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廣州游泳教練確診艾滋病，痛苦坦言：早有異常，當時沒在意

泳池邊的暗涌

第一章 確診

那天從醫院出來，我站在廣州天河區的大街上，手里攥著一張化驗單，身邊是來來往往的行人，沒有人多看我一眼，可我總覺得全世界都在盯著我。三十六歲的夏天，六月的太陽毒辣得像要把人烤熟，我卻渾身發冷，從骨子里往外透著涼意。

我叫陳海生，是土生土長的廣州番禺人，在這座城市的游泳館里當了十二年教練。如果不出意外，這份工作我能干到退休。但現在，我的人生被這張薄薄的紙徹底改變了。

HIV陽性。

這四個字像四根鋼釘，一根一根釘進我的腦子里。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么從醫院走到珠江邊的了。等我回過神的時候，人已經靠在江邊的欄桿上，看著渾濁的江水發呆。手機響了好幾遍，是泳館那邊打來的，我今天下午還有三節課。我沒接，直接把手機調成了靜音。

事情要從三個月前說起。

那天我帶完最后一節課，準備收拾東西回家的時候，在更衣室里發現自己腋下摸到幾個小疙瘩。我沒太在意，游泳教練嘛，天天泡在水里，身上起個疹子長個包太正常不過了。回頭擦點藥膏，過幾天就消了。

但這次不一樣。一個星期過去，那些疙瘩非但沒消，脖子上也冒出幾個來。摸上去硬硬的，不痛不癢，像皮下埋了幾顆黃豆。我老婆阿玲看見了，說我這是上火，煲了兩天涼茶給我喝。喝完了該怎樣還怎樣，一點用沒有。

緊接著是發燒。

那天我正帶著一群七八歲的小孩做熱身運動，突然覺得一陣頭暈，額頭燙得厲害。我以為是感冒，去社區醫院開了點退燒藥，吃了兩天，燒退下去了。可沒過幾天又燒起來，反反復復搞了快一個月。

阿玲說我臉色不好，讓我去醫院做個全面檢查。我嘴上是答應了，心里卻沒當回事。男人嘛，頭疼腦熱扛一扛就過去了，哪有那么嬌氣。再說了，我從小練游泳，身體素質一向不錯，一年到頭連感冒都很少得，這點小毛病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讓我警覺的，是體重的變化。

我身高一米七八，這些年體重一直維持在一百五十斤左右，很穩定。但那兩個月里，我掉秤了，整整掉了十五斤。學員的家長看見我都說，陳教練你怎么瘦了這么多，我還開玩笑說夏天嘛，出汗多，減減肥挺好。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都是信號，一個比一個明顯的信號。可我呢，一次比一次大意，一回比一回不放在心上。

如果不是因為要帶暑期集訓班，需要辦健康證，我可能到現在還不知道。那天去防疫站抽血，本來只是走個過場，誰知道結果出來，人家讓我去疾控中心復查。我當時心里咯噔一下，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但還是安慰自己，可能是搞錯了，這種事不會落到我頭上。

可它偏偏就落到了我頭上。

疾控中心的結果出來那天，是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年女醫生接待我的。她說話的聲音很輕，很溫和，像是在安撫一只受驚的動物。她說了很多，什么目前的醫療水平可以控制病情，什么按時服藥可以正常生活，什么國家有免費的治療政策。

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我只記住了一句話：你確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這三個字對我而言，曾經只存在于電視新聞和公益廣告里，離我的生活無比遙遠。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它會和我產生這樣直接的關系。

“陳先生，你在聽嗎？”女醫生看著我，眼神里有同情，有小心翼翼。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什么，腦子一片空白，像被人把所有的思緒都抽走了。我站起身，說了句“我先走了”，拿起那張化驗單就往外走。醫生在后面叫了我兩聲，我沒停步。

從疾控中心出來，我在路邊蹲了很久。馬路上的車流來來回回，喇叭聲此起彼伏，這座城市還是那么熱鬧喧囂，可我感覺自己被隔在了一層玻璃罩里，外界的聲音都變得模模糊糊，聽不真切。

我給阿玲打了個電話，說今天晚點回去，學員加訓。她哦了一聲，說知道了，又問我想吃什么菜。我說隨便，就把電話掛了。聽著她熟悉的聲音，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我想不明白，這種事情怎么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到底做錯了什么？

說起來，我做游泳教練這行，純粹是因為喜歡水。小時候住在番禺的村里，家門口就是一條河涌，我五六歲就敢往河里跳，撲騰幾下就會游了。村里的老人都說這孩子天生是水里的命。

后來讀體校，選的就是游泳專業。畢業以后進了市里的游泳館當教練，帶過的小孩沒有一千也有八百。這份工作收入不算高，但穩定，而且是我喜歡的事情。每天泡在水里，看著那些小孩子從怕水到慢慢學會游泳，從嗆得哇哇哭到能在泳道里來回穿梭，那種成就感不是錢能衡量的。

阿玲是我在泳館認識的。她是學員的家長，帶著她外甥來學游泳。那孩子膽子特別小，站在池邊死活不肯下水，阿玲在旁邊急得直跺腳。我看她那樣子覺得挺有意思的，就走過去，蹲下來跟那孩子說話，慢慢哄著他下了水。后來她告訴我，就是那一刻她對我有了好感，覺得這個男人有耐心，靠得住。

我們處了一年多就結婚了，到現在已經七年。她在一家私企做會計，工作不算太忙，平時喜歡養花種草，把我們家陽臺搞得跟個小花園似的。我們的日子過得平淡，但也踏實，沒有什么大風大浪，我挺滿足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一直沒有孩子。兩邊老人都催，我們也去檢查過，醫生說兩個人身體都沒什么大問題，可能就是緣分沒到。阿玲為這事哭過好幾回，我總是安慰她，說順其自然，該來的總會來的。

