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柄、良知與象征：莎士比亞戲劇的多棱鏡

“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英國文學家肖像與名跡展”于7月13日在上海博物館東館落下帷幕。文學家深邃眼眸的背后，穿越古今的文學價值再現舞臺，也叩問著古老而常新的命題。在信息飛速流轉的現代社會，我們為什么仍要靜下心來，沉入書籍的世界？或許莎士比亞本身便是最好的答案。他的戲劇作品彰顯出文學經久不衰的力量：向外觀照世界，向內探尋人心，向自身求索藝術的邊界。

本次展覽上展出的《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和悲劇》，倫敦，1623，私人收藏（秦嚴妍/攝）

向外：文學與社會

社會影響文學，同時文學反向作用于社會觀念和政治理解。正如美國學者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在《文學理論》中所指出的：“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以語言這一社會創造物作為自己的媒介”，歷史劇《亨利五世》的創作便與英國當時的歷史背景緊密關聯。彼時處于伊麗莎白時代晚期，社會宗教改革余波尚存，民族意識急劇上升。關于理想君主的想象隨之成為公共話語的核心議題，而戲劇舞臺則成為承載這一議題的重要文化空間。

《亨利五世》中的亨利形象，處于理想君主與馬基雅維利式君主兩極之間的復雜地帶。亨利五世具有公正親民的一面，他對士兵說“國王也不過是個人，就像我一樣”，也在阿金庫爾戰役前夕以“我們，是少數幾個人，幸運的少數幾個人，我們，是一支兄弟的隊伍”鼓舞人心，近乎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所推崇的德治典范。然而，他同時深知王權不過是一套精心維護的符號體系。亨利獨處時冷靜地盤算：“除了排場，除了儀典，你還擁有什么？”當他下令殺死所有戰俘，當他毫不留情地將昔日酒友福斯塔夫的世界徹底拋在身后，仁君面具下精于算計的政治理性便暴露無遺。真正完整的君主形象，正是在這復雜性之中完成的。

勞倫斯·奧利弗飾演的亨利五世

文學所建構的君主形象經由傳播，同樣影響社會觀念與政治理解。1944年，勞倫斯·奧利弗將此劇搬上銀幕，以電影的藝術形式為二戰烽火中的英國重新注入勇氣。亨利五世的君主形象作為多重社會力量交織的產物，既回應君權神授思想，又折射出民眾想象，更服務于國家建構的現實需求。個體君主被這些力量共同塑造，而當文本離開劇場進入不同時代，又反過來塑造新的集體認同與社會共識。

當然，歷史累積中形成的思維模式也是值得警惕的。美國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學院哲學系榮休教授Steven P. Lee在其代表作《倫理與戰爭》（Ethics and War）中突破性地指出，阿金庫爾戰前演講表層的愛國鼓動實則隱藏著深刻的問題，演講將戰爭浪漫化為獲取榮耀的途徑，遮蔽了死亡與創傷的真實代價。亨利五世固然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然而戰爭的殘酷本質并不能因此被忽略。

向內：文學與道德

文學不僅表現道德，更是對道德體系的解構與重構。貫穿《亨利四世》的副線福斯塔夫，引領我們反思文學的道德判斷。

奧遜·威爾斯飾演的約翰·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在市井胡鬧中生動反映了英國城市下層社會的生活狀態，但我們卻往往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福斯塔夫具有道德層面的瑕疵。他貪酒說謊、逃避責任，似乎是一個典型的“劣人”形象。然而，這種判斷未免過于片面。在莎士比亞構建的世界中，道德并非絕對真理，而是社會制度與時代競賽的產物，其標準具有流動性和歷史性。福斯塔夫未必不道德，而更像是一個非道德的存在，一個拒絕接受權威規訓、不愿扮演社會角色期待的人。他的真實直接與對感官享樂的坦率追求，使他成為一個揭示人性本真的形象。因此，福斯塔夫的價值不在于其是否道德，而在于他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始終堅持自我不加偽飾的“真”的品質。

不同于福斯塔夫，《亨利四世》中的哈爾王子在道德與政治之間權衡取舍，最終完成了自我君主形象的重構。二者相異，卻又互為鏡像。首先，他們性格相融，福斯塔夫象征放縱欲望和拒絕權威，而哈爾則在他身上暫時投射了對自由的認同；其次，二人的關系同樣折射出王權的雙重性，福斯塔夫代表世俗肉身和民間語境，哈爾則最終選擇政治理性與王權規范；再次，從主題角度看，福斯塔夫和哈爾亦構成辯證統一，如同蘇軾筆下的水與月的關系，相映相生，互為補充。“說人是一種力量與軟弱，光明與盲目，渺小與偉大的復合物，這并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義?！比缛魶]有福斯塔夫，人性的復雜便會黯然失色。

由此可見，莎士比亞并不對人物做價值判斷，不把信仰固定在某一方面，也不把道德標準固定在某一方面，不贊美或是批判，只是展現出來，塑造人物并形成其不朽性。我們可以說，人類存在福斯塔夫就存在，暫時打開道德的閥門，對福斯塔夫便更加有親近感。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條道路，“凡作品之文學價值愈高，承認之人不必愈眾，而所以承認之故必愈繁……故作品正因見仁見智之不同而愈有文學價值?！保ㄥX鍾書《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價值本身就是一個復數。

向自身：文學與審美

最后，由文學與外在社會權利、道德轉向文學內部藝術與審美本身。莎士比亞戲劇之所以歷經數百年仍具其不朽的魅力，除了深邃的思想內涵和人物塑造之外，更源于其高度統一的藝術結構和豐富多元的意象體系。

《亨利四世》的王冠意象極具政治意味，貫穿了父子沖突和王位傳承的核心主題。在父親彌留之際，哈爾王子誤以為其父已死，試戴王冠而引發父親的不滿。通過這一具象化的意象，觀眾得以窺見角色復雜的心理動機，以及王權合法性的道德悖論。“啊，王室威嚴的象征！在你折磨戴著你的人時，你簡直就像是在大熱天穿著的華麗甲胄，給人安全，卻也叫人灼熱難耐?！背橄蟮恼卧捳Z因此形象化，倫理沖突以更直觀的審美得以表現。

約翰·吉爾古德飾演的亨利四世

悲劇《李爾王》的風暴作為自然現象，伴隨著李爾王的出走，成為其內在精神崩潰的外化。喜劇《仲夏夜之夢》中森林、夢境、月光、幻象等多種意象交織，構建了一個充滿魔力的詩意空間。傳奇劇《暴風雨》中的海洋意象則既是流放與災難的象征，又是轉化與新生的起點，展現了莎士比亞晚期審美從悲劇美到和解美的轉型。

在文學理論框架中，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尼采分別揭示了悲劇美的不同層面，而這三種解釋也分別對應了不同的審美效應機制，從共情出發，經由沖突震撼，最終通向超越。用于莎士比亞戲劇中，我們不僅能看到悲劇機制的流變，也能在喜劇、歷史劇和傳奇劇中感受到不同戲劇所呈現的情感共鳴和審美升華。四類劇作雖然風格各異，卻共同體現了莎士比亞將感性之美、結構之巧與思想之聲渾然一體的審美追求，使其戲劇在多重層面上獲得藝術的恒久生命力。因此，莎士比亞戲劇美學的核心在于其對人性深度的洞察和藝術形式的高度統一，打破悲喜劇的邊界，以復雜人物、詩性語言與象征意象，構建多維的戲劇空間。當然，“美是難的”（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不能一概而論地將其分類討論，只能希望在不同類型的莎士比亞戲劇中看到同中有異的美。文學的價值，也因此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讀者眼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