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泉水院士：中國，為什么急需“新導師”？

兩周前，我寫了一篇《中國，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談的是制度層面：在智能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新高考、新高校，來更好地發現和托舉X型人才。

寫完那篇，我心里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問題：

就算我們真的有了“新高考”“新大學”，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新導師”“新老師”去“接住”這些年輕人，很多改革最終還是會停在紙面和架構上。

這幾年，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

在智能時代，比起“新高考”“新大學”，我們可能更欠缺的是另外一種稀缺資源——“新導師”。

什么叫“新導師”？

不是把過去的老師統統推翻重來，而是看清時代已經發生了什么變化，在這樣的時代里，一個老師要怎樣“升級”，才能真正托得起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總是會回想到一個人——我的恩師，黃克智先生。這個月，是黃克智先生（1927.7.21-2022.12.6）誕辰99周年，“創生教育”的設計很多來自老師的躬體力行，這也誕生了“姊妹篇”，以此懷念我的恩師！

4月19日，南昌大學。

青山巍巍，碧水湯湯。一座新的雕像，靜靜佇立在校園里。

雕像的這位老人，一生淡泊名利，卻對兩件事牽掛到生命的最后階段：

一件是力學學科的長遠發展，另一件是年輕人的成長。

他就是我的恩師——中科院院士黃克智。

1947年，他從南昌大學前身江西中正大學畢業，后來成為我國固體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七十多年站在講臺上，八十歲還在帶學生，九十歲仍然惦記著南昌大學的“本碩實驗班”。

那天，在雕像落成儀式上，我被請去講幾句話。

站在先生的雕像前，我腦子里閃現的，不是那些可以寫進簡歷的頭銜和成果，而是他對我說過的三句話——這三句話，我這些年反復咀嚼，越品越有分量：

“基礎學科要有人守，年輕人要有人帶。”

“相信學生自己可以往前走。”

“做學問，要靜得下心來；做人，要有擔當。”

對我個人來說，他不僅改變了我的學術道路，也改變了我近40年來的人生軌跡。

現在回看，這三句話背后，隱含著一個導師最重要的三個“底色”：

? 守與帶；

? 信與托；

? 靜與擔。

這三組詞，大概就是我心目中“好導師”的三根主骨。

1.“基礎學科要有人守，年輕人要有人帶。”

最早聽到這句話，大概是2008年前后。

那時，我和南昌大學的同事們剛創辦高等研究院，又設立了“本碩實驗班”——也就是今天“黃克智理工基礎學科實驗班”的前身。擺在眼前的，是兩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 怎么吸引優秀學生走進基礎學科？

? 怎么讓他們坐得住冷板凳？

黃先生知道后，主動提出擔任實驗班顧問委員會的首任主席。那時他已經年過八十，卻每年都堅持來南昌大學，和學生們座談，聽老師們匯報，提意見、出主意。

他最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

“基礎學科要有人守，年輕人要有人帶。”

清華大學固體力學研究所教育改革（2002-2004）

左起：楊衛、黃克智、余壽文、鄭泉水

我自己，就是被他“帶”出來的年輕人之一。

1985年，我還在江西工學院。那時他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力學學科評議組負責人，在審閱材料時第一次注意到我。

1987年，他和楊衛院士共同舉薦我破格晉升副教授——那一年，我26歲，成了江西省最年輕的副教授。

同一年，在廬山的一次講習班上，我鼓起勇氣問他：能不能跟您讀博？

他看了我一眼，說了一句讓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的話：

“你這個樣子就不用讀了。”

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這句，會以為是拒絕。實際上，這是他典型的說話方式——字面好像是“打擊”，背后是另一種“托舉”。

他當場就開始替我想路子：怎么把我之前做的工作整理成博士論文，怎么打通制度上的障礙，讓一個沒有清華任何在讀經歷的外校人，能直接獲得清華的博士學位。

1989年底，我成為清華大學第一位外校來的、沒有本校在讀經歷、直接獲授博士學位的人。

如果沒有他那句“基礎學科要有人守，年輕人要有人帶”，以及背后那一連串實際行動，我的人生恐怕會是另一條路。

這句話看起來在講“學科”，其實更在講“人”：

?“守”，不是守著自己的位置不動，而是要有人愿意為一個方向、為一群人負長期責任；

?“帶”，不是拉著學生按自己的路線走，而是要主動去發現、去托舉那些值得守護的年輕人。

2.“相信學生自己可以往前走。”

