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生二胎的廣東中年，與長輩的漫長戰爭

幾個月前，婆婆 在客廳 又一次提起了二胎的事情，莊瑜找借口回到臥室，留下丈夫與婆婆溝通。她聽見丈夫告訴婆婆“不生二胎了”，很快兩人爭吵起來，其后母子倆冷戰了一周。

事實上，莊 瑜 要承受的壓力遠多于丈夫。夫妻倆老家都在潮汕，丈夫是獨子，女兒讀幼兒園以后，婆婆催二胎的節奏比以往更急迫。婆婆與莊 瑜 母親都在深圳生活，兩個老人關系不錯，來往很頻繁，婆婆經常委婉地向她母親暗示：“親戚抱了孫子了”“某某家剛生了二胎”……

每次聽到這些暗示，母親旋即把矛頭對準莊 瑜 。除了要對婆婆有所交代，這也源于母親內心的固有認知， 她是典型的潮汕傳統女性， 婚后生下兩個女兒后才盼來兒子。在母親的觀念里， 莊 瑜 理應為丈夫的家族生個男孩，母親甚至曾對她說過“不生對不起（丈夫）祖宗”。

對此莊 瑜 憤怒又無奈，“你生了我以后，也被別人催著要生兒子，就不能擺正你的態度嗎？”她問母親。母親不為所動，接著為她規劃：生了二胎后，莊 瑜 要辭職回家帶孩子，小家庭如果有經濟上的需要，她愿意提供支持。

孩子出生后，婆婆一直在小家庭里幫忙帶娃，他們確實需要老人的支持。莊 瑜 和丈夫都清楚，那次冷戰不是催生的終點。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恐怕都要面對這種綿長細碎、親情與越界交織的催生壓力。

同為女性的母親，為何成為催生者？

在社交平臺上，關于催生二胎的討論中，婚育女性面臨的催生壓力，有來自丈夫的，也有來自公婆和親戚的，還有來自鄰居同事等社會關系，但還有一部分，來自自己的父母。

父母催促女兒生二胎的理由，有“他家只有他（丈夫）一個兒子”“讓我們在你婆家面前抬得起頭” “生個男孩綁住男人的心” “婆家不好意思提，娘家有責任督促”……在網上，一部分女性討論這些催生理由時，直言“催二胎就是催男孩”。

孫晉嵐的母親沒有說那些話，她催生的理由是“多生一個，將來互相有個照顧”。孫晉嵐能理解母親的考量，卻無法接受母親對她生育風險近乎刻意的忽略。七年前懷女兒時，孫晉嵐查出妊娠期糖尿病，而且膽汁酸偏高，胎兒有宮內死亡的風險，醫生明確建議不宜再次生育。這一切母親全都知道，卻還要讓她再次涉險。

這些催生觀點與現代觀念相去甚遠，但大家都不陌生，催促背后，是那些耳熟能詳的物化法則：女性的身體、生育風險可以忽略不計；女性的生育功能，被視為娘家對婆家的“交代”，關系著娘家在熟人網絡的面子和信用；生育或生男孩是女性獲得穩定婚姻的“籌碼”。

而在一部分家庭里，當女性不能完成生育KPI，她可能會被指認為婚姻關系的“破壞者”。社交平臺上，不少女性分享過因不愿生二胎而導致婚姻破裂的經歷。

許多女性和莊瑜一樣，感到最無力的，是母親為什么成了那個施壓者。母親同為女性，同樣經歷過生育之困，本應理解和體諒自己，為什么成了催生陣營里的說客。

而這正是母親作為更傳統的女性，難以擺脫的困境。性別主義者常提及“父權制的女性代理人”，母親通過“生育任務”實現了社會價值，她們也將這種規訓內化為理所當然的本分，轉而向女兒施壓。這是她們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里，獲得認可和話語權的方式。

在這場催生拉鋸戰里，丈夫們并不處在同一個位置。有人是堅定的催生者；有人本來和妻子想法一致，卻在父母持續施壓下成為合謀者；也有一部分人和莊瑜丈夫一樣，始終與妻子站在一邊，為此不得不一次次面對與長輩的沖突和拉扯。

“普通家庭里，真正深度參與育兒的爸爸，基本不想生二胎。”莊瑜說。這個觀點在互聯網討論中也頻頻出現，“我老公帶娃帶得奄奄一息，誰提議生二胎，他就懟誰”，一名女性在社交平臺上留言。

李汀的丈夫就是個例子，他們生活在廣州，兒子將近一歲。丈夫曾想過再生一個女兒，但兒子出生一個月后，他目睹李汀的辛苦，自己參與帶娃后也覺得吃不消，便徹底打消了生二胎的念頭。

一名男性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自己的處境。父母催二胎催得厲害，妻子對此非常反感。他與妻子立場一致，但父母態度異常強硬，“除非斷絕關系，否則繞不開這個問題”。他不可能與父母斷絕關系，兩代人各不退讓，他夾在中間心力交瘁。

