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別！張豈之逝世，享年100歲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張亞雄 等 光明日報）

7月20日凌晨，西北大學發布訃告：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廬學派的主要成員和傳承者、創新者，西北大學名譽校長、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6年7月19日17時24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歲。

張豈之先生1926年10月出生于江蘇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0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學任教，1955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張先生是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首屆社科名家、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會長，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湯用彤學術獎獲得者。1994年起受聘為清華大學雙聘教授。

張豈之先生是崇文弘道的學術大家。他承繼侯外廬先生的學術道統，著述宏富、成果突出、影響深遠。曾擔任中宣部、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史學概論》《中國思想史》首席專家，獨著、主編各類著作2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豈之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他一生甘為人梯、獎掖后學，帶領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團隊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主編的《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分別獲得國家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二等獎。先生是中國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發起者和推動者，對中國高校人文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任西北大學校長期間，先生務實開新，主導綜合改革，率先探索和開展聯合辦學，為學校事業的創新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張豈之先生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探路人和先行者。他在學術研究與通識教育教學中提煉出中華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統概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十二個核心理念，為理解中華文明精神內核、增強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論框架。先生主持和指導的陜西省軒轅黃帝研究會、黃帝文化論壇等，在黃帝與黃帝陵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和精神研究與普及等領域取得顯著成績，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張豈之先生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一面旗幟。他從事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和文化素質教育等教學與研究工作75載，為黨和國家的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傾注了全部赤誠與畢生心血，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光明日報》曾多次對先生進行專門報道。今年6月28日，《光明日報》1版頭條《人民需要這樣的教育家》欄目刊發《張豈之：治學育人，“樂此不疲”》，報道了先生治學育人的故事和成就。

1978年，張豈之開始招收并培養中國思想史專業碩士研究生，8年后開始招收和培養中國思想史學科博士生。他對人文學科充滿深情：“人文基礎學科雖然不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和技術成果，但是，它們有助于人們高尚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健康審美能力的培育”“如果說自然科學是參天大樹，人文科學就是綠草，不起眼，卻不可缺少”……由此，他常以清代詩人張維屏“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的詩句勉勵學生，并將自己的隨筆集命名為《春草集》。

張豈之的課堂一直深受師生歡迎。

很多西北大學師生都記得這樣一幕：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學“侯外廬學術講座”第一百講的“文化自信與人才培養”專題報告會上，臺下擠滿了人——座位不夠，大家就在過道里站著、蹲著，甚至擠在報告廳外的門窗邊；而臺上演講的張豈之雖已滿頭銀發，但依舊身姿挺拔、音調鏗鏘，思路清晰、妙語連珠。這位百歲人文學人，一生都在堅持闡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樂此不疲，初心不改。

今天，先生已離我們遠去。很多西北大學校友及歷史學、思想史愛好者都在社交平臺上表達了對先生的緬懷。

先生之風，在很多后學心中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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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入學的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生們心中，張豈之先生是永遠的恩師。西北大學歷史學科的建設在張豈之先生任歷史系主任時開始即走上快速發展的正軌。他請李學勤教授、田昌五教授來校兼職，使得學生們見識了不同學術背景、不同學術風格、不同學術路徑的大家風范。張豈之先生秉承侯外廬先生開創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重視理論重視思辨的科學傳統，對于考古學這樣以實證為第一的學問，也予以積極支持，他對于陳直先生學術方向的肯定，影響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的發展方向。張豈之先生對于西北大學歷史系77級有特別的關心和引導。這個年級的兩個班——歷史班和考古班，涌現出不少學術英才。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就有朱玲、魏道儒、王震中、彭衛。考古學有世界影響的學者，則有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劉莉和秦漢考古大家焦南峰。

我在本科學習期間就受到張豈之先生諸多教示。我發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漢代的斗獸和馴獸》，就是承張豈之先生推薦在《人文雜志》1982年5期發表的。這已經是42年前的事情了。后來參加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六卷本）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2005年9月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承擔秦漢三國部分撰寫任務。至今清楚地記得在聽到學界朋友發表的批評意見時，張豈之先生指示我依據史實，誠懇作答，后來爭議遂得澄清。我受林甘泉先生指令，撰寫《“其興也浡”，“其亡也忽”：中國歷代王朝盛衰興亡的周期律》一文。成文后未能獲得林甘泉先生滿意。他幾乎重寫了這篇文章，署名“林甘泉、王子今”（《從文明起源到現代化——中國歷史25講》，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張豈之先生是全書主要策劃者之一，他就此耐心指教我，應當重視理論的應用，以指導史學學術研究。在西大校園里，在清華林蔭路，許多次漫步交談，他的教導至今依然響在耳邊。記得近年所得教誨中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是不一定非要寫大部頭的書，一是要少喝酒。這樣的囑咐雖然一不留神可能淡忘，但是話語中對后輩學子的真愛，我會永遠深記在心。

