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退步最快的城市：曾和上海、南京齊名，如今淪為三線城市

文｜老達子

本文共2800字，閱讀時長大約6分鐘

前言

今天的臨清，是山東聊城下面一個縣級市，說出去沒幾個年輕人知道。可在明朝，運河上十一個鈔關，朝廷最看重的就是臨清這一個。光賣高檔綢緞的段店就開了三十二座，中央和省里的衙門一口氣擠進來好幾個，這陣勢放在當時，比普通的州府金貴得多。

可這么一個風光的地方，后來怎么就成了魯西平原上沒人提的小城？

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運河上這座大碼頭是怎么一步步塌下來的～

從宣德到景泰

臨清的命運，在明代經歷了幾次關鍵的躍升。早在明朝開國之初的洪武二年，它就曾被升格為州，雖然后來經歷過降縣的反復，但到了景泰元年，朝廷的一道詔書，讓臨清正式復升為州。而實際上，早在宣德年間，也就是宣德四年到宣德十年之間，隨著鈔關管理機構的正式設立，一個龐大得嚇人的官僚管理機構就已經在這里開始運轉，并且在此后的日子里徹底成型。

朝廷在宣德年間就專門派駐了戶部主事來監督稅收。不僅中央部門在這里安營扎寨，省級的布政司分司、按察司分司，還有專門負責軍事防御的臨清衛，都密密麻麻地擠在這一座城池里。

一個地方能讓朝廷重疊設置這么多強力機構，它的核心就在于臨清鈔關。

在明代，運河沿線設立了十一個鈔關。這些鈔關就是帝國在這條大動脈上設的關口，過一道就收一次錢。剛開始，大多數鈔關收錢的法子非常簡單，它們只收船料，也就是根據船只的尺寸大小來收過路費，至于船上裝了多少值錢的貨物，鈔關并不怎么過問。

但是，朝廷給臨清開了一個非常大的綠燈。在十多個鈔關里，只有臨清和杭州的北新關享有特殊的權力，可以兼收貨稅。

這就意味著，只要貨物進了臨清的地界，不僅船只本身要交稅，船上裝載的每一匹綢緞、每一包茶葉、每一件瓷器，都要按照貨物的實際價值重新估價，再交一次稅。

這個制度上的特權，讓臨清瞬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吸盤。

全國各地的商人在運河上行走，不管愿意不愿意，到了臨清都必須停下來，老老實實地接受檢查和剝皮。

這地方在當年，比一般的州府地位高出一大截。

臨清的繁榮，并不是靠本地的實業自然發展起來的，也不是靠自由市場競爭出來的。它是帝國財政制度硬性催生出來的一個特權溫室。朝廷用行政力量和不平等的稅收政策，強行把全國的商業流量和財富匯聚到這個瓶頸口，讓它在短短幾十年里，膨脹成了一個龐大的財政怪獸。

西門慶們的黃金樂園

在一部描寫明代市井生活的著名長篇小說里，那些生活在山東的富商們，雖然把家安在清河縣，但他們做生意最賺錢的觸角，卻死死地扣在臨清的馬頭上。

小說里寫到，西門慶在臨清開設了大型的酒樓和緞子鋪。他的伙計和女婿每天都在關注臨清關上的動靜，打聽南方的貨物有沒有下來。

當聽說有一只運送高檔綢緞的標船被堵在關口時，西門慶第一反應不是去按規矩排隊，而是趕緊寫了一封私人帖子，派人送到關上，去求見主持收稅的戶部官員。就因為這一封有背景的帖子，他的貨船才能得到特別的照顧，早早地放行。

這段描寫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它非常真實地還原了當年臨清碼頭的權力游戲與商業生態。

所謂標船，往往是南京的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們租用的特權船只。按理說，這些大人物的船在別的地方可以暢通無阻，但到了臨清，依然要在水面上排隊等著驗關。

這地方之所以能聚集這么多的財富，是因為它占盡了南船北馬的地理便宜。

運河到了臨清，水路和陸路發生了一次巨大的交匯。南方的船只到了這里，因為北方的水路狀況發生變化，或者因為季節原因，許多旅客和商人都必須在這里下船。

走陸路的人，要在這里把行李卸下來，換乘騾子和馬匹；走水路的人，要在這里等待合適的風向，或者把大船上的貨物卸下來，換到更適合北方河流航行的小船上。

這種交通上的強制換乘，每天給臨清帶來了數不清的人流量。

當年的臨清碼頭，就是一個強迫所有人停下來、順便消費的大碼頭。

只要人停下來，就必須吃飯、住店、雇人、消費，這直接帶火了臨清大大小小的買賣。

在碼頭周圍，各種各樣的酒樓、旅館、當鋪和娛樂場所一個挨著一個。

根據當時的記載，臨清的商業密度達到了一個驚人的地步。城里光是經營高檔綢緞的段店就有三十二座，而賣普通布料的布店更是多達七十三座。

這些店鋪里堆滿了來自江南的絲織品、閩廣的香料，還有北方遼東的皮貨和人參。

除了轉口貿易，臨清還承擔了帝國的另一項重要任務，那就是制造貢磚。北京城里那些宏偉的宮殿，地下的每一塊地磚，很多都蓋著臨清制造的戳記。

這里的紅泥非常適合燒制堅硬的城磚，成千上萬的窯工在城外日夜不停地勞作，燒好的貢磚通過運河一船船地運往北京。這種官營的大型產業，進一步鎖定了臨清在帝國版圖中的特殊地位。

