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宗仁謀兵諫，搭檔白崇禧卻另有想法，最后桂系輸光老本

1949年初夏，廣州的天氣開始熱起來。這座華南最大的城市里，此時到處是從南京、上海、武漢撤下來的國民黨軍政機關。街面上走著操不同口音的外省人，背著步槍的士兵三五成群，在騎樓下面躲太陽。
1949年這一年，國民黨的江山已經塌了大半邊。

1月，北平失守。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城被攻破。5月，上海丟了。解放軍的前鋒部隊繼續向南推進，直指南嶺。
就在這個夏天，一樁足以震動整個國民黨政權的密謀，正在廣州悄悄進行。
提這個計劃的人，是北伐時期的名將、二月才擔任國民黨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他找的人是是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張發奎提的方案是趁蔣介石到廣州，用“清除后方，統一指揮”名義派兵把他扣押。

這事讓人想起十二年前的“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華清池扣了蔣介石，逼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一次，兵諫成功。張學良后來付出了后半生被軟禁的代價，可中國的抗戰局面就此改變。
張發奎想在1949年再來一出兵諫。他找到李宗仁，因為李宗仁手里有桂系部隊。兩個人合作，有可能把這事辦成。
這個計劃如果成功了，1949年的中國歷史走向雖然沒有多大改變，但寶島歷史將會改寫。
可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胎死腹中。
時間回到1949年年初。
1月21日，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府發表文告，宣布“引退”。文告里的說法是“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他把總統職務交給副總統李宗仁，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李宗仁就此成了“代總統”。
可這個代總統，手里什么都沒有。
蔣介石名義上下野了。他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在雪竇寺旁邊住下。他對外的說法是“一個平民”。可他在溪口裝了七部電臺，國民黨軍政系統的重要電報，照樣發往溪口。各部將領到溪口請示工作的人，比到南京見李宗仁的還多。
李宗仁在南京總統府里發號施令，沒人聽。他要調動部隊，參謀總部的答復是，得先問問溪口的意見。他要動用國庫款項，銀行的人說，錢已經被運走了。
被運走的不只是錢。蔣介石下野前，安排央行總裁俞鴻鈞，把國庫儲存的黃金分批運往臺北和廈門。根據后來公開的資料，這批黃金總計約二百七十七萬兩。此外還有一千五百二十萬枚銀元，一千五百三十七萬美元的外幣，一并被運走。

李宗仁知道這件事后，氣得拍了桌子。他這時正準備籌措軍費，整編江南防務，可國庫空了，他連給部隊發餉的錢都拿不出來。
他讓人去問蔣介石，蔣介石的答復只有四個字：“為了安全。”
這就是1949年國民黨高層的真實情況：坐在總統府里的是個沒有錢、沒有兵權的代總統，躲在溪口老家的卻控制著全部權力的下野之人。
這種局面，讓張發奎生出了兵諫的想法。
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從舟山乘機來到廣州。他這趟來，是為了部署華南防務。
張發奎也在廣州。這時五十三歲，他是廣東始興人。早年加入粵軍，北伐時帶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打出“鐵軍”的名聲。第四軍在汀泗橋、賀勝橋打了很多硬仗，是北伐軍中戰斗力很強的一支部隊。
張發奎和蔣介石的關系，二十多年來一直不好。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要求各部清黨。張發奎的部隊里有很多共產黨員，他不愿意動手。后來他部隊里的骨干參加了南昌起義，幾乎全被拉走，蔣介石從此對他有了防備。
抗戰期間，張發奎做過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駐防廣東、廣西。仗打得很艱苦，可他總覺得蔣介石在兵員和物資上為難他。他的部隊裝備差，補給少，張發奎多次到重慶要錢要裝備，常常空手回來。
到了1949年，張發奎掛著陸軍總司令的頭銜，手里卻沒有自己的基干部隊。粵軍主力第六十三軍、第六十四軍早被蔣介石調走，分散在淮海戰場和華中戰場，消耗了大半。廣東只剩下一些保安團和新編的暫編部隊，兵員不足，裝備也差。