這句話，先生從來沒直接對我說過。

但在跟他三十多年的相處中，我越來越清晰地“讀”到了這個意思。

他對學生，有兩個看似矛盾的特點：

? 一方面，對學術要求極其嚴格；

? 另一方面，又鼓勵學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他的一位學生跟我講過一個小細節：

先生看論文，連標點符號都要摳。但如果學生說：

? “我想換個方向”；

? “我想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他反而會眼睛一亮，說：“你去試試。”

他對我的態度也是如此。

1990到1993年，我在英、法、德做了三年半訪問研究。臨近回國，先生幫我打通了回清華的整條通道——教授職稱、檔案、戶口、孩子入學，一路協調得清清楚楚。

但在“學術方向”這件事上，他從不對我下達指令。他沒對我說過：

“你必須沿著我這個方向做下去”；

“你應該寫哪一類論文，發在哪些刊物”。

他的做法是：平臺給你，機會給你，舞臺給你，然后說一句隱含的話——“你自己往前走”。

今天回過頭看，我愈發覺得：

真正高水平的導師，往往不是那些替學生做很多決定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把路鋪好，然后相信學生自己能往前走的人。

這種信任，本身就是一種巨大托舉。

3.“做學問，要靜得下心來；做人，要有擔當。”

這句話，是先生經常對學生講的。

他這一生，如果只看學術履歷，本身就是兩個句子的注腳：

“靜得下心來”，

“有擔當”。

五十歲以前，他沉下心來做板殼力學；五十歲以后，轉向斷裂力學；六十歲開拓智能材料相變力學；七十歲搞應變梯度塑性理論；七十五歲開始做納米管力學；八十五歲，又跑去研究頁巖油氣開采中的本構與斷裂問題。

別人一輩子在一個方向上做出一點名堂，就已經很不容易；他做了六個，每一個都做到世界前列。

這一方面靠的是極強的自律和專注，另一方面靠的也是一種“舍得”：該放下的時候敢放下，重新開始的時候敢從零起步。

這些年，每當我在教育改革、人才培養上做一些新嘗試，內心有猶豫的時候，我都會問自己兩個問題：

這件事，是不是值得靜下心來做十年？

在關鍵時刻，你敢不敢、愿不愿意承擔一點責任？

這就是“靜”與“擔”。

有人可能會問：黃克智先生是在上一個時代，那樣的老師是不是離今天太遠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為時代發生了劇烈變化，我們才更需要回到這些根本的東西上來。

1.知識可以越來越多“交給系統”了。

課堂、講授依然重要，但在智能時代，

現在，一個學生只要有一臺電腦、一條網線，就可以：

? 看世界一流大學的公開課；

? 隨時查閱最新的文章、數據；

? 借助大模型閱讀、寫作、編程，甚至設計實驗。

很多過去必須通過老師“口耳相傳”的知識，現在可以通過智能系統，在很大程度上自動完成傳遞。

這帶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如果導師的主要價值，仍然只是“講書本上的知識”，那他的不可替代性只會越來越弱。

課堂、講授依然重要，但在智能時代，如果導師只停留在這一層，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2.人才需求變了：不僅要A，更需要X。

在上一篇“新高考/新高校”里，我把我們面臨的人才結構變化，概括為A型和X型的轉變：

?A型人才，擅長執行標準、完成規定動作，是工業化時代的主力；

?X型人才，擅長提出新問題、在不確定條件下開辟新路徑，是數智化時代解決“錢學森之問”的關鍵。

對A型人才，體系已經相對熟悉：標準化訓練、統一考試、清晰的評價指標。

但對X型人才，情況完全不同：

? 他們的軌跡往往是“非標準”的；

? 他們的成長路徑充滿試錯和迂回；

? 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再多刷幾套題，而是在關鍵節點上，被看見、被理解、被托舉。