但這部分男性的處境和女性一樣嗎？莊 瑜 認為并不一樣。丈夫對抗的是孝道，他的壓力來自父母所代表的家族關系網。而莊 瑜 作為女性，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公婆、父母、同事鄰居， 還有那些無處不在、來自于社會結構的無形壓力。她要拒絕的遠不止長輩意志，更是那個強加于女性身上的“生育天職”，她要捍衛的是作為一個人的獨立價值。

“為什么不再生一個？”

“為什么不再生一個”，這是許多育齡女性繞不開的問題。無論已經生過一個還是兩個，她們總要面對這種反復的追問。

我聯系的四位被催生二胎的女性，分別來自深圳、廣州、東莞三座城市。她們感受最明顯的一點，是孩子出生后時間永遠都不夠用。

孫晉嵐生活在東莞。她25歲開始創業，公司起步不到一個月就發現懷孕，緊接著被查出妊娠期糖尿病和膽汁酸偏高。懷孕之前，她甚至沒聽說過這些病癥。更讓她不安的，是胎兒可能有宮內死亡的風險。

整個孕期她高度緊張，極度自責，和丈夫頻繁跑醫院，晚上一旦感覺不到胎動，就立刻用胎監器聽心跳。為了控制血糖，她兩個月沒吃過米飯，菜里不放醬油，晚上挺著大肚子走一萬步。在這樣的情緒壓力和身體狀態下，她還要正常上班、跑業務。

生完孩子后，孫晉嵐休息了不到五十天就復工了。之后的幾年，她的時間和精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要工作、要帶孩子、要備考會計職稱。為了周末能擠出時間陪孩子，大多數周五她要熬夜學習到凌晨兩三點。考完中級會計后，她感覺“半條命都沒了”，實在擠不出更多時間，她放棄了后續的職稱考試。

孫晉嵐在家庭、職業發展和育兒責任之間疲于奔命。而這，還是在丈夫提供了足夠理解和支持的前提下。

孕期查出健康風險后，丈夫當即表態“只生一個”，這也是為了緩解她的壓力和自責。母親幫忙帶孩子到兩歲半，之后丈夫便接過了大部分家務和育兒事務，做飯、晚間輔導作業、周末帶孩子運動。更重要的是，無論孕期還是產后，在她育兒、工作和考證之間奔走的每一個關口，丈夫都會及時地給她開導和鼓勵。

莊瑜也有同樣的感觸。雖然婆婆幫襯不少，丈夫在育兒中也算得力，可她依然在上班、家務和孩子之間，感到分身乏術。

而對于更多女性來說，丈夫的參與以及其他社會支持都相當有限。她們成了那個被困住的人，為了家庭和育兒，不得不在職業發展和個人追求上做出讓步。

李汀幾天前剛剛結束產假回到職場。過去近一年，她休完產假又休哺乳假，全職在家帶孩子，精力被透支得一干二凈。兒子小月齡時，差不多一小時就要喂一次，“白天基本掛在身上”，夜晚的哺乳也全都靠她。兒子四個月時趕上睡眠倒退期，夜里一小時一醒，持續了一個多月，依然是她一個人起床安撫。

這也意味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消耗，起夜頻繁讓她陷入了“孩子睡著我睡不著，我睡著了孩子又鬧”的失眠焦慮，長期缺覺導致她極度疲憊、頭痛，心力交瘁時她情緒崩潰大哭過，不少時候她感覺自己“人不像人”。而丈夫要上班，只能分擔了一部分家務，比如采購日常所需，但這些也讓他疲憊不堪。

婆婆時常催他們生二胎，李汀父母也認為應該再生一個，理由是“一個孩子太孤單”。但雙方老人的催促并未給李汀造成太大困擾，一來婆婆已經有兩個孫子（丈夫哥哥也有一個兒子）了，催生意愿沒有那么強烈，二來丈夫聽到婆婆催生，也會態度干脆地回絕她。李汀覺得，如果自己生的是女兒，婆婆催生的意愿可能會大不一樣。

生活在廣州的唐悅園 正遭遇著頻繁的催生。她女兒今年三歲，“孩子兩歲了可以再要一個了”“一個孩子太孤單了”“以后老了病了，就一個孩子照顧會很累的”……這些話來自公婆、父母、親戚，還有鄰居，聽得她“耳朵都起繭子了”。長輩催生的理由都是”一個孩子孤單“。但唐悅園隱約覺得，這背后還有隱性的壓力，比如對“二胎最好是個男孩”的期待。

再養一個孩子，唐悅園想想就覺得累。女兒出生后唐悅園沒有再去上班。婆婆幫忙帶到孩子一歲，此后她一個人撐到了現在。丈夫在家庭事務中的參與度不算高，按唐悅園的估算，大約只達到她期待的六成。

一個人帶孩子，唐悅園經常覺得筋疲力竭。有時候孩子生病，她整晚只能睡一個小時。“上班的人尚且還有周末和下班時間，而全職媽媽幾乎沒有屬于自己的時刻。”唐悅園一天最放松的時間，是寶寶睡著后，她可以放松下來，看看劇、刷刷手機，“但也不敢玩太久，不然睡眠更不夠”。