我曾經為張豈之先生的隨筆集《春鳥集》寫過一篇書評，題為《自然之風·自由之羽》。其中說：“以歡欣自由的‘春鳥’比喻知識分子積極活躍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精神，可以說是別有意蘊的。”張豈之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人文”精神、“奇偶”精神、“會通”精神之外，又有“自然”精神。（《春鳥集》，第156頁）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學術傳統中許多精微之處，其實都是在這種和“自然”的共鳴中表現出某種接近“自由”的神韻的。今天，張豈之先生真正地走向“自然”，走向“自由”。我們懷念他，并由衷誦念：“張豈之先生千古！”

紹興文理學院特聘教授黃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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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生導師田昌五先生與張豈之先生是好友，緣此之故，我得以有機會比較早地拜識張先生。1988年，我完成博士學業，準備提交論文，與師兄王曉毅、于化民一起參加答辯。我們三人的專業方向是“中國古代思想史”，張先生成了我們的博士論文評閱人和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按古代的傳統，他就是我們的“座師”。在整個論文評審和答辯過程中，張先生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以下幾點：

一是看重友情，仗義相助。張先生當時正在西北大學校長任上，公務劇煩，日理萬機，真的應該沒有多余的精力與時間評閱論文、主持答辯。但是，當田先生提出邀請時，他二話沒說就允諾了下來。這固然有他與田先生友情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覺得這更是他致力于培育人才、壯大思想史研究隊伍責任心的驅使。

二是天賦異稟，效率驚人。我的論文撰寫，中間曾發生過改換題目的周折，倉促成稿之日，距離答辯的時間已所余無幾，所以留給專家評審的時間十分有限，當時沒有快遞這一說，論文用平信郵寄，有寄丟的擔心，用掛號信郵寄，又費時多多，為了確保我能按時參加答辯，系里資助經費，讓我隨身攜帶思想史專業三人的論文奔赴西安，呈送張先生審閱。張先生無暇接待，讓其助手任大援老師代他收下論文，我想，張先生怎么也得看上兩三天吧。沒想到，第二天上午任老師即來電話，通知我可前往學校取回張先生的評議書。原來，張先生收到3本論文后，用一個整夜的時間仔細讀完，并用毛筆寫出三份詳盡的評議書。需要指出的是，張先生所審閱評議的這三本論文，研究的主題完全沒有交集，我是談董仲舒與兩漢儒學，王曉毅是考察魏晉玄學“正始之音”，于化民是討論明代王門后學的思想。可張先生從容應付，舉重若輕，這樣的效率，這樣的能力，說真的，的確是嘆為觀止，讓人欽佩不已！

三是寬嚴相濟，重在鼓勵。對待學生的習作，張先生嚴格把關，既充分肯定論文中的優點，又認真指出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三篇論文，以王曉毅的“正始之音”最為出色，張先生在評語中給予了極大的贊賞和高度的肯定。于化民的論文也相當優秀。稍弱的就是我的論文。但盡管拙文寫得不盡如人意，但是張先生仍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指出拙文有三個值得肯定的優點：并以“頗有新意”“很有獨創性”“很有說服力”等評語加以褒獎。對論文論述不充分、提法欠周詳、觀點可斟酌、表達有闕漏等問題。張先生在申述其批評意見之時，也以“值得研究”這樣溫和的語氣加以表達，并友善地指出：“盡管如此，這些都是作者的新觀點，雖然有待于完善，但它們的提出，卻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創新性，還是值得鼓勵的。”今天重溫張先生的評審意見，我越來越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即對年輕學子的努力，要以鼓勵為主，要保護他們在學問追求上的積極性，對他們尚嫌幼稚的想法，應該盡量去發現其中的長處，使他們對未來抱有信心。今天，我之所以能在學業上有所堅持，飲水思源，應該永遠感激當年張先生這份評語所帶來的不竭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

我在碩士、博士階段從學于張豈之先生。在擔任西北大學校長期間，先生通過聯合辦學等方式籌措辦學資金、為學校所設專業對應的各行業培養人才，帶動了西北大學發展，使學校進入發展黃金期；先生延續了侯外廬先生的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研究的方法，主編《宋明理學史》《中國學術思想史》等重要學術著作，使侯外廬學派的學風得到進一步發展；先生還較早在高校推動人文素質教育，在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擔任教授時開設了相關課程，影響了很多青年學子。

西安郵電大學黨史與紅色文化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袁武振：

我1981年上西北大學歷史系本科，1988年從西北大學研究生畢業。我在西北大學讀書求學7年，張先生先后是我們歷史系主任、副校長、校長，我多次聆聽先生的學術報告和大會講話，廣泛學習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先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和領導之一，他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態度、儒雅的風范，永遠是我們的驕傲和楷模。

來源：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張亞雄 張哲浩 李潔

圖片：西北大學提供

責編：邢妍妍

編輯：吳亞琦 張雪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