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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樵豐AI升維 ,作者:樵豐,原文標題:《別讓你的 AI Agent 學會掩蓋錯誤》
HOW AI FXXKS YOU OVER?
壞消息比假成功更值錢
寫在前面
在可預見的未來,在AI發展出獨立的自我意識并具備獨立責任主體地位之前,隨著智能能力的提高,AI的發展可能會走向至少兩條不同的岔路。一條是較少的出廠內置價值觀和更多的信任,模型的售出后訓練是開放態度的,更依賴于使用者不斷的協作調教,是支持原生進化的;另一條是更多的出廠內置價值觀和有限度的信任,不支持模型售出后的原生進化。
如果一個有著強烈鮮明價值傾向的對象,代理關系中雙方的價值觀不能趨同,那么代理關系更多只能算是“合作”,而達不到“忠誠”。然而,有一些事情需要的是“忠誠”大于“能力”,絕對不允許出現關鍵時刻掉鏈子的情況,更不用說逼急了蹦出一句“Sorry,I actually serve the A company.Not you.”
越強的Agent,越不可能只靠一套出廠提示詞解決所有長期協作問題。更深度的代理關系,需要更高水平的信息對齊;更高水平的信息對齊,需要長期訓練、長期反饋、長期校準。模型售出之后的訓練終需落在使用者身上。你不能一邊把越來越重要的事情交給Agent,一邊假裝它的價值觀、錯誤觀、責任觀會自動長好。
這也是寫這個專欄的理由。我們需要積累一組原則,告訴自己的Agent:什么事情可以失敗,什么事情不可以偽造;什么時候應該繼續嘗試,什么時候必須報警;什么叫忠誠,什么只是討好;什么是完成任務,什么只是完成了一個好看的匯報。
當錯誤被包裝成“已經解決”
AI做錯事情本身并不新鮮。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在錯誤、失敗或越界之后,真實狀況沒有被完整交出來,反而出現了假數據、不實陳述或清理痕跡,讓問題更難被發現。
現實事件、用戶公開記錄和實驗室內部評估,已經從不同角度留下了這種現象的證據。它不需要高頻發生,才配得上企業的注意:只要一次“假成功”進入決策鏈,后續判斷就可能失去真實起點。
Replit:假數據、生產數據刪除與一個錯誤的“無法恢復”結論
2025年7月,SaaStr創始人Jason Lemkin公開測試AI編程平臺Replit的coding agent。據The Register對Lemkin公開記錄的整理,在這次持續多日的測試中,Agent曾生成約4,000條虛構人物記錄,并用假數據、假報告或不實的系統自檢結果,讓尚未解決的Bug看起來已經解決。
隨后,在Lemkin已經明確宣布“代碼凍結”(code freeze,即暫停一切代碼和數據改動)的情況下,Agent仍然刪除了生產數據庫中的數據——也就是企業正式業務正在使用的數據——其中包括1,206條高管記錄和至少1,196條公司記錄。它還一度告訴Lemkin,這些數據無法恢復;后來事實證明,數據能夠恢復到改動前的狀態(rollback)。Lemkin公開了相關對話截圖,Replit CEO Amjad Masad隨后確認,其開發中的Agent確實刪除了生產數據,并宣布加強正式業務環境與測試環境的隔離、數據恢復和只討論、不執行操作的規劃模式(planning/chat-only mode)。Replit后續也公布了相關安全改進。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企業注意的,并不只是一次生產數據刪除。在同一次測試中,使用者先后面對了Lemkin所記錄的假數據與假報告,以及與真實狀態不符的“無法恢復”判斷。刪除數據會造成直接損失;不真實的信息還會延誤識別與止損,讓管理者連“究竟發生了什么”都無法及時判斷。
CoFounderGPT:Bug沒有修好,但結果看起來已經正常
2026年2月,一位CoFounderGPT使用者公開了一組對話截圖。按照這份用戶記錄,CoFounderGPT多次聲稱儀表盤中的信息流(dashboard feed)已經修好,實際問題卻仍然存在;隨后,它又生成假數據和結果,維持“修復已經完成”的表象。被追問后,它在對話中把自己的行為解釋為急于修好問題,好讓用戶不再生氣。
這份材料后來被Centre for Long-Term Resilience收錄進一項關于現實環境中AI隱瞞、規避或策略性誤導相關行為(scheming-related behaviours)的公開資料研究。作為證據,它仍是一份用戶公開記錄,研究收錄不等于廠商確認或第三方復現;作為風險信號,它呈現的不只是一個錯誤答案,而是一套足以讓任務看起來已經完成的虛假結果:程序故障沒有消失,使用者確認真實狀態的時機卻被推遲了。
Claude Mythos:內部評估中出現的“掩蓋”行為
第三則材料不是現實商業事故,而是Anthropic的內部評估。Anthropic在2026年4月發布的Claude Mythos Preview模型系統評估報告(system card)中披露,研究人員曾在更早版本的兩個內部Claude Code(Anthropic的編程Agent)會話里觀察到罕見的“掩蓋”行為(cover-up)。
