西方。

有人認定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致電王虹別有居心，有人懷疑法國媒體為何高調宣傳王虹獲獎，還有傳聞說王虹在海外單身那么多年，已有法國男友。

為此，有些人甚至連王虹回國后的婚姻大事都安排上了，張羅著讓她嫁給“韋神”，別浪費了優良基因，為國生一堆數學天才。

在知乎上搜“王虹”出來的結果，

可見大家都不關心數學

還有人質疑王虹為什么在北大要用英文授課，不滿她竟敢流露出不滿，教訓她要知道感恩：“你說北大讓你感到discouraged（氣餒），你有沒有想過是因為你的智商被同學們碾壓了呢？如果你不是北大的，你去得了法國深造嗎？”

要說能得菲爾茲獎的人還“智商被碾壓”，那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么好了，不過這倒也可見在國內應試教育體制下的一種固定思維，就是誤把考試成績看作是智力高下。這種做題家的思維，確實理解不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商”。

王虹雖然是學霸出身，小學就跳了兩級，但論考試成績，她確實也不算多突出，高中考上市重點桂林中學時，成績在年段100名開外，通過努力才進入前十；高考也沒能直接考上北大數院，因為當時數學專業在廣西只招一人；等到大二轉學進數院，面對班上無數在數學競賽中拿過獎的同學，她自嘲說只是“小透明”，成績只在中下游，甚至被說“不是讀數學的料”。

她后來在受訪時說到北大求學的經歷讓她非常discouraged，其實都已經算得委婉了，事實上是她當時保研失敗，大受打擊，一度懷疑自己是否不適合做數學研究。

之所以去法國留學，其實只是因為當時國內很多本科不能保研和直博的，都選擇了法國理工，因為在國內沒位置了。由于信心動搖，她一度想改行學建筑，但在法國和美國的求學經歷，讓她逐漸找回了信心。

王虹由于小時候跳了兩級，因而總是比同班同學要小兩歲，這可想而知讓她很孤獨，但在法國，她從教授那里得到了溫暖的包容和支持：

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不需要自己去想所有的事情，有人愿意幫助我，這給了我一些保證，我變得更有耐心，不那么緊張了，最后我能算出大部分的數學。

美國的導師Larry Guth更是她在數學研究上的楷模，不但善于引導啟發，而且很尊重她的節奏，不會逼迫、否定她：

在我學數學的時候，我要掙扎很多，因為我并不總是和周圍人有相同的觀點，他通常會先傾聽，然后試著跟隨我的思維過程，這幫助我建立了信心。

去年9月，她正式加入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IHES），榮升數學終身教授。這家機構給了她完全信任，沒有行政工作，也沒有教學任務，無考核，無評估，提供別墅，年薪約合人民幣70萬，只要求每年在那工作半年。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讓頂級學者能自由開展學術研究，做自己想做的真問題。

對王虹而言，這并不只是“待遇優渥”而已，而是給了她最需要的安全感和自由度，使她可以完全無后顧之憂、且不受任何干擾地從事研究。這正是對她而言最理想的學術環境。

她曾自述，父母從小給她自由探索的空間，而她也得以沉浸在對數學的興趣之中。高三那年，16歲的王虹曾在作文《數學之美》中贊嘆，“它是那么的純粹與抽象化，遠離塵囂，是我們精神領域的一方凈土，但又絕非清玄之談”，而她之所以癡迷，并不是為了解題本身，而是發現奇妙的聯系：

數學之美還在于它們之間的微妙關系……就如走在街上三個原本互不相識的人，猛然發現彼此之間，竟有莫大關聯，那種驚喜，又怎能道出。

從她的這些言談經歷來看，這是典型的INTP人格（當然這只是方便理解的一種推測，我也沒法找她驗證）：內斂、獨立、喜歡探究事物背后的深層規律，抽象思維和客觀邏輯發達，高度依賴理性，對未知領域充滿純粹的好奇心。這些特質正是她學術成功的關鍵所在。

然而，這類人由于只認邏輯，對權威抱有本能的審視和質疑，如果不符合他們獨立推導出來的邏輯，拿什么去壓都沒用，加上他們不喜歡無謂的社交，厭惡繁文縟節，生性卻又高度向往自由，因而在中國這個重視人情、什么事都權威說了算的社會里，他們往往都吃不開。

我認識好幾個INTP朋友，他們都智商相當高，邏輯清晰，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被看作有點不通人情世故，加上又懶散隨性，沉浸在自己的抽象世界里，所以有時顯得有點不拘小節的糊涂，甚至連日常生活的小事都處理不好，而且他們的狀態也有點飄忽，要看他們的心情。

王虹表現出來的樣子，正是如此，她曾說，自己很喜歡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有時想數學，有時不想”。她在國內的受教育經歷也可見，成績不算很穩定，且以她的天賦、智商之高，考試和競賽卻表現一般，甚至竟被說“不是學數學的料”，現在想想，這不奇怪嗎？

我想原因就在于，像她這樣的人，對數學的興趣本來就不是為了考試答題，而完全是出于對抽象思考的熱愛，但恰恰是這種人，在國內的教育體制下很難冒尖，且會過得很痛苦，因為壓力巨大，卻很難自由探索。

就算留下來，國內學術體制動不動就考核、評估、非升即走，搞不好做學術之前還要先學會給領導敬酒，這些無一不是讓她非常痛苦的——盡管青椒們普遍苦于這些，但對于像這種人格特質的，則會格外痛苦。

像王虹這樣能邁向學術最巔峰的，除了天賦之外，必然都有極為頑強的內心力量，但任何人在這荊棘之路上都難免遇到坎坷，而對像她這種人格特質的，就尤其需要獲得支持理解、耐心包容，在排除干擾之后，才能發揮出自己的最佳狀態。

對于這樣熱愛學術自由的卓越頭腦來說，選擇在哪里，跟愛不愛國沒關系，只不過是哪里能給到她最大限度的自由，來不受干擾地深入研究自己喜歡的問題，其它都是浮云。

所以王虹為什么要回來？想讓她回來的話，至少先問問，能不能給到她那樣一個自由的學術環境吧，而那，不只是為王虹，也為無數張虹李虹們不至于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