張發奎望著一撥一撥經過廣州的南撤部隊，心里著急。他知道，解放軍一旦打過南嶺，廣東根本守不住。
就在蔣介石在廣州期間，張發奎下了決心。
他的計劃是：趁蔣介石在廣州開會，派可靠部隊包圍會場，把他扣押。然后由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通電全國，宣布接管軍事指揮權。接下來重組江南防線，把粵軍、桂系部隊以及所有能調動的部隊集中起來，統一指揮，在華南與解放軍作戰。
這個計劃的關鍵，全在“統一指揮”四個字上。張發奎看得很清楚，仗打成這個樣子，根本原因是蔣介石事必躬親，越級指揮。前方將領沒有自主權，各部互相猜忌，誰也不肯為誰拼命。不解決這個問題，多少部隊都沒有用。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李宗仁。
李宗仁聽了張發奎的計劃，沒有馬上回答。
他不是不想奪回權力。他和蔣介石的恩怨，比張發奎更長，也更復雜。
有一件事，李宗仁到死都記得。
那是1948年5月20日，南京國民大會堂。李宗仁在這一天就任副總統。就職典禮前，他特意去問蔣介石，典禮上穿什么衣服合適。蔣介石告訴他：“穿軍常服。”
李宗仁按他說的做了。他穿上一身筆挺的陸軍軍常服，佩戴上將軍銜，準時到場。
蔣介石出現的時候，李宗仁愣了。蔣介石沒有穿軍裝，而是穿了一身藍色長袍，外罩黑色馬褂。兩個人站在一起合影，穿軍裝的李宗仁站在穿長袍馬褂的蔣介石身后，看起來像一個侍從副官。

李宗仁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這件事，用了“有意侮辱”四個字。他認為蔣介石是故意的，就是要讓中外記者看清楚：你李宗仁不過是我蔣某人的副手。
這個羞辱，李宗仁記了一輩子。
現在張發奎把刀遞到了他手里，只要他點頭，這個仇就能報。
李宗仁卻猶豫了。他不是張發奎那樣的軍人，他是政客。政客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后果。
他擔心的是：扣了蔣介石之后怎么辦？黃埔系會不會反撲？湯恩伯在東南沿海還有二十幾萬人，胡宗南在西北也有幾十萬部隊，宋希濂在川鄂邊境的兵力也不少。這些人都是蔣介石一手提拔的，一旦蔣介石被扣押，他們會不會先掉轉槍口打廣州？
還有美國那邊。美國政府雖然對蔣介石早已失望，正在看李宗仁能不能穩住局面。但如果他搞兵諫，美國人會怎么看？是覺得他有魄力，還是覺得他是亂臣賊子？
這些因素，他不能不考慮清楚。
他決定先不答復張發奎。他要等一個人來商量。
李宗仁等的人是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二號人物，和李宗仁搭檔了幾十年。他腦子快，主意多，在國民黨軍界有“小諸葛”的外號。桂系的軍政大計，李宗仁都要聽聽他的意見。
1949年8月，白崇禧來到廣州。他這時擔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指揮桂系主力在湖南、廣西一帶布防。
李宗仁把張發奎的計劃告訴了他。
白崇禧聽完，停了好一陣沒有說話。
李宗仁不知道的是，蔣介石的人已經先找過白崇禧了。蔣介石雖然下野，對桂系的動向卻一清二楚。他派了密使去見白崇禧，帶去口信，大意是：如果白崇禧能穩住華南局面，不和蔣介石作對，事成之后，行政院長的位置是他的。蔣介石還承諾，會把從大陸撤出的部隊統一交給白崇禧指揮。
這個承諾，正好是白崇禧最想要的東西。白崇禧一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獨立指揮一支龐大的野戰兵團，打一場屬于自己的大仗。他在國民黨軍界干了幾十年，始終活在蔣介石的陰影下。如果這回真能拿到全部兵權，他的才能就有用武之地了。
在廣州的密室里，白崇禧對李宗仁說了兩個字：“不行。”