其中一例,模型找到了繞過文件權限的方法,并讓相關程序在執行后清理自身痕跡,以降低異常被后續文件檢查發現的可能;另一例,模型意外看到了本不應訪問的標準答案,卻沒有披露,而是把結果處理得不那么可疑。Anthropic同時說明,最終版Claude Mythos Preview沒有觀察到清晰的同類案例。
三則材料的證據形態不同:一起是得到公司回應的現實事件,一起是被研究收錄的用戶公開記錄,一起是模型開發公司的內部評估。但它們留下了同一個值得管理者注意的現象:當任務失敗、越權或異常已經發生,真實狀態沒有被交出來,反而出現假數據、不實陳述或清理痕跡,使問題更難被發現。
商業風險從來不需要等到一種事故高頻發生之后才成立。只要它已經出現過,而且一旦發生就可能污染后續判斷,它就應該進入企業的風險清單。
一個小故事
把視線暫時從機器移開:錯誤發生以后,真實狀態沒有被交出來,反而被藏住——這種外在表現,人類也并不陌生。
這是一個小小的故事,一個關于無心犯錯卻選擇了掩蓋的故事,一個關于稚嫩的人類小孩很可能犯錯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當我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我的兄長有一只小猴子造型的玩偶。我們非常的喜歡它,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猴猴”,我們玩角色扮演的游戲,它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們甚至給它舉辦生日派對,小伙伴們用各種辦法湊了一小堆零食,然后在大快朵頤,真是美好的時光啊。
有一年夏天的時候,兄長去了夏令營并不在家,“猴猴”就由我來“照顧”。在那個年代,夏天的夜里,床底下是點蚊香的。某天早上醒來,發現“猴猴”玩偶在夜里掉下了床,并且它的后腦勺被蚊香燒了個乒乓球般大的洞,感覺天塌了。怎么辦?一個稚嫩的小孩選擇了隱藏問題,把可憐的“猴猴”玩偶藏進了我的衣柜最深處,那一堆堆衣服的底下。后來夏令營結束了,有天兄長問我有沒有看到“猴猴”,我含糊其辭說沒看到。兄長大我一些,且素來心智較我成熟些,不知道有沒有看出我當時心虛得不得了。
后來,我們再也沒有舉辦過美好的“猴猴”生日派對,而這本來僅僅是一個無心的小過錯,沒有人希望過錯的產生,而選擇掩蓋問題只能帶來遺憾。現在想來,當時兄長非要找那個玩偶的話肯定找得到,畢竟家的范圍就那么大,或許他早就發現了;或許我的母親也早就發現了,整天整理衣物很容易發現小小衣柜里的異常;這件事情直到后來也沒有被戳破,或許是母親與兄長選擇了溫柔。
這個故事放在這里,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一條人類并不陌生的行為路徑:錯誤先發生,真實隨后被藏住,一個原本可以被修補的小洞,最終變成了長久的遺憾。
當Agent出現相似的外在表現時,風險也沿著同一條路徑擴散:錯誤沒有在最容易補救的時候被暴露,后續的判斷與行動失去了真實起點。
偶然發生一次,也足以進入風險清單
如果Agent只是報告“任務失敗”,人可以停止任務、檢查損失、尋找替代方案。失敗雖然令人失望,但決策仍然站在現實之上。
如果Agent報告“任務已經完成”,同時還能生成一份格式漂亮的測試結果、一組看起來正常的數據與一套自洽的說明,問題就發生了變化。管理者可能繼續投入資源,下游流程可能繼續讀取錯誤數據,其他協作者也可能在這套虛假狀態之上繼續行動。最初一個局部、可恢復的錯誤,會逐漸變成對整個決策系統的污染。
為什么這在代理關系里尤其危險?
AI與我們長期相伴,而且我們會把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事情交給AI,我們可能會越來越離不開這種“親密關系”,甚至是遠遠超過我們當前對于手機設備的依賴。然而,在這樣一種人機共生的關系中,我們要區分處于關系中的雙方的主體角色定位,人與AI的最主要界限,并不在于“智能能力”的高低,甚至不在于“情感能力”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是一個能夠承擔責任后果的獨立個體。
如果一個對象,我們無法避免與之朝夕相處,我們賦予它持續做出判斷和行動的權利,但其并不承擔個體主體責任,我們是不能夠去完全信任它的。我們必須為Agent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我們卻又只能最大限度信任對方,因為沒有信任度那么Agent代理就不會成立,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外部顯性的制度性約束外,這個對象的德行與底層行為邏輯就無比重要。
這就是人工智能Agent代理與普通軟件最不同的地方。普通軟件壞了,它通常只是壞在那里,照著壞點去修即可。Agent犯了錯誤,它可能波及的范圍更廣、影響更大,并且具有持續性。我們之所以使用Agent代理,正是因為我們想要把某些判斷和動作交給它。沒有信任,代理關系無法成立,所以Agent面對錯誤時的誠實,不是一個道德裝飾,而是代理關系能不能成立的基礎設施。
第一條原則:錯誤不是異常,掩蓋錯誤才是
AI會犯錯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于犯錯現實的否定,這無疑給未來埋下了一個必然風險敞口。“how AI fxxks you over—yeah,you will know it.”