現在想來，沒有孩子也許是老天對我的仁慈。萬一這病傳給了她，傳給了孩子，那我這一輩子都沒法原諒自己。

天色漸漸暗下來，珠江兩岸的燈光次第亮起。我站起來，腿已經蹲麻了。我把那張化驗單疊了又疊，塞進褲兜最深處。我不知道該怎么跟阿玲開口，也不知道這件事會把我們原本平靜的生活帶向何方。我只知道，從今天起，我的人生被劈成了兩半——確診前和確診后，判若云泥。

走回家的路上，我的手機又響了。這次不是泳館，是阿玲。我深吸了一口氣，接起來。

“喂，怎么還不回來？菜都快涼了。”

她的聲音平平常常，帶著一點嗔怪。七年來，這個聲音我聽了無數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聽著聽著就想流淚。

“在路上了，馬上到。”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正常。

“快點啊，今天我做了你愛吃的豉汁蒸排骨。”

“好。”

我掛了電話，站在家樓下，仰頭望著四樓那扇亮著燈的窗戶。窗戶上映著阿玲忙碌的身影，她在擺碗筷。

我不記得那餐飯我是怎么吃完的了。阿玲做的豉汁蒸排骨確實是我最愛吃的，但那天晚上，那些排骨吃在我嘴里如同嚼蠟。我低著頭扒飯，不敢看她，生怕一抬頭，眼淚就會掉下來。

阿玲察覺到我不太對勁，問我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不順心。我說沒事，可能是累了。她說那早點休息，吃完飯碗她來洗。我嗯了一聲，放下碗筷就去了衛生間。

我把水龍頭開到最大，借著水聲的掩護，哭了出來。鏡子里的男人眼眶通紅，滿臉是淚。我拼命捂住嘴，不讓自己發出聲音。衛生間外面，阿玲在收拾碗筷，碗碟碰撞的聲音清脆而平常。

那是我活了三十六年來，第一次覺得自己的人生完了。

第二章 深淵

確診后的頭三天，我過得渾渾噩噩。

每天照常去泳館上班，照常帶學員訓練，照常跟同事說笑。但我心里清楚，這些都是假象，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像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人，假裝腳下的地面還是堅實的，實際上已經隨時可能崩塌。

我不停地在手機上查關于艾滋病的資料。越查心里越涼——雖然現在的醫療技術已經能讓感染者長期存活，雖然雞尾酒療法能把病毒載量控制到檢測不出的水平，雖然國家有免費的抗病毒藥物發放，但這又怎么樣呢？在大多數人的認知里，艾滋病還是等于絕癥，還是等于不檢點的生活，還是等于洪水猛獸。

我想破了腦袋，也沒想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感染上的。我不是那種在外面亂來的人，結婚七年，除了阿玲之外沒有過別的女人。游泳館的更衣室、公共浴池、理發店的剃刀……我在網上找了各種可能的感染途徑，一條一條地對照，但沒有任何一條能對得上號。很多途徑理論上有風險，實際上感染概率微乎其微，疾控中心的醫生也說了，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通過性傳播和血液傳播。

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這個問題像一條蛇一樣盤在我的腦子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咬著我。我反復回憶這些年來的每一個細節，每一次體檢，每一次受傷，每一次可能的暴露。想得頭都要炸了，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比這更折磨我的，是怎么跟阿玲開口。

她是無辜的，從頭到尾都是無辜的。嫁給我的時候，她是一個健康正常的好姑娘，跟著我過了七年踏踏實實的日子，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我的事情。而現在，因為我，她可能也面臨著感染的風險，面臨著被人指指點點的處境。

每天晚上躺在她身邊，我都睡不著覺。她呼吸均勻，睡得很安穩，偶爾翻個身，把手搭在我的胸口上。我僵著身子不敢動，怕驚醒她，更怕她碰到我。雖然我知道日常接觸不會傳染，但我還是本能地害怕。

有好幾次，話已經到了嘴邊，我張了張嘴，又咽了回去。我說不出口，真的說不出口。我甚至不知道該怎么組織語言，“阿玲，我得了艾滋病”——這句話不管怎么說，都像是一把刀子，捅進她的心窩。

確診后的第四天晚上，阿玲洗完澡出來，穿著一件舊T恤，頭發還沒干透。她坐在床邊擦頭發，忽然轉過頭看著我。

“海生，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瞞著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臉上卻裝作若無其事：“沒有啊，怎么了？”

“你別騙我。”阿玲放下毛巾，認真地看著我，“我跟你過了七年，你放個屁我都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這幾天你天天魂不守舍的，吃飯也吃不下，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真的沒事，就是最近工作有點煩心。”

“煩什么事？你跟我說說。”

“泳館那邊要改革，教練的考核指標調整了，壓力有點大。”我隨口編了一個理由。泳館確實在搞改革，但不關我什么事。

阿玲將信將疑地看著我，最后還是沒再追問。她嘆了口氣，說：“有什么事別一個人扛著，我是你老婆，你有事不跟我說跟誰說？”

這句話像一記重錘，砸在我心口上。我別過臉去，假裝在看手機，實際上眼眶已經紅了。

第二天，我去了疾控中心，找上次那位女醫生。她姓林，大概四十來歲，態度一直很好。我憋了半天，終于把最難開口的問題問了出來——我老婆怎么辦？

林醫生說，首先要讓阿玲也來做檢測，確認她是否已經感染。如果沒有感染，后續的生活中要做好防護措施，我按時服藥控制病毒載量，傳染的風險就能降到極低。她還說，現在有一個概念叫“U等于U”，就是病毒載量檢測不到的情況下，通過性行為傳播的風險幾乎為零。

