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初次和鄧煜對話是輕松的，沒有被數學天才“碾壓”的感受。他會耐心聽完每一個問題，然后快速思索、快速作答。不管是談數學研究還是聊圍棋、足球，他都沒有太多肢體動作，即便聊到像世界杯決賽這樣讓他興奮的事，也就像老友閑談。與很多“青椒”不太一樣的是，你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松弛感。
鄧煜接受采訪畫面
7月23日，美國費城，第30屆國際數學家大會（ICM）揭曉了4年一度的菲爾茲獎。每4年評選2～4名、年齡不超40歲，這是一個比諾貝爾獎還要難拿的獎項。王虹和鄧煜，這兩位年輕的中國籍數學家、北京大學2007級本科校友，創造了新的歷史。
與王虹因解決三維掛谷猜想而廣為人知不同，公眾對鄧煜相對陌生。但數學界知道，這位37歲的深圳青年在過去幾年里解答了一道塵封125年的數學難題，對“希爾伯特第六問題”給出了創造性回應。
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的鄧煜在訪談中告訴《中國科學報》，他的生命中不只有數學，愛好廣泛甚至可以作為他的一個標簽：小時候差點成為職業圍棋選手，現在仍對圍棋熱情不減，有網友評價他“菲爾茲獎得主中圍棋水平最高的，沒有之一”；他喜歡看科幻小說，如果不做數學研究，他可能更愿意去當一名科幻作家；他還愛足球，是西班牙隊的支持者，同時也是梅西的忠實粉絲。今夏世界杯決賽西班牙擊敗阿根廷，他一邊發“西班牙王朝！”的朋友圈動態，一邊為阿根廷抱憾：“上屆真的夢幻，今年已經很好了、很好了。”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對鄧煜的訪談。
談斬獲菲爾茲獎：“舒了一口氣”
《中國科學報》：祝賀你獲得菲爾茲獎！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你是什么時候得知獲獎的？當時什么心情？有沒有和身邊的親友分享？
鄧煜：我是在今年1月份收到了國際數學聯盟（IMU）的通知郵件。其實在那之前，就有一些傳言“誰誰有可能獲獎”，會提到我的名字。那段時間我其實有點緊張。收到郵件時，算是舒了一口氣吧。
那時出于保密，我只跟幾個人說了。他們都很為我開心。
《中國科學報》：幾天前，據說ICM官網前端代碼被發現了隱藏字段，本屆菲爾茲獎得主名單“提前泄露”。這件事你怎么看？對你有什么影響嗎？
鄧煜：挺意外的，說明大家還是很關注吧。
對我來說，我沒覺得有什么影響，畢竟只是在社交網絡上“發酵”。我是這樣，社交網絡上的事情，如果不想去理會就可以不去理會。大家看到了，就當是對這個獎的一種預言或預測，然后看到時候會發生什么。所以，問題不大。
《中國科學報》：說到社交網絡，我注意到你在知乎上有賬號，有5萬關注者，大家都叫你“燈神”，得知你獲獎“與有榮焉”。你介意被叫“燈神”嗎？你的個人簡介也特別有意思——“400贊每字俱樂部成員”，是因為更新比較少嗎？
鄧煜：以前“玩”知乎，一是為“殺時間”，二是看一些有趣的東西。后來時間越來越少，我認為知乎上有趣的東西也少了，就不太常看和寫了。
不過，有時我會寫一些科普的東西，寫這些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整理思路的過程，可以邊寫邊回顧自己做的題目，就會回到“當時我是怎么想的”的思路中。所以有時候分享一些，也是自己的一個需求。
至于稱呼，大家怎么稱呼我，我約束不了。“燈神”是網友們“封”的，大家還是叫我的名字吧。
鄧煜講課畫面。受訪者供圖
談圍棋和數學的選擇：“差點成為職業棋手”
《中國科學報》：聊聊數學吧，你是怎么“掉進”數學里的？聽說你小時候圍棋也下得極好。
鄧煜：可能從小學就開始了。我那時愛看書，尤其愛看數學科普，覺得很有意思。去郊游、爬山，父親常常隨口給我出一些組合類的小題目，不難，但我每次解出來都很有成就感。慢慢地，做數學題就成了我的興趣。
《中國科學報》：2001年你讀初一，參加了全國圍棋定段賽。據說“只差一點點”成為職業棋手。如果當年定段成功，今天會不會是一位職業棋手？想象過自己是專業棋手的樣子嗎？
