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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收費的行政檢查,企業究竟付出了什么?
答案不在罰款單上,而在被占用的精力和時間里。
而這筆很少被人關注到的企業成本,浙江正在悄悄“做減法”。
數據顯示,2025年全省減少不必要現場檢查47.7萬戶次,涉企行政檢查總量同比下降50.79%。
與此同時,浙江在冊經營主體已達1164萬戶,同比增長6.3%,其中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1126萬戶,占比96.8%。
監管對象擴容,上門頻次卻腰斬。
放在浙江上千萬戶經營主體中,這不只是一次行政執法流程調整,更像是一筆沒人算過的賬,終于被擺上了臺面。
過去,政府檢查習慣計算查了多少家、發現多少問題。
浙江現在開始多問一句:
政府每敲一次企業的門,究竟有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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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依法接受檢查,本就是經營的一部分。
食品安全、消防設施、環保排放,樁樁件件關乎公共利益,不可能只靠企業自覺。
麻煩在于,一家企業通常要面對好幾個“婆婆”。
市場監管、消防、生態環境、應急管理……每個部門按職責辦事,一年跑個一兩趟都很正常。
可落到企業這一邊,卻可能是一撥人剛走,另一撥人又來。
有人登門檢查,就得有人接待。
翻證照、查臺賬,企業得提前歸置好;進車間、下倉庫,得派熟手全程陪同。
檢查雖不收費,但這些被占用的工時和人力,都是企業實打實的經營成本。
檢查以后,如果還需要整改、補充說明或者提交反饋,企業還要繼續投入時間和精力。
這其中確實沒有產生直接費用,卻處處牽扯到企業的各項安排。
過去,這筆成本很少進入統計。
一個部門查一次,另一個部門也查一次,各自都完成了工作。
至于一家企業究竟接待了幾波檢查,同一類材料又匯報了多少遍,未必有人從企業角度認真核算過。
要減少這種重復,首先就得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門的檢查計劃放到一起,看清楚哪些必須分別開展,哪些其實可以一次完成。
嘉興從2018年開始做這件事。
2023年1月至2024年11月底,當地開展“綜合查一次”10.6萬戶次。按照當地統計口徑,減少干擾企業5.5萬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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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市嘉善縣惠民街道建設企業四色管理平臺賦能分級分類檢查
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原本可能分別進行的現場檢查。
對當地企業來說,需要承擔的安全、環保和合規責任沒有改變。
變化在于,幾個部門各走各的流程、企業反復配合的情況明顯減少了。
嘉興的做法也不只停留在一次地方試驗。
隨著類似探索在浙江各地展開,減少重復檢查開始從基層實踐進入全省統一規范。
浙江隨后明確,同一個行政執法主體對同一家企業實施現場檢查,年度頻次原則上不超過兩次;政府可以通過公共數據平臺掌握的材料,現場不得再要求企業提供。
不過,因投訴舉報、數據監測等原因確需現場核查的,仍然依法開展。
換句話說,企業該承擔的責任并沒有減少。
真正被壓縮的,是幾個部門各自上門、同一件事反復確認帶來的額外負擔。
浙江一年減少的47.7萬戶次不必要現場檢查,少的主要是這部分本可避免的重復。
但重復檢查可以減少,該管的風險不能跟著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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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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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總量同比下降50.79%以后,最容易引出的疑問是:
人不去企業了,問題還能及時發現嗎?