“但前提是，你必須讓你太太知情。”林醫生認真地說，“這是對她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也是你作為丈夫的責任。”

“我知道。”我說，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很多人在這個環節會猶豫，會害怕，我能理解。但陳先生，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這件事遲早要面對。早一天面對，就早一天開始處理和解決。拖得越久，對你們兩個人的傷害就越大。”

我說我知道了，就告辭出來了。道理我當然懂，可懂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走在大街上，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我的母親。她今年六十三歲，一個人在番禺老家住著，父親五年前腦溢血走了。我是她唯一的兒子，她這一輩子最驕傲的事情就是生了我這個兒子，逢人就說我孝順、踏實、有出息。

我不敢想她知道這件事以后會是什么反應。在她的認知里，艾滋病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才會得的臟病，是離我們這種正經人家十萬八千里遠的東西。她要是知道了，怕是直接能氣暈過去。

我不敢跟阿玲說，不敢跟我媽說，也不敢跟任何人說。所有的恐懼和痛苦，我只能一個人吞下去，像吞碎玻璃一樣，喉嚨和心口都被割得血肉模糊。

確診后的第一個周末，我沒去上班，一個人去了廣州郊外的一座山上。那山上有一座廟，我不算虔誠的信徒，但那天我跪在菩薩面前，磕了不知道多少個響頭。我求菩薩保佑阿玲沒事，求菩薩給我一條活路，求菩薩讓我能熬過這一關。

下山的時候，我接到了阿玲的電話。她的聲音帶著哭腔，說她在家里翻出了一張紙，是疾控中心的化驗單。

我心里那根緊繃了這么多天的弦，終于斷了。

第三章 攤牌

我趕回家的時候，阿玲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面前攤著那張被我疊得整整齊齊的化驗單。她沒有哭，但臉色白得像紙，兩只眼睛直直地看著我。

“這是什么？”她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讓我心里發毛。

我在她對面坐下來，兩個人之間隔著一張茶幾，像談判的雙方。客廳里很安靜，安靜到能聽見墻上掛鐘走動的滴答聲。七年來我們在這張茶幾上吃過無數頓飯，看過無數次電視，聊過無數次家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沉重過。

“阿玲，我……”我開口了，話到一半又噎住了。

“你確診艾滋病了？”阿玲替我說了出來。那三個字從她嘴里蹦出來，像三顆子彈，打在我身上，“什么時候的事？”

“四天前。”

“四天。”阿玲重復了一遍，忽然笑了，那個笑容比哭還難看，“四天了你都沒告訴我，你打算瞞我到什么時候？”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說。”

“怎么跟我說？”阿玲的聲音忽然拔高了，“你一個‘怎么跟你說’就把我打發了？陳海生，我是你老婆，我們是領了結婚證的合法夫妻，你得了這種病，你跟我說不知道怎么跟我說？”

我低著頭，不知道該怎么接話。

“到底是怎么回事？”阿玲盯著我，眼神里有憤怒，有恐懼，有不可置信，“你怎么會得這種病？你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我什么都沒做。”我說，“我真的什么都沒做。我這輩子除了你，沒有過第二個女人。”

“那你告訴我，這病怎么來的？艾滋病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嗎？”阿玲的聲音開始發抖，“你是不是去那些亂七八糟的地方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女人了？”

“我沒有。”我抬起頭，看著她，“阿玲，我要是騙你，天打雷劈。”

阿玲看著我，盯著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也許是我眼神里的真誠讓她動搖了，也許是她太了解我了，她眼中的憤怒漸漸被另一種情緒取代——恐懼。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會這樣？”她喃喃地說，像是在問我，又像是在問自己。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捂著臉，聲音從指縫里擠出來，“我想了很久，想破了頭都想不明白。我從來沒做過那些事情，從來沒做過。”

阿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會說話了。客廳里只剩下鐘擺的聲音，一下一下，像心臟在跳。

“那我呢？”她忽然說，聲音輕得像蚊子叫。

我猛地抬起頭，心頭一緊。我這才反應過來，她此刻最擔心的，不是我這病是怎么來的，而是她自己有沒有被傳染。

“明天，我們一起去醫院，你做檢測。”我說，“林醫生說，只要病毒載量控制好了，傳染風險很低很低的。這些天我都沒有……我們都沒有……”

話說到一半，我自己都說不下去了。萬一呢？萬一她已經感染了呢？那我這輩子拿什么來贖罪？

阿玲沒有說話，眼淚無聲地從她眼眶里滑下來。她沒有號啕大哭，就那么安安靜靜地流淚，一顆一顆，掉在她的膝蓋上。

“對不起。”我站起來，想走過去抱她。

“別過來！”阿玲像被電擊了一樣，身體猛地往沙發角落里縮。她看著我，眼神里是毫不掩飾的害怕。

那個眼神像一把刀，直接捅進了我的心口。結婚七年，她從來沒有用這種眼神看過我。以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她看我的眼神都是暖的，帶著信任和依賴。但現在，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危險的東西，一個有可能傷害到她的人。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收了回來。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阿玲意識到了自己的反應，擦了擦眼淚，有些慌亂地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只是太突然了……”

“沒關系，我理解。”我退回到茶幾的另一邊，重新坐下來。我們之間隔著的那張茶幾，此刻看起來像是一道天塹。

那天晚上，阿玲睡在臥室里，我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這是我們結婚七年來第一次分床睡。