鄧煜：如果當時成功定段，（成為職業圍棋手）也是有可能的（笑）。但也說不好如果當初選擇圍棋的話，我能走到哪一步。你知道周睿羊嗎？他現在是圍棋職業九段棋手，拿過世界冠軍。當時（2001年）我和他都在深圳學棋，水平差不多，對弈過幾盤，互有勝負吧。他那年也沒定上，是在第二年（2002年）成功定段的。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下棋的話，現在可能會像他一樣。當然，這都是假設。
《中國科學報》：你同時喜歡圍棋和數學，覺得圍棋與數學競賽在思維訓練上有什么異曲同工之處嗎？
鄧煜：不一定有什么具體的聯系。我覺得下棋和做數學有個相通的地方是，都要觀察局面、找到突破口、尋找最合適的一手。但也有一個重要區別：圍棋是有時限的現場競賽，幾個小時里必須集中精力去謀局破局，而做數學或其他研究更像長跑，你可以慢慢想，不必那么著急。
談北大“超黃金一代”：會有更多人才“冒”出來
《中國科學報》：你和王虹都是北大數學學院2007級的，你和她有哪些交集？當時的北大數學學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鄧煜：說實話，我在北大時和王虹接觸不多，反而是后來有一次在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好多同學碰面，跟王虹聊了很多，對她做的事情才有了一些深入了解。
在北大時我接觸比較多的兩個同學是劉雨晨、許地生。記得頭一兩個學期，我們和鄰近宿舍的一群同學常在一起“刷題”。當時我還去“啃”了一本特別難的數學書，是日本數學家兒玉之宏、永見啟應合著的《拓撲空間論》。有時候周末我們還結伴去海淀圖書城淘數學教材。那兩年打下的基礎相當扎實，我后來就轉到MIT去了。
《中國科學報》：有人說北大數學學院在世紀之交那一兩年“冒尖”的數學人才是“北大數學的黃金一代”。如今你跟王虹作為2007級的代表，一下子出了兩個菲爾茲獎得主，把你們這一代稱作“超黃金一代”“白銀一代”。你怎么看？
鄧煜：我們這一屆做數學比較好的確實有不少，比如蘇煒杰、唐云清、孫鑫等，給人一種“人才井噴”的感覺。不過我感覺，這更多是從統計的角度看到的情況。這些年國家對數學的投入越來越大，經過這么多時間、這么多努力，一定會有人“冒”出來。至于是哪一屆，可能有偶然性，但總的趨勢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冒”出來。
談數學研究：關鍵就幾步，但也追求細節
《中國科學報》：你跟合作者解答了“希爾伯特第六問題”。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話向大家介紹一下這項工作？
鄧煜：你可以想象一間房間里的空氣分子，按照牛頓力學彼此碰撞、不斷演化。我們關心的是，在概率意義上，這些分子的分布會怎么變化，比如在某個區域里會有百分之多少的分子。我們證明了這個分布正是由玻爾茲曼方程給出的；再往前一步，通過流體力學的方程，還能推導出物理中最經典的理想氣體方程、歐拉方程等。說到底，就是把從微觀粒子系統到宏觀流體的描述這條路走通了。
圖為獲獎畫面
《中國科學報》：據稱，你們就這項工作投稿《數學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的論文長達200頁，從寫作到被接收經歷了一年多。最困難的階段是什么？有沒有“靈光一閃”的時刻？
鄧煜：從初稿到被《數學年刊》接收，這篇論文的確經歷了一年多的打磨。可能我們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別人沒有做過，大家讀起來比較困難。大概是2025年2月，審稿人建議我們把文章寫得更通俗、解釋得更清楚。我們還跑去巴黎跟法國的一些數學家討論，他們也提了許多建議。后來論文就從150頁擴充到了約200頁，很多頂尖專家看了，反饋說“容易多了”。
至于“靈感”什么時候來，我覺得是很隨機的。我喜歡散步、爬山時想些小問題，但真正想通某件事不挑時間也不挑地點。有一次我買了份快餐回來，忽然就想到一個可以推進的點子。我有個習慣，如果一個問題暫時想不出來，我會不斷去想，直到有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理由，才會跟自己說“今天先到這里”。
《中國科學報》：你有沒有過“關鍵的問題都想清楚了，論文就不太想寫了”的經歷？
