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學院院長扈強：我們首先塑造的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一場思政公開課的講座，兩家融媒體的視頻采訪，在站立了1個多小時后，扈強，終于坐下了。

這位北京電影學院的院長，剛剛坐在沙發上的那一刻，輕輕地解開了外套脖領上的第一個扣子。

“我們搭了一個平臺，什么樣的平臺？就是把你培養成一名懂電影美學的合格的社會人。你在這個行業當中，你才有明天。”從始至終，無論言語的緩急快慢，扈強一直保持著筆挺的坐姿。

也許，對于這位“老北電”來說，沙發的靠背與扶手，僅僅是一個借力的支點，而不是放松的倚仗。

“我更愿意人們把我們看成是電影教育工作者。”扈強說。

“同志”去哪了？

6月30日晚上7點30分，一堂名為《影劇繪中國 初心鑄〈同志〉》的大思政課在北京電影學院懷柔校區的大劇場內開始了，同學們的小品作業《同志》成為了這堂課的開篇。

《同志》講述的故事并不復雜：幾位年輕的演員在排練一出關于抗日戰爭的戲劇，這些演員的失真之處引起了旁邊一位工人師傅的注意。這位老師傅不住地糾正著年輕演員們的錯誤，逐漸地也融入了劇情之中。在同志的呼喚中，他仿佛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看到了那些犧牲的戰友們。而也是在這樣的一種時空交錯中，這些年輕的演員也感受到了老一輩革命者的精神與力量，從中受到了教育。一出舞臺劇讓隔代人走到了一起。

盡管演員全部來自于北京電影學院的在校生，但是這部舞臺短劇卻創編于26年前，原創者是扈強當時的學生。那年，扈強30歲。

“我跟王勁松老師一起帶班的時候，學生陳嫣嫣和李曉飛，交給了我們一個作業的雛形。我們兩人一塊兒把它做了延伸，后來我又把它做了一個改編，然后就有了今天你們看到的這個舞臺劇，李曉飛同時也是這次重排這個作業的導演。”扈強說。

當時的師生們的想法很簡單。“那個時代，我們還年輕，就覺得好像大家叫‘老板’，叫‘先生’，叫這個‘總’那個‘總’的多，為什么沒有人叫‘同志’？‘同志’去哪了？”扈強說。

30歲的扈強并不會看到26年后的這堂思政課。“我只是說在那個時代，這個作品它很有我們教學組想表達的社會主題。從表現形式說，它又是以一個喜劇的形式表現出來。從教育教學的層面上來說，它具有獨特性。”扈強說。

“這個作品給我一個最大的體會就是年輕人不需要你填鴨式的教育，年輕人需要你指引。老師最大的任務就是指方向。每一個老師都要懂得因材施教，調動學生的自主學習，他所產生的作品就一定是最美的。在這個班里頭，很多作品都驗證了我們這個教學觀點。”扈強說。

培養志同道合的人

“同志”這個主題在今天的思政課上演起來是否還有現實意義呢？扈強說：“我覺得新時代下，我認為的同志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且是要有一群志同道合、心胸開闊的合格的社會人。在這個基礎上，這個時代和這個社會才能有所前進。”

“北京電影學院不培養明星，也培養不了藝術家。‘明星’的背后體現的是人性存在。‘藝術家’的背后體現的是時代跟社會的關系。他趕上了什么樣的時代？他趕上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他是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還是能成為明星，那是他和別人的關系。但是北京電影學院首先塑造的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這是我們教育教學當中最核心的東西。”

把充滿聲光電的舞臺劇搬到了思政課上，恰體現了北京電影學院在培養學生方面的這樣一種思路。扈強說：“從兩年前，我們就開始尋找一個把專業課跟思政課相結合的方式。一個偉大作品當中都有可以提煉出來的偉大的思想。那么一個偉大的思想，又怎么在藝術作品當中得到展示？對于我們來說，這既是一個思政問題，也是一個創作問題。”