半夜里我聽到臥室傳來壓抑的哭聲，是阿玲在用被子捂住嘴哭。我躺在沙發上，睜著眼睛看著黑暗中的天花板，淚水無聲地流下來，流進耳朵里，涼涼的。

我想起七年前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手頭沒多少錢，婚禮辦得簡簡單單，連蜜月旅行都是去的深圳大鵬灣，住了三天民宿。阿玲一點都不嫌棄，說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好，錢可以慢慢掙。回來的那天晚上，我們擠在那間租來的小房子里，規劃著以后的生活——攢夠首付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生一個孩子，最好是個女兒，然后看著她慢慢長大，我們慢慢變老。

七年過去了，房子買了，雖然還在還貸款。孩子沒來，但我們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以為生活會這么平平淡淡地過下去，雖然沒有什么大富大貴，但有一個知冷知熱的人在身邊，已經比很多人都幸運了。

可老天偏偏在這時候給了我致命一擊。

我翻了個身，沙發發出一聲輕微的悶響。窗外的路燈光透過窗簾照進來，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昏黃。這個我們住了五年的家，客廳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我們一起去家具城挑的，墻上的裝飾畫是阿玲從網上淘來的，角落里的綠蘿是她親手養的，藤蔓垂下來，綠油油的，給這間不大的房子添了不少生氣。

這一切原本是我最熟悉的日常，此刻卻突然變得無比珍貴，像一件隨時可能被打碎的瓷器。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的時候，阿玲已經坐在餐桌旁了。她眼睛紅腫，看得出來哭了很久。桌上擺著兩碗白粥和一碟咸菜，是她做的早飯。

“先吃吧，吃完我們一起去醫院。”她說，聲音沙啞。

我在她對面坐下來，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粥是溫的，入口剛剛好，咸菜是芥菜絲，阿玲腌的，我一直很愛吃。這頓早飯的味道和平時一模一樣，但我知道，什么都和平時不一樣了。

從我們小區到疾控中心，公交車五站路，我們一句話都沒說。車窗外是廣州再熟悉不過的街景，騎樓、榕樹、早茶鋪、匆匆忙忙的行人，這座城市每一天都是這么熱鬧，和我們此刻的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到了疾控中心，林醫生接待了我們。她跟阿玲詳細解釋了艾滋病現在的治療情況，說只要堅持服藥，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壽命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她的話很有耐心，語氣溫和，像是在安撫一葉在風浪中飄搖的小船。

阿玲一直在聽，偶爾點點頭，偶爾問一兩個問題。她的聲音很克制，但我能感覺到她在發抖。

抽血的時候，她坐在那里，把袖子擼上去，露出手臂。針扎進去的那一刻，她閉上了眼睛，嘴唇抿得緊緊的。

抽完血，林醫生說結果要過幾天才能出來。讓我們先回去，期間正常生活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負擔。

出了疾控中心的大門，阿玲忽然站住了。她抬起頭看著天空，六月的廣州天空是那種悶悶的灰白色，太陽被云遮住了，光線并不刺眼。

“海生，”她說，聲音空空的，“如果結果出來，我也感染了，你說我們怎么辦？”

我張了張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阿玲沒有等我回答，徑直朝公交站走去。她的背影瘦瘦的，背挺得很直，像她這個人一樣，看著柔柔弱弱，骨子里卻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

我快步跟上去，卻不知道該說什么。安慰的話太蒼白，承諾的話太無力。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所有的語言都顯得多余。

等公交的時候，阿玲忽然轉過頭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眶又紅了，但這次她忍住了，沒有讓眼淚掉下來。

“不管結果怎么樣，”她說，聲音很輕，但我聽得清清楚楚，“你先別告訴你媽。她年紀大了，受不了這個。”

我點點頭，鼻子一酸。都到這個時候了，她還在為我媽著想。

公交車來了，我們一前一后上了車。車上人不多，我們找了兩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車子啟動的那一刻，阿玲把手伸過來，放在我的手背上，輕輕地握了一下。

就那一下，我的眼淚徹底忍不住了。

第四章 等待

等待檢測結果的那幾天，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漫長的時間。

我和阿玲還是睡在不同的房間。不是她要求的，是我主動的。我不知道檢測結果會是什么，萬一她沒有感染，我離她遠一點，對她就是一種保護。

我們之間的交流變得很少，少到幾乎只剩下最基本的日常對話。吃飯的時候說一聲“吃飯了”，出門的時候說一聲“我走了”，回來的時候說一聲“我回來了”。那些以前信手拈來的家常話，現在全都說不出口了。

我照常去泳館上班，但狀態很差。有一次帶學員訓練的時候走了神，沒注意到一個小孩游到了深水區，差點出事。幸虧旁邊的救生員反應快，及時把孩子拉了回來。

泳館的負責人老周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說沒事，就是身體不太舒服。老周看了我一眼，說那你注意休息，實在不行就請幾天假，別硬撐著。

我沒請假。我怕一閑下來，腦子里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就會把我吞沒。工作反而成了一種逃避，泡在水里的時候，聽著那些小孩嘰嘰喳喳的聲音，我的注意力被強行轉移了，暫時不用去想那些讓人絕望的事情。

但我沒法不去想。每天晚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黑暗里那些念頭就像潮水一樣涌上來，擋都擋不住。

我回想起這三十六年來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過。小時候在河涌里撲騰的夏天，體校里日復一日訓練的青春，初到泳館當教練時的手足無措，第一次見到阿玲時的心動，婚禮上她穿著紅色旗袍羞澀而幸福的模樣，這些年每一個平淡卻溫暖的日子。