鄧煜：恰如你所說，200頁的論文，可能最關鍵的幾個問題就幾頁，大篇幅的內容是常規推演，要把整個過程詳細呈現出來。有時候我確實會把重點放在關鍵的思路上，一些細節會忽略，特別是在寫文章的時候，因為這樣更輕松。這也是為什么寫論文會更加需要花費精力。
講一個小故事吧。我的博士生導師（Alexandru D.Ionescu）追求細節是出了名的，他常要求我把細節都講得很清楚。最近一段時間，我和搭檔有一個跟我導師合作的研究。我和搭檔當時討論“這個證明詳細到這個地步行不行”，我覺得“差不多行了”，然后我搭檔說“你要給Alex看的話，恐怕還要再詳細一點”，后來我就照做了。
《中國科學報》：看來追求細節這方面你受導師影響比較大，還有哪些方面受導師影響？
鄧煜：再有就是一些研究品味上的東西，他對很多事情、很多領域都感興趣，包括色散方程、相對論等，很多研究都做。我可能也受到他的影響，會對各種不同的東西感興趣。
關于數學中的AI與合作：會越來越多
《中國科學報》：人工智能（AI）正在深度介入數學。你平時怎么使用它？怎么看待它對數學研究的影響？
鄧煜：我主要用它處理一些自己不熟但肯定有答案的問題，比如查結論、找文獻、驗證細節。有些我拿不準的小問題，讓它確認一下對不對、不對該怎么改，這在處理細節上幫助非常大，省得自己從頭證明一遍。
我的判斷是，接下來一兩年到三四年，數學很可能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借助AI填補證明里大量的技術性細節，讓人類本來能完成的工作可以更快完成，一些因為技術難度太高、超出個人精力的問題，也有希望嘗試被解決。
但我不認為它會取代數學家。將來通過人機結合，能做的事可能比現在多得多。我認為真正推動數學前進的還是人的直覺和想法：一是提出好問題；二是提出問題之后，你有什么樣的思路。有了AI這個工具，我們要回答的更多是“在此之上，我們還能進一步做什么”。
《中國科學報》：許多文學及影視作品在塑造一些天才數學家的人物形象時，常常給人非常孤獨甚至孤僻的印象，好像只能一個人沉醉其中。這是不是一種誤解？你曾說自己不適合“獨狼式”探索，數學家需要怎么樣的交流與合作？
鄧煜：合作做數學研究的情況是很多的。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風格。從另一方面來講，做同一個方向數學研究的人越來越多，數學問題也越來越復雜。所以大家會看到合作（產出）的數學成果越來越多，大家相互見面的機會也更多。相對地，完全一個人做數學的情況就變少了。這可能是一個趨勢。
《中國科學報》：你的合作者中有兩位都是陶哲軒的學生。你跟陶哲軒有哪些交集？
鄧煜：讀書時，陶哲軒是我們的偶像級人物。不過，我跟他研究方向不太一樣，交流也不太多。大概是2019年，我去UCLA（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交流的時候跟他討論過一點問題，不算多。有時候我們也會郵件交流。
《中國科學報》：你身上有一種很強的松弛感。國內不少青年科研人員很焦慮，他們被稱為“青椒”。你焦慮過嗎？
鄧煜：當然也有。大概在2017、2018年，博士后的最后一兩年，我在幾個方向之間來來回回，一時做不出讓自己滿意的結果，那段時間有點焦慮。后來找到現在這個方向，有了信心，又有很多東西可做，那種狀態就慢慢過去了。
我認為焦慮分兩種：一種是對自己做的東西沒信心，一種只是暫時還沒得到大家認可。對我來說，主要是后者，因為我做的是自己喜歡的東西，大多數時候還是相信它是好工作。
《中國科學報》：作為華人數學家里又一位菲爾茲獎得主，你怎么看待隨之而來的期待和壓力？
鄧煜：這不是我要考慮的事。我只是一個數學家，我的工作就是盡量做好數學，做到這一點就足夠了。
《中國科學報》：最后，對當下正對數學產生興趣的年輕人，你想說些什么？
鄧煜：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其實不只是數學，做任何事都一樣。先做自己真正喜歡的，至于這件事別人是否欣賞、是否認可，那都是后來的事。
來源：趙廣立/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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