答案要從檢查事項本身看。
過去,不同監管部門都有各自的檢查清單。面對同一家企業,有些事項需要查看同一處場所,有些內容彼此交叉,卻可能被拆成幾次分別進行。
浙江做的第一步,就是把這些分散的事項重新歸并。
2024年,浙江公安將原有的535項涉企行政檢查事項歸并為144項。改革實施后,涉企上門檢查次數同比減少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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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
從535項壓縮到144項,減少的主要是不同檢查清單之間的重復和交叉。
原本需要進入同一家企業、查看同一處場所的內容,只要能夠一次完成,就不再拆成幾次分別上門。
一家企業的疏散通道、應急設備、值班記錄和內部制度,可以分屬不同的管理事項。
責任需要分別落實,卻未必需要幾撥人反復進門。
因為很多時候,檢查項目雖然多,卻不代表監管就更嚴。
清單拆得過細,執法人員可能會將大量時間耗在常規核驗上;而企業需要接待的人更多,真正高風險的對象也未必得到足夠關注。
可要把這些重復檢查減下來,并不只是合并幾張清單那么簡單。
對執法人員來說,多去一次通常比少去一次穩妥。
畢竟,去了,至少可以證明履行過職責;少去或沒有去,一旦企業后來出了問題,就可能被追責。
于是,每個部門都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規避自己的風險,卻將多個部門疊加后的配合成本,留給了企業。
因此,要改變這種慣性,監管方式也必須跟著調整。
浙江的做法,是根據企業的實際風險決定檢查方式。
對出現投訴舉報、數據異常或者明顯風險的企業,監管部門照常開展現場檢查;對經營正常、風險較低的企業,則盡量合并檢查。
只要是能夠在線核驗的信息,由政府部門直接在系統內部完成,不再要求企業專門準備材料、配合上門。
與此同時,浙江要求所有行政檢查納入統一平臺。
誰準備進入企業、檢查依據是什么、具體查看哪些事項、其他部門是否已經查過,都要留下記錄。
2025年,浙江公安進一步清理檢查內容,將企業變更登記等能夠自動核驗的事項改為系統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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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綜合一體化”執法監管數字應用界面
僅這一類調整,每年就減少企業迎檢負擔約1.2萬小時,相當于1500個“八小時工作日”。
但政府該掌握的信息并沒有減少,只是核驗過程從企業迎檢轉移到了政府內部。
企業也不必再找人、找材料,重復證明系統里已經存在的事實。
這樣一來,監管效果也不必再用上門次數衡量。
只需要盯牢那些該發現的問題有沒有及時發現,高風險企業有沒有被持續盯住,已經完成的檢查結果能不能被后續部門共享使用即可。
更關鍵是,過去,行政檢查主要記錄企業有沒有問題;現在,檢查人員為什么進入企業、程序是否規范、有沒有重復上門,也開始進入監督范圍。
這也是浙江最大的不同,監管繼續盯著企業,但檢查本身也有人盯著。
換句話說,浙江壓縮的,并不是必要的監管,而是對現場上門的過度依賴。
從監管做減法,到服務也做減法,浙江對營商環境的理解也正在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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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減少重復檢查,只是眼下浙江營商環境變化的一部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正從當年企業辦事“最多跑一次”,直接進化到現在的“一次不用跑”。
過去,檢查是政府找企業,辦事是企業找政府,兩邊都耗時間。
浙江是將分散在各部門的涉企服務,歸集到覆蓋全省11個設區市、90個縣(市、區)的企業綜合服務中心。
這樣,企業遇事不必先琢磨該找誰,直接從統一入口提交訴求,后續分辦、流轉、反饋全部由政府內部完成。
同一思路也延伸到企業申報和提交材料過程。
幾個部門能一次辦完的事項,不再拆成幾撥人分別上門;系統里已有的信息,也不再要求企業重復提交;已經報過的數據,部門之間可直接共享,不會因為換了部門再要求重新填報。
從“綜合查一次”,到涉企服務統一受理,再到已經報過的數據不再重復提交,浙江其實始終在做同一件事: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協調成本,逐漸收回政府內部。
浙江甚至還把這套思路提煉成了一句話:“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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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過去談營商環境,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政府能給企業什么。補貼、基金、土地和審批便利雖然都很重要,但都有各自的條件和適用范圍,不可能覆蓋每一家企業。
而減少重復檢查、合并辦事入口和共享企業數據,影響的卻是所有正常經營的市場主體。
企業不需要進入重點項目名單,也不必等來某項扶持認定,日常辦事時就可以少跑幾個流程、少交一遍材料、少花一些時間配合政府運轉。
這已經不只是服務態度問題,更是政府如何理解自身管理邊界的思考。
當然,該查的風險仍然要查,該承擔的監管責任也不能減少。
但檢查計劃如何統籌、不同部門怎樣共享數據、企業訴求交給誰處理,本就是政府內部的事,不該因為部門之間沒有協調好,就反復要求企業配合。
從這個角度看,浙江衡量營商環境時,正在增加一筆過去很少被計算的賬。
以前更容易看到的是政府為企業投入了多少資源,現在還要看,企業為了配合政府運行,付出了多少時間。
前者是資源支持,后者同樣是一筆制度成本。
這筆成本降下來以后,企業得到的也不只是幾個小時。
檢查事項更清楚,辦事入口更明確,材料要求也更穩定,企業能夠提前判斷什么時候需要配合、需要準備什么,不必反復應對臨時出現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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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臨安區青山湖街道橫畈產業園區“預約式”指導服務窗口。圖片來源:浙江法治公眾號
表面看,這些制度是在約束政府行為,可落到企業一端,減少的卻是經營中的不確定性。
畢竟,地方政府決定不了一家企業能不能成功,卻可以影響企業做生意有多麻煩。
“一年減少不必要檢查47.7萬戶次”,也不再只是一組檢查數據。
這組數字說明,浙江優化營商環境時,不僅衡量為企業做了多少,也在計算少讓企業承擔了多少。
少敲一次門,對企業經營影響有限。
但當這份克制覆蓋上千萬戶經營主體,企業省下的就不單單是時間成本,更是一種穩定、可預期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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