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淦在功德林天天遭嘲笑，他竟用周文王回懟：我才關了百天算什么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有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曾經叱咤風云的國民黨將軍們丟掉了手槍和指揮刀，卻丟不掉骨子里的那點脾氣與習慣。

有人背地里繼續研究《資本論》以準備“理論反攻”；有人天天寫材料琢磨脫身；還有人依然故我地捧著羅盤，在囚室里念念有詞地卜卦……

張淦，字潔齋，1897年生于廣西桂林。彼時的桂系軍人大多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有人彪悍善戰，有人精于謀略，而張淦身上則混著一種少見的書卷氣與玄學氣。

他自幼讀四書五經，尤其迷戀《周易》。少年時，別的孩子舞刀弄棒，他卻常抱著一本《易傳》念念有詞，仿佛天生與卦象有緣。成年后投筆從戎，考入廣西陸軍速成學校，一路從排長、連長做到白崇禧麾下的主力軍長、兵團司令。

抗戰期間，他率部參加過武漢會戰、隨棗會戰等重大戰役，戰場上不算膽小怕事之人。但張淦在國民黨軍界最出名的，不是戰功，而是他近乎瘋魔的迷信。他有個不離身的羅盤，每逢行軍、布陣、扎營甚至選指揮所，必須先掏出羅盤測方位、看吉兇。

若卦象顯示不宜行動，哪怕軍情緊急，他也要想法拖延。久而久之，“羅盤將軍”這個外號不脛而走，連老蔣和李宗仁都知道了。

1939年隨棗會戰期間，張淦奉命駐守一處防區阻擊日軍。到了地方后，他沒有先看地圖，而是拿出羅盤測了半天，隨后對參謀長說：

參謀長雖狐疑，也只得照辦。有意思的是，轉移當晚，日軍炮火竟真的覆蓋了原定指揮部位置。事后，張淦更加篤信自己的“神算”，逢人便說：

當然，這種巧合在戰場上偶有發生，但更多時候，羅盤帶給他的卻是命運的反諷。

1949年下半年，解放戰爭進入了尾聲。張淦擔任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第三兵團司令，率部在廣西一帶頑抗。他一路打卦，卦卦都說“西南有生機”，于是便不斷向西南撤退，目標是逃往越南。

在此之前，張淦的部隊曾在衡寶戰役時被我軍團團包圍。據被俘人員回憶，大軍壓境之際，張淦竟還鎮定地擺開香案，搖了一卦。看過卦象后，他面有喜色，對部下說：

然而這一次，卦象并沒有幫他。解放軍的攻擊如狂風暴雨，所謂“轉機”渺無蹤影。張淦最終在廣西博白一帶做了俘虜，隨即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

進了功德林，張淦依然羅盤不離身。管理所出于人道考慮，并未沒收他的私人物品。于是他得空便在監室里研讀《周易》，有時還念念有詞，推演時局變化，或者給同監的舊日袍澤算上一卦。

正因為這個特殊的習慣，張淦在功德林里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也成了眾人揶揄的對象。

功德林里關著的大都是當年有些名氣的人物，如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沈醉等人，如今湊在一起每日學習、討論、寫材料，免不了通過互相挖苦的方式來解悶，而張淦的“羅盤”無疑是最好的笑料。

有次學習小組討論會上，有人譏諷張淦算卦把自己算進了功德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連沈醉也湊趣說：

面對眾人的嘲諷，張淦起初只是瞇著眼睛，摩挲著羅盤不言語。待到笑聲稍歇，他才仰起臉，不疾不徐地說了一句：

為何張淦要這樣說？這其中，至少有三層意味。

一是自我安慰的心理保護。七年太遙遠，一百天卻眨眼可過。當一個人身陷囹圄，前途未卜時，把時間說短，能減輕內心的恐懼和焦慮。張淦用這種近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給自己、也給難友們一個“很快就能出去”的心理暗示。

這種邏輯，在當時的改造環境下，既不能說他抗拒改造，又暗暗保留了最后的尊嚴。

張淦整日捧著《周易》，久而久之，大家就把他當成一個“易學怪杰”，有時竟真有人找他求卦。據后來特赦人員回憶，有一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一說是某位軍長），因為思念家人內心焦躁，便偷偷找張淦算命。張淦也不推辭，掏出羅盤測了方位，又讓人隨意說三個字，用“梅花易數”起了卦，然后搖頭晃腦地說：

說來也巧，沒過幾天，這位將領果然收到了輾轉送來的家書，頓時對張淦另眼相看。此事傳開，連管理干部都哭笑不得，只能告誡他們“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動”。

但張淦自有一套理論。他在學習心得里寫道：“《周易》乃是哲學，是辯證法，與馬列主義并不沖突。”

此外，他還會引用“一陰一陽之謂道”來附會矛盾論，讓管教干部一時語塞。這種看似配合、實則固守內心信仰的方式，正是張淦的生存智慧。

歷史沒有給他“一百天”的奇跡。張淦在功德林一關就是數年。他身體原本就不好，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再加上精神長期處于緊繃與壓抑之中，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盡管管教所給予了必要的醫療，但他終究沒有熬到特赦的那一天。1959年，首批特赦戰犯名單公布，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重獲自由。而張淦已在這一年的5月病逝于管理所，終年62歲。

張淦并非不學無術的草包。在桂系將領中，張淦算是讀書多、有頭腦的，他堅信《周易》中藏著宇宙規律，試圖用一套古老符號系統去駕馭戰場和人生的不確定。這種執念，在槍林彈雨的年代，給了他某種篤定的力量。正如他在功德林里反駁嘲笑時所說：

當整個社會結構和政權基礎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再精妙的卦象也算不出新中國的朝陽。張淦的悲劇，在于他把偶然當必然，把巧合當天意，最終將自己的命運完全外包給一個羅盤。

當一門古老的智慧被用于最功利的生存決策，當一個人的信仰被迫在鐵窗內重新自證時，那種荒誕與悲涼，其實比卦象更難參透。

值得一提的是，據當年管教干部回憶，張淦臨終前幾天，曾躺在病床上，用虛弱的聲音對醫護人員說：

《周易》六十四卦，“未濟”是最后一卦，卦辭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意思是小狐貍幾乎要渡過河了，卻打濕了尾巴，終究沒能成功。

而張淦終究以一名功德林戰犯的身份，把最后的卦象留在了歷史的洪流里，供后人無限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