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棄中國不夠大方？印度駐華大使又提要求，多給印度投錢又不過分

今年5月初，印度新任駐華大使魏嘉盟（維克拉姆多萊什瓦米）正式在北京履職。2026年5月7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洪磊接受印度新任駐華大使魏嘉盟遞交國書副本，魏嘉盟大使于5月2日抵華。

他在現場呼吁中方擴大對印投資，并放寬印度制藥產品的對華出口準入，還特別強調這些要求合情合理。“在我們認為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提出這樣的建議，沒有任何不合理之處，尤其是在制藥領域，”這位印度大使說。就在同一周，魏嘉盟還于7月7日在北京主持了一場午餐會，與部分中國企業董事長及高管代表進行深入交流，表明印度大使館正在積極向中國商界拋出橄欖枝。

問題在于，這番話說得輕巧，背后的賬單卻很沉重。2026年4月，印度政府數據顯示，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印度2025—26財年的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到1511億美元，而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同期擴大到1121億美元。這個數字有多刺眼？1121億美元的對華貿易逆差，比印度本財年約73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還要高出將近400億美元。

更關鍵的是這背后的結構性困境：印度70%以上的醫藥活性成分依賴中國進口，紅霉素、鏈霉素等關鍵抗生素原料，中國供應占比超97%。所謂的”印度世界藥房”，核心原料幾乎被中國供應鏈完全托底。制藥恰恰是魏嘉盟在論壇上著重點名、聲稱”印度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但一個國家連制藥原料都高度依賴對方進口，在對方市場上又憑什么談對等的競爭優勢？

印度急著拉攏中國資本，根源在于自己過去這幾年的折騰代價已經太大了。2020年4月，印度出臺”三號通告”，要求所有來自陸地鄰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必須經過政府審批，實則始終針對中國；2020年6月發生的邊境沖突是導火索，此后印度陸續封禁超200款中國應用，雙邊經貿關系全面遇冷。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直接把中國資本擋在門外，但也把印度制造業的短板暴露無遺。

從”去中國化”喊得震天響的2020—21財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大約600多億美元，到2025—26財年直接飆到1121億美元，越”去中國化”，越離不開中國。迫于這種壓力，2026年3月10日，印度聯邦內閣批準修訂”三號通告”，允許最終受益持股不超過10%且無控制權的境外投資者走自動審批通道，并引入60天的投資申請處理時限。表面上是政策松綁，實質上是現實逼出來的妥協。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指出，新規本質上是限制中國企業只能提供資本和技術，但不得掌控企業，“在印度企業掌握相關技術后，很容易將中資排擠出去，以往已有不少類似的案例。”

讀懂印度這套操作邏輯的，是那些已經在印度市場摔過跟頭的中國企業。就在魏嘉盟論壇發言的前兩天，一樁長達十八年的仲裁糾紛終于塵埃落定。根據2008年簽訂的合同，上海電氣為印度莎圣6660MW超大型超臨界燃煤電站項目提供主要設備及相關服務，合同金額高達13.11億美元。

項目已投入商業運營多年，但印方合同方Reliance UK在項目運營多年后仍拖欠上海電氣設備款及其他相關費用。上海電氣追款追到2019年才不得不申請仲裁，拿到裁決后對方反咬一口，Reliance UK主張上海電氣賠償約3.89億美元損失；直至2026年6月30日，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才裁決駁回Reliance UK的全部實體訴訟請求，且具有排除效力。

兩場仲裁打贏了，但1.46億美元的賠償款至今仍未執行到位，公告明確表示”兩仲裁相關裁決尚待執行”，也就是說，判決贏了，錢能不能到手還是兩說。類似的故事不是孤例。東方電氣9億美元拿下印度鋼鐵廠廢氣回收項目，在設備交付完畢后，印方直接終止合同，不給錢了，雖然提起仲裁并勝訴，但對方就是不執行，最后東方電氣只能在2023年計提5.48億元的信用減值損失。這些賬本，中國企業都記著呢。

正是在這層背景下，魏嘉盟大使在論壇現場刻意營造的樂觀氛圍，就顯得有些單薄了。他當眾對亞投行大加稱贊，將其稱作雙邊合作典范，還強調印度信貸體系穩定，試圖打消中方投資者的顧慮。但中國企業真正在意的，從來不是大使臺上講的那幾句話，而是印度市場整體的制度可預期性。

印度全國懸而未決的案件超過5000萬起，按照當前審理速度，要消化這些積案需要整整300多年；大連重工在印度貿易商欠款案中，即便在印度法院勝訴，對方企業申請破產重整后執行程序立即陷入停滯，1.4億元賬款截至2026年2月仍未收回。

此外，2026年3月，印度稅務部門向三星電子印度公司送達6.01億美元的稅款追繳單，幾乎吞掉其在印全年凈利潤；大眾汽車因2012年的進口零件，被印度追溯征收14億美元稅款。這種覆蓋各國企業的”稅收恐怖主義”標簽，早已讓外資對印度市場保持高度警惕。

當然，中印關系整體向好的趨勢是客觀存在的，這一點不應被忽視。魏嘉盟本人也在發言中暗示，兩國關系正朝著”正常化”的方向推進，印度已采取措施為中國企業重新創造在印度市場的投資機會。

魏嘉盟還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華春瑩舉行了會見，雙方同意加強努力，切實落實兩國領導人關于穩定和互利關系的共識。航班復航、簽證放寬、雙邊貿易額創歷史新高，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積極信號。但外交層面的回暖，和商業層面的實際信任，終究是兩條不同的軌道。

中國投資不會因為大使登臺呼吁就自動流入。懸而未決的邊境爭議、實控線沿線的軍事部署、貿易失衡，以及更宏觀的戰略競爭，持續塑造著兩國關系的底層邏輯；在這一框架下，大使的角色不是改變中印關系，而是更有效地管理它。

此番魏嘉盟是一個積極信號，卻遠不是問題解決的起點。中國企業走出去，向來根據市場規律和風險評估做決策，不是靠外交辭令。印度若真想把這批資本引進來，答案不在外交論壇上，而在法庭里、在稅務局的辦公室里、在那些遲遲拿不回來的仲裁款項里。那些問題一天不解決，大使喊得再賣力，也只是對牛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