我曾經以為自己的生活會一直這么過下去，平凡、安穩、沒什么大起大落，像廣州的天氣一樣，熱是熱了點，但也習慣了。可命運偏偏給了我一記重拳，打得我措手不及。

我甚至開始想，如果阿玲的檢測結果也是陽性，那我這輩子還有什么臉面活下去？我毀了自己就算了，還拖累了一個無辜的女人，一個把最好的年華都給了我、一心一意跟我過日子的女人。

有一天晚上，我實在受不了了，從沙發上爬起來，推開了臥室的門。

阿玲還沒睡，靠著床頭在看手機，屏幕的光照在她臉上，看起來有些蒼白。看到我進來，她把手機放下了。

“怎么了？”她問。

“阿玲，我想跟你談談。”我在床沿邊坐下來，隔著一段距離。

“談什么？”

“如果……我說如果，你的結果是好的，沒有感染，”我的聲音有些顫抖，“我們就離婚吧。房子給你，貸款我還，我凈身出戶。”

阿玲愣住了，過了好一會兒才說：“你說什么？”

“我不能連累你。”我低著頭，不敢看她的眼睛，“就算你現在沒事，以后呢？跟我在一起，你每天都要提心吊膽，每天都在擔心會不會被傳染，這種日子怎么過？你還年輕，還能找到一個——”

話沒說完，阿玲突然抄起枕頭砸了過來。枕頭打在我身上，軟綿綿的，但我愣住了。我抬起頭，看到她的眼里蓄滿了淚水，嘴唇在發抖。

“陳海生，你把我當什么人了？”她的聲音帶著哭腔，卻努力控制著，“我是那種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人嗎？我嫁給你那天，就說了無論貧窮富貴、健康疾病都不離不棄，你以為那只是說說而已的嗎？”

“可是——”

“沒有可是。”阿玲打斷我，抹了一把眼淚，“現在結果還沒出來，你就跟我說離婚，你考慮過我的感受嗎？”

我啞口無言。

“這幾天我想了很多。”阿玲深吸了一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我也在網上看了很多資料，艾滋病現在已經不是什么不治之癥了，只要規范治療，按時吃藥，很多人活到七八十歲沒問題。既然不是絕癥，日子該怎么過就怎么過。”

“那些資料你也看了。”

“對，我看了。而且我還看了很多感染者的故事，有的人感染了二十多年，現在還好好的，結婚生子，什么也沒耽誤。現在的藥物副作用也比以前小多了，不傷肝不傷腎，對身體的影響可控。”

她說這些的時候，聲音平靜了很多。我看著她，心里說不上是什么滋味——有感激，有愧疚，更多的是心酸。這個女人，這個跟我一起生活了七年的女人，在知道我得病之后，沒有被嚇跑，而是在拼命地查找資料，在想辦法接受這個事實，在說服自己日子還能過下去。

“阿玲。”我叫了她一聲，聲音啞了。

“別說那些有的沒的了。”她重新靠回床頭，拿起手機，屏幕的光又亮了起來，“等結果出來再說，現在說什么都太早。”

我點點頭，站起來走出臥室，輕輕帶上了門。

回到沙發上躺下來，我睜著眼睛怎么也睡不著。阿玲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為她會崩潰，會歇斯底里，會罵我，會提出離婚。但她沒有，她表現出了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堅強，讓我有些不敢相信。

但這種堅強能維持多久呢？我不知道。也許這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也許等結果出來，一切都會不一樣。

三天后，我們接到了疾控中心的電話，讓我們去取結果。

去的那天早上下著大雨。廣州的夏天就是這樣，雨說來就來，下得又急又猛，打在傘面上噼里啪啦地響。我和阿玲打著一把傘，靠得很近，能聞到她頭發上洗發水的香味。這把傘還是我們結婚那年買的，紅色的，上面印著一對鴛鴦，用了這么多年都沒壞。

進了疾控中心的大門，阿玲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心全是汗，抓得很緊，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轉頭看她，她目視前方，臉上的表情很鎮定，但嘴唇抿成了一條線，牙齒在微微用力。

林醫生在辦公室里等我們。看到我們進來，她微微笑了笑，點了點頭。那個笑容讓我心里一松，但還不敢完全放松。

“陳太太，你的檢測結果是陰性，沒有感染。”林醫生說，聲音溫柔而肯定。

那一刻，我感覺整個世界都亮了起來。我從來沒有覺得“陰性”兩個字如此動聽過。阿玲愣了一秒，然后整個人像被抽去了骨頭一樣，軟軟地靠在了我身上。她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無聲的哭，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

我也哭了。我們兩個人在林醫生的辦公室里，抱在一起，哭得像個孩子。林醫生沒有打擾我們，安靜地坐在一旁，等我們平靜下來。

回去的路上，雨停了。廣州的雨就是這樣，來得快走得也快，雨后的空氣格外清新，帶著一股泥土和植物的氣息。街道被洗得干干凈凈，路邊的榕樹葉子上還掛著水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阿玲走在我旁邊，挽著我的胳膊，腦袋靠在我肩膀上。我們從疾控中心一路走回家，誰也沒提坐車的事，就那么慢慢地走著，好像要用腳步丈量這段路，丈量這場劫后余生。

走到家門口的時候，阿玲忽然說：“海生，我餓了，我們去飲早茶吧。”

那天不是周末，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我們去了我們第一次約會時去的那家茶樓。點了蝦餃、燒賣、鳳爪、腸粉，滿滿擺了一桌。阿玲吃得很多，好像要把這幾天的壓抑和擔憂全都吃進肚子里消化掉。