生育這筆賬

對孫晉嵐來說，一個孩子已經夠了。她坦言自己“沒有那么喜歡孩子”，更需要把時間留給自己。“我想要追求的東西太多了，也想讓自己活得精彩。女兒今年七歲，我也是這么鼓勵她的。”

現實因素同樣無法忽略。托育等公共資源不足；經濟下行、職業上升通道收窄、35歲失業風險如影隨形；生活成本和養育支出居高不下……這些是孫晉嵐和另外三位女性不愿再生一個的共同考量。

孫晉嵐觀察，在自己生活的小區里，二胎三胎家庭居多。這些家庭的養育通常分兩種情形，一種是有老人幫忙，女性才能出去上班，家務落在老人身上，另一種是雙方老人經濟條件較好，女性可以不用上班，但基本包攬了所有家務。

孫晉嵐留意到，不少媽媽聊起生二胎或三胎的理由，差不多都會說“孩子之間有個伴”，不過“語氣里能明顯聽出‘一定要生男孩’的意味”。孫晉嵐記得，有位媽媽說過“還好我第二胎是兒子，不然我媽都要催我生三胎。”

這些家庭里，孩子大一些或者有老人幫忙的全職媽媽，陸續都去上班了。孫晉嵐認識一位三胎媽媽，既要上班，又要接送三個孩子，還要操持做飯等家務，“每次碰見她都是行色匆匆，總有干不完的活的樣子”。這位媽媽跟孫晉嵐閑聊時，說過自己“很累，如果不是為了孩子，早就離婚了”。

在日常接觸中，孫晉嵐發現全職媽媽的經濟基本依賴丈夫或雙方父母的支持，而她們普遍沒有太強的經濟危機感。這一點她不大理解，“是百分之百相信婚姻一定可靠，還是單純不愿承受工作的辛苦？”

但危機感，孫晉嵐、莊瑜、李汀、唐悅園都有。

孫晉嵐和丈夫都在創業，丈夫開學歷培訓公司，她開財務公司。對于未來她沒有那么樂觀，畢竟大環境不好，收入與公司發展充滿不確定性。“我沒法預知后續的收入，可育兒成本是持續的開支。萬一我沒法給孩子更好的生活，會不會有挫敗感呢？”

莊瑜和丈夫都在企業上班。疫情以后，莊瑜公司的業務一直不穩定，她已經超過35歲，如果公司經營狀況惡化，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丈夫同樣面臨35歲危機。

李汀和丈夫的工作相對穩定，但收入上升空間有限。尤其是疫情后，收入及福利相較從前已大打折扣。她覺得，如果經濟寬裕，養育孩子本是快樂的，可以請育兒嫂甚至外教來幫忙。但現實是，作為普通家庭，在廣州多生一個孩子，未來二十年的家庭收支，恐怕都得重新掂量一遍。

李汀觀察，身邊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前三年，重心一般偏向家庭，職場競爭力大多弱于男性，她也擔心自己未來幾年的職業發展。

如今孩子快上幼兒園了，唐悅園開始為找工作發愁。“社會對生育女性的就業保障實在有限”，她不確定自己還能否回到職場。

催生這件事上，孫晉嵐和母親并非沒有交流。她跟母親解釋自己的難處，精力有限、工作太忙，兩個孩子實在顧不過來。不過，母親對工作的理解是另一番狀態，“坐八個小時累個啥？” 在母親看來，“坐辦公室”就是很輕松的工作。但母親又認為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自己賺錢花起來方便，伸手要錢還得人家給才有。”

母親常念叨“多個孩子，老了多個人照顧”，孫晉嵐能理解，這是上一代人的普遍想法。但她和丈夫不這么想，“將來我們老了，能動的時候，就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動不了的時候，去養老院也挺好。”

李汀父母、公婆都在廣州生活。不過，她父母還在上班，只有周末能過來搭把手。丈夫這邊，他哥哥有個兩歲半的兒子，主要靠婆婆照顧。婆婆曾幫李汀帶過一陣孩子，但因育兒觀念發生摩擦，待了一段時間便離開了。

李汀返崗后，孩子暫時由公公幫忙照顧。她不確定公公能否帶好孩子，“可能沒有那么細致”。她和丈夫計劃先試幾天，實在不行就送私立托育機構，每月費用在三四千元上下。這筆費用不低，但她沒聽說廣州有針對三歲以下嬰幼兒的公立機構。心理上，她不舍得孩子這么早入托，但如果實在沒有辦法，也只能走這條路。

莊瑜姐弟四人，她很珍視兄弟姐妹之間的血緣羈絆，那是一種她很難用語言描述清楚、卻深切而親密的情感。如果不考慮現實因素，她也希望女兒能擁有這樣的羈絆。問題是，她不能撇開現實。

（備注：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文丨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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