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年前，亞歷山大·多爾索尼亞出任意大利國家民航局總干事一事，已被質疑為“職位分配政治”徹底壓倒專業能力的一個象征。12個月過去，這一判斷不僅得到印證，情況還進一步惡化。那項曾引發爭議的任命，如今正演變為一場治理危機的起點，并可能沖擊整個意大利國家民航局。
多爾索尼亞的任命于2025年5月正式敲定，任期5年。當時，這一決定已經引發不少疑問。他過去的經歷主要集中在行業內的商業和市場崗位。對于一個負責監督和監管民航這一戰略領域的機構來說，這樣的背景至少顯得分量不足。更令人質疑的是，他此前執掌馬爾凱機場時，被外界包裝為一場管理“奇跡”。
這一點，從6月底斯特凡諾·安東尼奧·唐納魯馬離開意大利國家鐵路公司領導崗位一事中也可見一斑。這起事件為本已嚴重受損的治理格局又添一筆。唐納魯馬的離任，加上兩名董事會成員辭職，進一步加劇了高層不穩。這與意大利國家民航局正在發生的情況頗為相似：當高層任命服從于當下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時，機構就難以維持管理連續性和獨立性。
如今，這一局面在議會圍繞2026年6月26日第107號法令轉化為法律的辯論中走向高潮。討論的核心，是第1.023號修正案。該修正案提出為意大利國家民航局設立一名特別專員，其效果將是清空該機構現有的整個高層架構。
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機構重組和提升組織效率。但現實往往更為直接：局長任期已于2026年6月30日屆滿，由此形成的空缺，政治力量之間始終未能填補。由于無法就繼任者達成一致，最終出現了一種激進方案：不是完成新任命，而是直接對該機構實施接管。
這項操作至少看起來相當牽強。1997年第250號立法法令第11條將“接管”設定為一種極端懲戒措施，只適用于嚴重且已被確認的機構運行失常。如果把它用于解決高層人選僵局，就等于改變了這一工具原本的用途，使其從應對嚴重行政異常的手段，變成處理政治危機的常規做法。換句話說，一個原本用于應對重大管理異常的機制，如今卻被拿來解決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
不過，最敏感的問題還不止于此。眼下受到沖擊的，不只是機構管理的連續性，還有航空運輸安全這一關鍵保障。意大利國家民航局總干事依據國際民航組織和歐洲航空安全局的規范框架，同時承擔意大利國家航空安全計劃“責任執行官”的國際角色。
而這一任命，恰恰也落在多爾索尼亞身上。今年2月，副總理兼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根據意大利國家民航局局長的提議，指定他擔任航空安全國際事務負責人。按照多爾索尼亞的說法，這是一項“制度性”職務，他將代表意大利參加制定安全標準的國際組織活動。
悖論正在于此：一方面，正是同一個政府任命多爾索尼亞為意大利航空安全的關鍵把關人；另一方面，如今政府又在考慮，在沒有提出具體指控的情況下，僅僅為了重新平衡政治關系而提前將其撤換。這樣的更替，最終將波及一個按其性質本應完全脫離政治分配邏輯的安全崗位。
意大利國家民航局的案例，只是最新、也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例子。它反映出一種正在固化的方法：當首要任務變成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時，產業規劃的連續性和專業能力的積累就會退居次位。在這樣一個戰略性行業中，一個任期往往不足以鞏固既有成果和運行標準。一旦管理周期被打斷，影響就不會局限于單一機構內部，而會外溢到整個國家體系。
意大利國家民航局這場風波，呈現出當下意大利治理方式的一幅苦澀圖景：先是基于分配邏輯作出充滿爭議的任命，隨后又因政治上無法達成一致，不得不通過接管來“解決問題”。夾在中間的，是一家被政治僵局挾持的戰略機構，是可能受到影響的航空安全，也是最終由公眾承擔的代價。
這個代價，遠不止馬爾凱機場在2023年至2024年財報中累計錄得的超過280萬歐元虧損。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把管理者變成可隨時替換的角色、把公共機構變成等待下一輪政治分配空間的政治體系所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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