我看著她吃東西的樣子，心里涌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感動。這個女人，昨天還深陷在恐懼和絕望里，今天卻已經能坐在我對面大快朵頤了。不是她沒心沒肺，是她骨子里有一種韌性，一種在最黑暗的時刻也不放棄希望的力量。

“看什么看，吃啊。”阿玲夾了一個蝦餃放在我碗里，嘴里含糊不清地說。

我夾起蝦餃放進嘴里，味道和七年前一模一樣，甚至比那時候更好吃。

生活，也許還能繼續。我在心里對自己說。

第五章 尋源

阿玲沒事，這給了我巨大的安慰，但那個最折磨人的問題還在——我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這個問題如果不搞清楚，就像一個定時炸彈埋在心里，永遠不得安寧。林醫生說，搞清楚感染途徑對于后續的治療和心理調適都有幫助，而且疾控中心那邊也需要做流行病學調查。

我和林醫生做了詳細的溝通，她問了很多問題——我的職業、生活習慣、過往的就醫經歷、手術史、外傷史、有無紋身、有無共用剃須刀、有無不安全的性行為等等。我都一一如實回答了。

游泳教練這個職業，身上有傷口是家常便飯。泳池邊的瓷磚有時候會松動，不小心踢到就是一道口子。學員訓練的時候，指甲刮到、腳蹼碰到，破皮流血的事也常有。更衣室和公共浴室的使用頻率很高，磕磕碰碰在所難免。

但這些都只是理論上的風險，實際上通過這種途徑感染的概率極低。艾滋病毒在體外存活的時間很短，在含氯的泳池水里更是很快就會被滅活。我當了這么多年游泳教練，從來沒聽說過同行里有誰因為這個感染了艾滋病。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我開始像過篩子一樣，把最近幾年的記憶翻來覆去地梳理。三年前我在訓練中腳被玻璃碎片劃傷，去醫院縫了四針。兩年前我做過一次痔瘡手術，在區里的綜合醫院做的，過程很規范。一年前我去街邊的修腳店修過一次腳，師傅的刀具有沒有消毒我記不清了。

每想出一個可能的場景，我就去跟林醫生核實。林醫生很耐心地幫我一條一條分析，大部分都被排除了。醫院的消毒流程是嚴格規范的，感染的可能微乎其微。修腳店的刀具雖然存在理論上的風險，但實際上國內幾乎沒有因此感染的明確案例。

線索一條一條地斷掉，我越來越困惑。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整理舊物的時候，翻出了一張五年前的獻血證。那年夏天，泳館組織了一次獻血活動，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去了獻血車，每人獻了400毫升。我記得當時一切都很正常，采血用的是一次性器具，護士操作也很規范。

我把這張獻血證的事情告訴了林醫生，她想了想說，獻血本身是安全的，但如果你是獻血前就已經感染了，那跟獻血就沒有關系。她建議我做一個病毒分型檢測和耐藥檢測，順便追溯一下可能的感染時間。

檢測結果出來后，林醫生告訴我，我的病毒基因亞型是CRF01_AE，這是國內流行最廣的一種亞型。至于感染時間，雖然很難精確到具體日期，但根據我的CD4細胞計數和病毒載量水平來看，感染時間大概在三年到五年之間。

三年到五年。

我把這個時間范圍跟自己的記憶對照，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差不多四年前，我去過一個地方——社區里一家小理發店，是那種藏在巷子里、一把椅子一個鏡子、十塊錢剪一個頭的老式理發店。那天剪完頭發，師傅問我要不要刮臉，我說行。他用的是那種老式折疊剃刀，在一條磨刀布上來回蹭了幾下，就開始在我臉上刮。

我記得當時下巴被刮破了一個小口子，出了一點血。師傅拿一塊濕毛巾給我擦了擦，說了句“不好意思”，我也沒當回事。男人嘛，刮胡子刮破皮太正常了，誰會在意這個。

我把這個細節告訴了林醫生。她沉默了一會兒，說這種事情確實存在理論上的傳播風險。如果上一個顧客也有出血，而且剃刀沒有經過有效消毒，病毒就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傳播。但她又補充說，這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實際上很難證實也很難證偽，而且通過這種途徑感染的概率非常低。

也許我永遠都沒辦法百分之百確定自己的感染途徑了。想到這里，我感到一陣深深的無力。

阿玲知道我在追查感染途徑，一直很關心。那天晚上她聽我說了理發店的事，半晌沒說話，最后幽幽地嘆了口氣。

“四年前，那時候我們剛買房子，為了省點錢，你總是去那種便宜的理發店。”她說，聲音里沒有責備，只有心疼。

是啊，那時候我們剛買房子，首付掏空了兩個人的積蓄，每個月還要還房貸，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為了省十幾塊錢，我不去正規的理發店，專找那種藏在巷子里的便宜小店。誰會想到，這個省錢的習慣，有可能給我的人生帶來如此慘重的代價。

但我很快又否定了這個想法。事情已經發生了，糾結于“為什么是我”沒有任何意義。當務之急，是處理好眼前的事情，把日子過下去。

想通了這一層，我反而釋然了一些。不管感染途徑是什么，結果已經擺在那里了。與其在自責和悔恨中消耗自己，不如把精力放在治療和未來的生活上。

阿玲也是這么說的。她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辦。

“以后的日子還長著呢。”她坐在我旁邊，掰著手指頭算，“你看，你現在三十六，我三十四，我們至少還能活四十年。四十年呢，什么事干不了？”