在思政課方面，扈強說北京電影學院還會繼續打造系列思政課。他們需要考慮的是在建造中國自己的文化體系中，北京電影學院應該做什么，“在影像方面，北京電影學院肯定是責無旁貸的。”

目前，北京電影學院諸如中國電影導演史、中國電影表演史、中國電影美術史這樣的課程大概有20門，除此以外，它要做的是對學院近80年的優良傳統進行全面地梳理：從1938年延安電影團時期到1950年北京電影學院建院，再到今天——此時的它已經擁有了兩個校區。

自信與緊迫

提到北京電影學院對于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美學和藝術學體系的建立乃至中國電影審美體系架構的貢獻，扈強是充滿著自信的。

“有人提到現在很多有成就的年輕電影人并不是北京電影學院培養出來，甚至于不是科班出身，這是不是電影的教育教學有問題？我說沒有問題。他雖然沒有在電影學院生活過，沒有在電影學院這個環境當中成長。但他是不是中國的電影市場培養出來的？是不是被中國的影視市場培育過的？或者被洗禮過的？如果是的話，非常對不起，這些創作者90%是我們的‘畢業生’。”說這話的時候，扈強聲音并不大，但是很嚴肅。

扈強說：“因為中國電影整體框架是這七十多年以來，北京電影學院的歷代教育教學者和藝術家們，他們創造出來，他們打造了這么一個環境。”

然而自信之中，扈強也有著一種緊迫感，這種緊迫感來自于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本能”，來自于任何一個時代對人才的需求，也來自于中國電影發展自身的需求，“你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的話，你就會越會覺得說人才在每個時代都是需要的。”

但是，今天的時代對于未來的影視工作者有了什么樣的新需求呢？

“科技。”扈強說。

重騎兵與輕騎兵

“如果北京電影學院只教電影的話，我們就‘窄了’。”扈強把北京電影學院傳統的藝術創作類院系包括導演、表演、美術、錄音、攝影等稱之為重騎兵專業，是學院的拳頭產品，“但是這兩年，學院也有了數字媒體學院，智能影像和影像傳媒方面新的專業與院系，還有了AI技術研究院，這些是我們的輕騎兵隊伍。”

“所以我說社會上一些人對北京電影學院的認知就是一家大電影廠或者高級文化公司，或者是一個”造星“廠，這完全是不對的。它就是一所大學，它跟北理工、北郵、北航這些大學的社會職能是一樣的，只是具體的賽道不同。”

扈強尊重科技，但并不迷信科技。在他看來，技術終究是要為人所用的。盡管人工智能已經成為當下的流行技術，但由于沒有放棄創作，扈強知道在拍攝現場AI的局限性，即便可以部分實現“交互”，但也無法取代創作者。

“即便完成了交互之后，就更需要是什么呢？更需要具有審美價值跟審美意識的操作者出現。機器是被人操作的，但被誰操作？是要被那些具有審美意識的人操作。那審美意識從何而來？沒有天生的。”扈強繼續說，“我們搭了一個平臺，什么樣的平臺？就是把你培養成為一名懂電影美學的合格的社會人。這樣你在這個行業當中，你才會有明天。但如果你只懂電影美學，即便非常有藝術家氣質，但你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你也沒有明天；如果你是一名優秀的社會人，你優秀到了極致，但你一點都不懂電影藝術，你也沒有明天。所以我們叫復合人才的培養，或者叫交叉學科的培養。”

為學生創造機會

提起創作，人們自然會想到扈強在電視劇《主角》里飾演的單仰平，省秦腔劇團的團長。從秦腔藝術生存與發展的角度，單仰萍不僅培養年輕人，也敢于啟用年輕人，為他們提供演出的機會，最終也是為了保護年輕人而付出了里生命。