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智能系統都不擅長的地方。

3.教育形態在變：從“答題者”到“出題者”。

在上一篇“新高考/新高校”里，我談到：

新高校，應該成為X型人才的教育特區，讓學生從“答題者”轉變為“出題者”。

不論是清華的錢學森力學班、南昌大學黃克智實驗班，還是后來深圳零一學院，我們做的一件事，其實就是：

? 幫學生盡早學會提出問題、定義問題；

? 以真實世界的問題和項目為腳手架，讓他們在實踐中長出能力；

? 在這個過程中，不是簡單灌輸知識，而是激發內生動力。

在這種教育形態下，對導師提出的要求和過去完全不一樣：

? 既要懂學科，又要愿意跨學科；

? 既要能講課，又要能帶項目、帶團隊；

? 既要關心學生的成績，更要關心學生的方向感、使命感和長遠成長。

所以，我才會說：

智能時代急需的不只是“新高考”“新高校”，更急需一大批“新導師”。沒有新導師，再好的制度，也很難真正托起一代X型人才。

那什么樣的導師，才算是“新導師”？我不敢下絕對定義，只能根據自己這些年的觀察和實踐，談三點我認為特別關鍵的變化。

1.從“管著學生的老師”，到“托舉學生的合作者”。

第一種變化，是角色的變化。

在不少人的慣性想象里，老師的基本形象大致是：

? 管紀律、管進度、管方向；

? 布置任務、檢查作業、打分評判。

這樣的角色，在標準化大班教學里有其合理性。但在面向X型人才的培養中，如果老師仍然主要停留在“管”的位置，就很容易“壓扁”一些本來可能很有潛力的“非典型”學生。

黃克智先生給我的，是另一種范式：

? 他幫我打通從江西到清華的整個制度通道，讓我有機會站上全國力學界的主舞臺；

? 他愿意在關鍵時刻出手，把我“托”上一個更大的平臺；

? 但他并沒有把我“拉”在自己身邊，按自己的設想安排路線，而是給了我足夠的空間自己去探索。

在錢學森力學班、黃克智實驗班，我們延續了這一點：

? 搭好“進階研究—精深學習”的腳手架；

? 把通往頂尖實驗室和企業的路打通；

? 然后把選擇權還給學生，讓他們基于自己的興趣和判斷做選擇。

在深圳零一學院，我們又往前走了一步，把導師和學生的關系，有意識地設計成“共同承擔風險的合作者”：

? 導師不是站在上面“派任務的人”，而是和學生一起接真實世界的難題；

? 課題方向錯了，一起復盤；

? 項目扛不住了，一起調整；

? 學生想換賽道了，一起分析利弊和成本。

在現實高校里，我也看到很多一線老師，已經在用自己的方式這樣做——在時間壓力和各種考核下，仍然愿意多花一點力氣，陪學生走遠一點路。

在我看來，這樣的角色更符合智能時代的要求：

導師不是“管著學生的人”，而是在關鍵節點上“托舉學生的人”；不是只在臺上講課的人，而是愿意和學生一起走路的人。

當然，這樣的轉型，不可能只靠導師個人的情懷支撐，還需要學校在工作量認定、評價體系等方面，給導師留出空間和支持——這正是“新高校”的命題，也是“零一學院”在探索的事。

2.從“給標準答案的人”，到“幫學生找到自己問題的人”。

第二種變化，是工作重心的變化。

在一個“答案稀缺”的時代，老師最重要的使命，是告訴學生什么是正確答案。

但當標準答案越來越容易被搜索、被計算的時候，老師如果還把主要精力放在“答案傳遞”上，就難免會被邊緣化。

在創生教育的語境下，我越來越認可這樣一個判斷：

導師真正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在于告訴學生“這一題的標準答案是什么”，而在于幫他們找到“值得一生去尋找答案的問題”。

在錢班，我們鼓勵學生盡早從“刷題”，轉向對“問題”的敏感和執念；

在深圳零一學院，我們干脆不設傳統學科，而是以“未來智造”“生命未來”“智能社會”等挑戰問題為牽引，讓學生圍繞“我真正想解決什么問題”來設計自己的學習路徑。

在這種設計下，導師的工作重心自然就變了：

?少一點“這是標準答案，你記住”；

?多一點“哪些問題值得你花十年去做”；

? 幫學生看到更大的世界，也看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智能時代，知識本身不再是最稀缺的資源，真正稀缺的是：能夠提出好問題，并長期追問下去的人。

“新導師”的使命，是在學生心中點燃這種“出題的能力”和“出題的勇氣”。

3.從“只管專業的教授”，到“能為學生的人生與擔當站出來的長者”。

第三種變化，是影響邊界的變化。

長期以來，我們默認教授只需要對“專業”負責，對學生的人生和價值觀，似乎可以“不多操心”。

但在一個節奏越來越快、競爭越來越激烈、焦慮越來越普遍的時代里，如果導師只談論文、只談技術，而避開關于意義、擔當、長期主義的對話，學生很容易在短期沖刺中迷失。

黃克智先生那句“做學問，要靜得下心來；做人，要有擔當”，在今天聽來，未必那么“時髦”，卻有一種穿透時間的力量。

我越來越覺得，智能時代的“新導師”，需要有這樣一種能力：

在學生迷茫、功利、焦慮的時候，有資格、也有底氣，說一句：

“先把心靜下來，想清楚你真正想做什么；

再問問自己，你愿不愿意為這件事多承擔一點責任。”