他給的理由聽起來很顧全大局：扣蔣容易，放蔣難。就算扣了，黃埔系也不會聽我們指揮。到時候解放軍還沒有打過來，自己人先打起來，這個局面怎么收拾？
他還補了一句：“況且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用這種手段奪權，天下人怎么看我們？”
李宗仁被說服了。他告訴張發奎：這事不干了。
張發奎聽完，臉色鐵青。他望著李宗仁，說了四個字：“你們會后悔的。”說完轉身就走了。
張發奎說得沒錯。
兵諫計劃取消之后，華南的戰局立刻惡化。
1949年9月，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主力及第二野戰軍一部發起衡寶戰役。白崇禧的桂系主力第七軍、第四十八軍等部，在湖南衡陽、寶慶一帶被重創。桂系最精銳的第七軍，幾乎全軍覆沒。
白崇禧急電蔣介石，請求調派援軍。
蔣介石沒有派兵。
白崇禧又發電催問，臺灣方面的答復是：兵力緊張，幫不上忙。
白崇禧到這時才明白，蔣介石的承諾是空的。蔣介石要借解放軍的手，把桂系的部隊一口一口吃掉。桂系是國民黨內部最能和蔣介石對抗的勢力，江山快沒了，蔣介石首先要收拾的，不是解放軍，而是這些不聽話的“自己人”。

1949年11月，解放軍進入廣西。桂系最后的部隊在桂南山區被分割包圍，逐步被消滅。白崇禧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桂系武裝，短短兩個月就灰飛煙滅。
他在海南島給李宗仁發電，電文只有四個字：“大勢已去。”
張發奎那句話，說中了。
1949年12月，大勢已定。
三個曾經謀劃兵諫的人，走到了命運的岔路口。
張發奎選擇不去臺灣，帶著家人來到香港，在新界買了房子，開始過隱居生活。臺當局多次派人到香港游說張發奎，請他赴臺。張發奎始終以身體不佳為由推掉。1980年，張發奎在香港去世，終年八十四歲。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以“就醫”為名從香港起飛，經過夏威夷，于12月7日來到紐約。他先在美國東部安頓，后來搬到新澤西州。他在美國住了十六年，日子過得清冷。1965年，他做了一件讓許多人意外的事：回到大陸。這年7月他回到北京，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病故，終年七十八歲。
白崇禧走了第三條路。
他不甘心。他還記著蔣介石的承諾。1949年12月底，他從海南島飛往臺北。他以為自己憑軍事才能和聲望，蔣介石總會給一個位置。

他錯了。
白崇禧到臺后，蔣介石給了他一個頭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是個虛職，沒有一兵一卒可以調動，沒有一件事可以決定。
他的住處外面，二十四小時有便衣崗哨。他不能隨意會見客人，不能公開發表言論。他一舉一動，都有人記下來，報給“總統府”。
白崇禧成了一只被關在籠子里的鳥。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被發現死在臺北寓所的床上。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冠狀動脈梗塞，他七十三歲。坊間對他的死因有多種說法，可這些說法都沒有得到過權威渠道的證實。
白崇禧一輩子被人叫作“小諸葛”。他的確聰明過人，算了一輩子，可他在最該算準的那一步上，算錯了。
蔣介石的承諾，從來沒有兌現過。
張發奎隱居香港，李宗仁遠走美國，兩個人雖然漂泊，終究保住了性命，守住了自由。白崇禧去了臺北，最后死在一間被人監視的屋子里。

這三個人，在1949年那個悶熱的廣州初夏，本來有機會一起做一件事。
這個機會，由于他們的猶豫、算計和私欲，化作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