當帝國把手伸得太深

任何寄生在權力特權上的繁榮，都必須承受權力帶來的反噬。臨清的好日子，在萬歷二十七年迎來了第一次嚴重的危機。

那一年，北京的皇帝為了給自己修建規模宏大的陵墓，同時也為了填補后宮那無底洞一樣的開銷，決定采取一種非常極端的手段。他繞過了戶部和正規的官僚系統，直接派遣身邊的太監充當礦監稅使，空降到全國各大商業重鎮去直接撈錢。

來到臨清的，是一個叫馬堂的太監。

馬堂帶著一班爪牙，在臨清設立了無數的臨時稅卡。他們不僅不遵守原有的稅率，反而開始任意加稅。

以前的鈔關稅收雖然重，但商人還能計算出利潤的空間。而馬堂的到來，徹底打破了商業的規則。他們對過往的每一件小東西都要抽稅，甚至連本地百姓賣一筐菜、運一擔柴，都要被敲詐勒索。

更關鍵的是，這些稅吏還會對商人的貨物進行野蠻的搜查，只要不給夠紅包，就會被扣上走私的罪名，連人帶貨一起充公。

這種竭澤而漁的剝削，迅速破壞了運河上的商業信用。

商人們開始感到絕望，他們發現不管自己怎么辛苦奔波，最后賺來的錢連交稅都不夠。

那一時期的筆記里，記錄下了臨清繁華落盡的悲慘畫面。原本整天顧客盈門的三十二家高檔段店，在短短的時間里，就有二十一家關門歇業；那七十三家布店里，也有四十一家在大門上貼上了封條。

那些來自遼東的布商，以前每年都會帶著大量的銀兩和皮貨來臨清采購棉布，這時候卻一個人都不來了。因為他們知道，只要踏進臨清一步，就會被稅吏剝得只剩下內衣。

臨清的市面上變得冷冷清清，原本喧囂的碼頭變得一片死寂，只有橫沖直撞的稅吏在街上游蕩。

雖然幾年后，因為民怨太深，加上爆發了激烈的沖突，朝廷不得不撤回了這些太監，臨清的元氣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這次事件暴露了臨清致命的軟肋。

它看似是一個富甲天下的商業都市，但它所有的財富和繁榮，都沒有任何法治和產權的保障。它只是一只被系在帝國身上的奶牛，帝國高興的時候會給它草吃，帝國急需錢的時候，隨時會把它擠干榨凈，甚至連骨頭都要砸碎。

1911年的汽笛聲

隨著近代西方列強的軍艦撞開國門，海運開始大規模興起。那些載重量巨大、速度極快的蒸汽輪船，在上海、天津和廣州之間穿梭，把原本必須通過運河運輸的江南漕糧和各種商品，大批大批地運往北方。

運河的交通地位開始一落千丈。

更關鍵的是，長年的戰亂和朝廷的腐敗，導致國家根本無力出資疏浚運河。黃河的決口和泥沙的淤積，讓運河的許多路段開始干涸，大船根本無法通行。

運河兩岸的城市一個接一個地暗淡下去，臨清也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但在那個時候，臨清手里還攥著最后一張底牌。

清朝朝廷和外國資本聯合規劃修建津浦鐵路，這條連接天津和南京的交通大動脈，在最初的方案里，是非常有希望經過臨清的。

如果鐵路修通，臨清就能順理成章地從一個古老的運河樞紐，轉型為一個新的鐵路樞紐，在火車的汽笛聲中獲得新生。

但是在最后一刻，這張底牌被無情地抽走了。

在確定鐵路具體走向的時候，決策者們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德國的設計人員在實地勘測后發現，臨清周邊的地勢由于長年的運河泛濫，土質變得非常松軟，如果要在這里鋪設鐵軌、建造大橋，技術難度非常高，造價也大得驚人。

與此同時，東邊的德州地方官紳和豪商們，正在極力游說朝廷，他們提供了更加優厚的地租條件，并且極力證明德州的路線更加安全、更加經濟。

經過多方權衡，津浦鐵路的規劃最終向東移動，徹底繞開了臨清，改道經過德州。

到了1911年，津浦鐵路正式全線通車。

那一天，德州城里響起了震耳欲聾的火車汽笛聲，現代工業文明的列車隆隆駛過，給德州送來了工廠、商行和數不清的就業機會。

而在西邊的臨清，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寂靜。

隨著火車的轟鳴，運河的最后一滴血也被抽干了。

臨清不再是南船北馬的交匯點，也不再是朝廷收取稅收的聚寶盆。那些曾經在關口等候放行的商人們，紛紛坐上了更快捷的火車；那些在臨清碼頭換乘的旅客們，也在德州和濟南下了車。

失去了交通樞紐的地位，失去了帝國權力的特權供氧，臨清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迅速縮水。它在歷史的洪流中一路下跌，最終變成了魯西平原上一個偏僻的縣級市。

老達子說

臨清當年的熱鬧，說到底不是靠市場規律長出來的。朝廷把收稅的吸盤放在這里，把所有過路的貨船全堵在這里，才硬生生催出了那三十二家段店和滿城的商鋪。這種繁榮沒有根，全看朝廷的臉色。

運河一淤，鐵路一繞，連個停下來換船的旅客都沒了，臨清也就什么都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