這種話，AI說出來沒有分量；只有那些自己靜過心、扛過事、做過選擇的人說出來，才會有力量。

“新導師”不是少數“大師”的特權。

在我接觸的很多普通高校里，一線老師已經在用自己的方式做這些事，只是常常缺少一個清晰的名字和被看見的機會。這篇文章，也算是對他們的一點致敬。

智能時代，除了真人導師，我們還有一個新的變量——“系統”。

我們可以用各種智能系統來：

? 分析學生的學習軌跡和特點；

? 識別他們可能的興趣和潛力；

? 提供個性化的課程、項目推薦。

在深圳零一學院，我們也在做這樣的探索。

我們嘗試構建一套“智能導師系統”，輔助真人導師更好地了解和支持每一個學生。

在內部，我很想給這個系統取了一個工作代號——“黃克智先生”。

很多人聽到會有點吃驚：

為什么要把一個系統，叫做“黃克智先生”？

對我來說，這既是一種紀念，也是一種提醒。

?紀念的是：他把“守與帶、信與托、靜與擔”活成了一位導師的日常；

?提醒的是：即使在智能時代，我們要用技術去做教育，也不要忘了，真正值得“讓系統學習的”，不僅是知識的結構和能力的模型，更是這樣一種“做導師的底色”。

這里說的“黃克智先生”，只是我心中對這套系統的代稱，它不會、也不可能被擬人化，更不可能替代真實的老師。

我并不期待這個系統可以“替代”真人導師。

恰恰相反，我希望它做的是三件事：

? 幫真人導師更早地“看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讓“帶”和“守”更精準；

?提供更多維度的信息支持，讓導師在“托”的時候心里更有底；

? 在節奏越來越快的環境里，時不時提醒我們，別忘了“靜”和“擔”這兩個字。

從這個意義上講：

從黃克智先生，到“黃克智先生”，是從一個人的導師之道，走向一整套系統和生態中的導師之道。

技術只能做輔助，真正的導師永遠是具體的那一個個人。

回到文章標題的問題：

中國，為什么急需“新導師”？

結合這幾年在清華錢學森班、黃克智實驗班、深圳零一學院的實踐，我現在的體會是這樣的：

1.智能時代，知識可以越來越多地交給系統來教，但“看見一個人、托舉一個人、成就一個人”這件事，依然離不開真正的導師；

2.我們正在討論“新高考”“新高校”，但再好的制度設計，如果缺少一大批“新導師”去承接和落實，最后很可能只是“制度上的進步”，而不是“人心和命運上的改變”；

3.在這個變化越來越快的時代里，年輕人最容易丟失的，不是信息，而是方向感、定力和擔當。而這些，恰恰是導師可以、也應該幫助他們去建立的。

同時也要提醒自己：新高考、新高校，是結構性的條件；新導師，是關鍵的變量。兩者缺一不可，不能用“導師責任”去遮蔽制度設計的責任。

我當然清楚，“新導師”不是靠一篇文章喊出來的，更不是靠一個文件規定出來的。

它需要的是：

? 一批一批愿意堅守、愿意托舉的老師；

? 一所一所敢于在制度和文化上真正支持導師的學校；

? 一個允許試錯、鼓勵長期主義的教育生態。

也想特別說明一點：這篇文章和前一篇《中國，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一樣，只是我作為一線實踐者的一些思考和設想，更像是一張“供大家討論的草圖”，遠不是已經成熟定型的“藍圖”。

真正的制度變革和育人變革，一定要在國家的統一部署和政策框架下，由有關部門、地方政府和學校一起，經過充分論證、小范圍試驗，再穩步推進。我對現有教育體系本身，是抱著很強敬畏心的。

如果說上一篇更多討論的是“制度怎么改”，這一篇，更想強調的是“人要怎樣站好”。

制度很重要，人更重要。在智能時代，真正決定一代年輕人高度的，往往不是一次考試本身，而是站在他們身邊的那一批導師。

愿我們自己，先努力成為那樣的導師，也愿在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能夠在更多地方，讓一批又一批“新導師”真正長出來。

創作 | 鄭泉水

顧問 | 顧明遠 湯敏 彭小毛 張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