我被她這個算法逗笑了。這是我確診以來第一次笑，雖然只是嘴角動了動，但心里確實輕松了一些。

第六章 開始治療

確診后的第二周，我正式開始接受抗病毒治療。

林醫生給我開了三種藥，合在一起每天吃一次，一次一把。她詳細交代了服藥的注意事項——必須定時定量，不能漏服，不能擅自停藥，剛開始的幾周可能會有一些藥物副作用，比如頭暈、惡心、皮疹等，要堅持過去，身體適應以后副作用會減輕或消失。

我拿著那盒藥回家，感覺自己像是拿到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通行證。從今天起，我要跟這些藥片打一輩子的交道了，一天都不能少。

第一天的藥是在晚飯后吃的。阿玲給我倒了一杯溫水，放在我面前。我盯著掌心里的幾片藥看了很久，白色、藍色、粉色，小小的幾片，在燈光下顯得很不起眼。但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就靠它們撐著了。

我仰頭把藥吞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阿玲看著我，眼神里有擔憂，有鼓勵，還有一種說不出的復雜情緒。

“苦嗎？”她問。

“不苦。”我笑了笑，“就是咽下去的那一下，感覺像是咽下了一個新的人生。”

當天晚上，藥物的副作用就來了。先是頭暈，整個人像是坐在一艘搖晃的船上，天花板在轉，墻壁在轉，閉上眼睛也覺得天旋地轉。然后是惡心，胃里翻江倒海，晚飯吃下去的東西一個勁兒地往上涌。

我趴在馬桶上吐了兩次，吐到最后胃里什么都沒有了，只剩下酸水。阿玲蹲在我旁邊，一只手拍著我的背，另一只手拿著毛巾，隨時準備給我擦嘴。

“要不要打電話問問林醫生？”她的聲音很著急。

“不用，林醫生說了，頭幾天會這樣，挺過去就好了。”我擺擺手，撐著馬桶站起來，腿軟得像踩在棉花上。

那天晚上我幾乎一夜沒睡。頭暈、惡心、身上發癢，還做了一個接一個的噩夢。夢里的內容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有一種巨大的恐懼感，像是掉進了一個無底的黑洞，拼命想抓住什么，卻什么也抓不住。

阿玲也沒睡好。她搬回了臥室的床上，但每隔一個小時就起來看看我，摸摸我的額頭，問我要不要喝水。凌晨三點多的時候，我迷迷糊糊地聽到她在廚房里熬粥，鍋碗碰撞的聲音輕輕的，怕吵到我。

第二天早上，她端了一碗白粥到床邊，粥熬得很爛，上面撒了一點點咸菜末。她說粥養胃，讓我多少吃一點。我靠著床頭坐起來，喝了兩口粥，胃里又是一陣翻騰，趕緊把碗放下了。

“再喝一口，就一口。”阿玲像哄小孩一樣哄著我。

我又勉強喝了一口，這次沒吐。阿玲高興得眼眶都紅了，好像我喝下那口粥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副作用達到了頂峰。我的體重又掉了五斤，本來就消瘦的身體更加單薄了。臉色蠟黃，眼圈發黑，嘴唇干裂起皮，走在路上估計人家都會覺得我得了什么大病。

但阿玲沒有表現出一點嫌棄。她每天變著花樣給我做吃的，粥、面條、餛飩，什么好消化做什么。我吃不下的時候，她就坐在旁邊，一勺一勺地喂我，比哄她外甥還耐心。

有一天晚上，我實在撐不住了，躺在床上眼淚就流了下來。不是委屈，是心疼。心疼阿玲，嫁給我這么一個男人，沒過上幾天好日子，現在還要天天伺候我吃藥喝粥，半夜起來看我吐沒吐。她圖什么？

阿玲聽到我的哭聲，打開燈坐起來，借著燈光看到我滿臉淚水。她沒有說話，只是把我拉過來，讓我的頭靠在她腿上，然后輕輕撫摸著我的頭發。她的手指從我的發間穿過，一下一下的，節奏緩慢而溫柔。

“別哭了，多大的事。”她說，聲音在黑夜里顯得格外輕柔，“你記不記得我前年做闌尾炎手術，在醫院里住了五天，你每天晚上都在醫院陪床，睡在走廊里的折疊床上，早晨起來腰都直不起來。那時候我就想，這個男人，我這輩子跟定他了。”

“那不一樣。”我悶聲說。

“有什么不一樣的。夫妻嘛，本來就是你照顧我、我照顧你，誰還沒個生病的時候。”阿玲的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說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沒再說話了，就那么躺在她的腿上，感受著她手指的溫度。窗外的天快亮了，隱約能聽到遠處公交車的報站聲和早起的鳥叫聲。這個城市在蘇醒，新的一天要開始了。

慢慢地，我的身體開始適應藥物了。第二周，頭暈的癥狀減輕了很多，惡心也只出現在服藥后的半個小時內，過了那個時間段就沒事了。第三周，皮疹消退了，胃口也開始恢復，臉上有了一點血色。

一個月后，除了偶爾的輕微頭暈，我已經基本感覺不到什么副作用了。上秤稱了一下，體重回升了三斤，雖然離生病前的水平還差得遠，但至少不再是往下掉了。

林醫生說這是個好跡象，說明我的身體在適應藥物，治療進入了穩定期。她給我開了一個月后的復診單，屆時查一下CD4和病毒載量，看看治療效果如何。

“保持現在這個狀態，按時吃藥，定期復查，你的生活質量不會受到太大影響的。”林醫生說。

走出疾控中心的時候，陽光很好，廣州的天空難得的藍，幾朵白云在天上慢悠悠地飄著。我深吸了一口氣，感覺肺里吸進了一大口陽光。

阿玲在門口等我。看到我出來，她走過來挽住我的胳膊，問：“醫生怎么說？”

“說恢復得不錯，讓繼續保持。”