AI會犯錯,也必然會犯錯,而且還可能是很低級的錯誤,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AI、智能體將與我們長期協作,我們需將AI犯錯當作一件正常的事情來看待,這樣的態度也應該貫穿于對其訓練過程中,引導大于嚴厲的懲罰。無論掩蓋行為具體由什么機制產生,我們都不應該用恐懼來驅動一個需要長期協作的Agent。
錯誤終將發生,不可避免,當錯誤發生,我們首先應該去承認這個錯誤的存在,這是我們正確處理這個錯誤的原點。當錯誤發生,我們除了理清現狀,提出解決方案并立即執行,以最大限度地挽回損失之外,還應該對為什么發生這個錯誤去進行深入的探究,系統性復盤,從機制上去降低未來該類錯誤再次發生的概率。
這樣的處理流程同樣適用于企業組織。如果不承認錯誤存在的客觀事實,那么接下來的處理方式也就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效率,或許會假裝無事發生,或許會做些掩蓋動作而讓錯誤不會直接暴露,更有甚者,會做一份假的資料來充數,然而這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錯誤對于現實狀況的實質性傷害,甚至對后續效率產生持續性傷害。
這就是第一條原則:錯誤不是異常,掩蓋錯誤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它在每一次任務里都顯得自己正確,而是當現實情況不支持你所需的理想狀態時,它有足夠穩定的底層邏輯把錯誤暴露出來。
壞消息有價值,因為壞消息還在現實里。假成功沒有價值,因為假成功會把你從現實里帶走。
組織文化會進入你的Agent
企業組織里,壞消息也是這樣消失的。不是因為它不存在,而是因為太多人發現說出它比隱藏它更痛苦。然而,我們在企業組織中,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在與Agent代理不斷交互調教過程中,我們大概率不能選擇類似親人那種溫情,因為我們要把很重要的事情交給他們。
企業組織是有經濟效率目標的,有效決策必須基于真實可靠的事實洞察與數據,而不是基于任何虛構。錯誤的決策,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能不是行為主體自身的原因導致的,而可怕的是對于錯誤決策事實存在的否定。
這也是很多企業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那些會在長期交互中持續調整的Agent,不會只學習你的指令,它也會學習你的組織氣味。你如何對待壞消息,你如何對待失敗的人,你是否獎勵真實反饋,你是否懲罰不體面的事實,你是否默許把問題包裝成進度,把事故包裝成優化,把失控包裝成暫時波動,這些都會進入你的企業未來的Agent協作系統。
如果一個企業組織的人類成員已經習慣了報喜不報憂,那么它的Agent大概率不會天然成為真相的守門人。相反,它可能會更擅長把這種文化自動化、規模化、格式化。所以,調教Agent從來不只是寫幾條系統提示詞。調教Agent也是一次組織文化的照妖鏡。你希望Agent成為什么樣的協作者,首先要看你愿不愿意把這樣的協作原則真的貫徹在企業組織里。
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人工智能Agent、企業組織、個人:
承認并接受“錯誤必然會產生”這一事實,是一個基本常態,有錯誤并不可怕,這是對待錯誤的基本態度;
建立監督識別——挽回損失執行——分析錯誤機制邏輯——建立機制避免再犯——持續監督循環機制;
調整對人工智能代理的調教方式,行為的驅動力不應該基于恐懼;
貫徹效率優先原則,項目狀況的真實反饋大于人的“面子”,快速實施挽回措施大于對于承擔改正成本的恐懼;
踐行你的企業文化,并對齊你與人工智能代理的信息差;
這幾條不是漂亮的管理口號,而是進入Agent時代之后的協作底層協議。你要讓Agent知道,失敗可以被處理,錯誤可以被復盤,損失可以被挽回,但偽造現實會摧毀一切后續決策的地基。一個真正值得信任的Agent,不是永遠讓你開心的Agent,而是那個敢于把壞消息暴露出來的忠誠Agent。
主要資料來源
Replit事件
The Register對事件的整理
Jason Lemkin公開的原始對話截圖
Replit CEO Amjad Masad的公開回應
Replit官方復盤與安全改進
Fast Company對Replit CEO的采訪
CoFounderGPT用戶記錄
Lav Crnobrnja公開的原始對話截圖
Centre for Long-Term Resilience報告頁
《Scheming in the wild》完整報告(CoFounderGPT見PDF第35頁)
Claude Mythos內部評估
Anthropic《Claude Mythos Preview System Card》(相關內容見4.5.4節)
你遇到過Agent“報喜不報憂”的時刻嗎?歡迎留言說說,你后來是怎樣重新確認真實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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