而現實里的扈強，與單仰平最大的共同點便是信任年輕人，保護年輕人，為年輕人提供機會。于單仰平而言，這是出于對秦腔藝術的熱愛和一位藝術院團管理者的職責；于扈強而言，這是出于對影視藝術的熱愛和一位影視教育工作者的職責；但二人也稍有不同，前者是要讓藝術和院團活下去，后者則是要讓藝術發展下去，讓人生存下去。

其實，扈強這些年并沒有停止藝術創作的腳步，除了參演《主角》以外，還參演了《情滿九道彎》《低智商犯罪》《問心》等多部劇集，此外還執導了《骨語2》《懸鏡》等劇集。

扈強執導作品的同時會帶著一些學生跟他一起進行創作，在他看來片場不僅是一個實踐場，更是一個實驗場。在這里，他所進行的不只是拍個作品，而是帶著學生進行著一次又一次地影視科研項目。

實際上，不經過這種社會層面的創作實踐，學生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實際情況，也不會知道當前影視行業的潮流趨勢所在，更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與團隊其他人員進行協同配合；同時也只有在這種有老師帶著的實踐場里，學生才敢于把自己的各種想法和才能施展出來，不管是藝術上的還是技術上的。

大膽的信任與啟用年輕人，充分發揮年輕人的實驗與探索精神，這并不只是單仰平與扈強所獨有的精神，本質上他們的付出是一種傳統精神的傳承。藝術專業實踐性強，任何藝術創作本就都不可能脫離社會、閉門造車，因此在北京電影學院，拍攝聯合作業是對畢業生的一項基本要求。

同時，幾乎每一位北京電影學院的專業老師都深知時代的發展，催更著人們的審美水平、審美趣味和審美需求，學生們能夠接觸到更多新鮮的東西，藝術教育工作者有責任讓這些新鮮的東西變成藝術作品，從而成為一種藝術手段，甚至藝術思想。

北京電影學院的很多舉措都是從這方面考量的。例如，北京電影學院與張藝謀展開深入的合作，張藝謀每拍一部電影，就會有許多電影學院的學生參與其中。能夠與張藝謀這樣級別的導演進行合作，直接接受他的點撥，這樣的機會并非一般院校可以提供的。

了解真實的生活明白為誰創作

但現實是，并非每位導演專業或者攝影專業的學生都能夠成為張藝謀，也不是每一個導演或者攝影師能像張藝謀那樣走出校園之后遇到吳天明這樣的伯樂，與任何一所大學一樣，北京電影學院關注畢業生以后的就業問題，也盡量通過制度保障、師資力量和社會影響力去提升畢業生的就業率，但是社會的競爭是殘酷的，尤其是影視行業，聚光燈下，人們似乎過多的關注“流量”“明星”“紅毯”……卻看不到有多少演員在焦慮中苦盼通告，有多少導演在資金與藝術中徘徊不前，又有多少制片人為欠款而徹夜難眠。

扈強舉了一個許多年前的例子。那時，他還是一名老師，陪朋友去一家售樓處看房子。突然，他發現一位銷售正是自己的一名表演專業的學生。這位學生也看見了他，轉身就走。扈強對銷售經理說：“你把剛才離開的那個小伙子叫過來，那是我學生。”當這位小伙子走到扈強面前的時候，第一句話便是：“太慚愧了，給您丟人了。”

扈強對小伙子說：“人活在這個社會當中，第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餓死了還搞什么藝術。你現在干的這些事情，你由此了解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對你將來的創作是非常有幫助的。即便你不搞創作。對你的人生，對你的生活也是有價值的。我也相信電影學院教你的東西，會讓你在工作中比別人上手得快。”

即便學生將來從事影視行業，扈強說：“你為誰做影視項目？你為什么要做影視項目？你怎么做影視項目？你做影視項目，你想給社會傳遞的是什么？這都體現了一個人的價值觀。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與同事在說，我說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是什么？我們‘三觀’要契合，我們才能在同一個學校里生存下去。如果我們‘三觀’都不能契合的話，不要說做同志，朋友都沒有辦法做。”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滿羿

編輯/劉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