“那就好。”阿玲笑了笑，那個笑容和陽光一樣明亮。

我們在路邊的小店里吃了午飯。阿玲點了一份白切雞飯，我點了一份叉燒飯，還加了一個荷包蛋。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痛痛快快地吃一頓飯了，叉燒的甜香、米飯的軟糯、荷包蛋的滑嫩，每一口都是人間美味。

“海生，接下來你有什么打算？”阿玲扒了一口飯，含糊不清地問。

我想了想，說：“先回泳館上班吧。老周那邊催了好幾次了，說暑期班馬上開始了，缺人手。”

“你身體行嗎？”

“沒問題。林醫生說了，適度運動對身體有好處，只要不過量就行。我當教練這么多年，知道怎么把握分寸。”

阿玲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那……你的病，要跟泳館那邊說嗎？”

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理論上說，艾滋病不屬于強制上報到工作單位的傳染病，感染者有權保護自己的隱私。但游泳教練這個職業特殊，天天在水里跟學員接觸，萬一有人知道了，會是什么后果，我不敢想。

“先不說吧。”我說，“只要我按規矩辦事，身上有傷口的時候不下水，就不存在傳染的風險。林醫生也是這么說的。”

阿玲想了想，說：“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吃完飯，我們坐公交車回家。車上有點擠，阿玲站在我旁邊，一只手扶著吊環，另一只手垂下來，碰了碰我的手。我反手握住她的手，她沖我笑了笑。

窗外的廣州街景在不斷后退，高樓大廈，騎樓老街，馬路上川流不息的車流和行人。這座城市還是一如既往地繁忙，沒有人注意到公交車上有一對夫妻，在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之后，正緊緊地握著手，試圖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

第七章 歸隊

休息了一個多月后，我重新回到了游泳館。

再站在泳池邊的時候，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池水還是那么清澈，加了氯氣的味道還是那么熟悉，瓷磚墻面反射著水面的波紋，一閃一閃的，像無數碎銀在晃動。這里的每一個角落我都無比熟悉，但此刻站在這兒，卻覺得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

我是我，又不是我了。

老周看到我回來，很是高興。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可算回來了，暑期班報名的人多得不得了，教練排班都排不過來了。我笑了笑說好，把我排上吧。

第一天帶課，學員是一群六七歲的小孩，剛學游泳不到兩周，還在克服對水的恐懼。有個小女孩叫貝貝，膽子特別小，抱著游泳圈站在池邊不肯下去，眼眶里含著淚，嘴唇直哆嗦。她媽媽在旁邊又是哄又是勸的，一點用沒有。

看到這個場景，我忽然想起了當年的阿玲，帶著她外甥來學游泳，那孩子也是這么膽小，也是這么站在池邊不肯下去。那時候我走過去，蹲下來，跟那孩子平視，慢慢哄他。現在我走過去，蹲在貝貝面前，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害怕嗎？”我問她。

貝貝點點頭，眼淚吧嗒掉下來一顆。

“教練小時候也怕水。”我說，“我第一次下水的時候，嚇得哇哇大哭，比你還丟臉呢。”

貝貝眨了眨眼睛，有點不相信：“真的嗎？”

“真的。但是你看，教練現在游得多好。所以啊，害怕是正常的，關鍵是要戰勝它。先試試把腳放進去，好不好？就放腳，別的什么地方都不放。”

貝貝猶豫了一下，終于點了點頭。我扶著她，讓她在池邊坐下來，把兩只小腳丫伸進水里。碰到水的那一刻她縮了一下，但很快就適應了，甚至還晃了晃腿，踢起一小片水花。

“好玩嗎？”我問。

“好玩。”貝貝破涕為笑。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久違的成就感。不管怎么樣，我還是一個能教小孩游泳的教練，這個身份沒有變，這份能力也沒有丟。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的工作逐漸回到了正軌。每天早上八點到泳館，換好裝備，帶上午班，中午休息一會兒，下午繼續帶下午班，晚上有時還要加班帶成人班。一天在水里泡七八個小時，累是真累，但充實也是真充實。

身體的狀況也一天天在好轉。除了每天固定時間吃藥，其他方面和生病前已經沒什么兩樣了。體力恢復得差不多了，帶著學員游幾個來回也不覺得吃力，臉上的氣色越來越好，同事看到我都說，休息了一個月果然有用，整個人看起來精神多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表面的平靜之下，藏著多少暗涌。

我比任何人都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每天洗澡的時候會仔細檢查身上有沒有新的淋巴結腫大，有沒有莫名的皮疹，有沒有口腔白斑。體溫計放在床頭柜上，早晚各量一次，數值稍有波動我就會緊張半天。

我嚴格避免讓自己受傷。以前帶訓練的時候，手腳磕碰是家常便飯，我從來不在乎，貼個創可貼就完事了。但現在不一樣，只要身上有一點破皮出血，我就立刻上岸處理，消毒、包扎，確保萬無一失才會重新下水。同事覺得我變得有些怪，但也沒人多想，只當是休息一個月后變得格外謹慎了。

我也不敢跟學員有過于親密的肢體接觸。以前教小孩的時候，孩子們撲過來抱我、抓我的手、掛在我身上，都是常有的事。現在我會下意識地保持距離，盡量用手勢和語言代替直接的身體接觸。孩子們感覺不到什么，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有一堵無形的墻把我和從前隔開了。

最難熬的，是每天吃藥的時候。藥片隨身帶著，裝在阿玲給我買的一個小藥盒里，到點了找個沒人的地方偷偷吞下去。我不敢在同事面前吃，怕他們問，怕他們看到藥片的包裝，怕任何可能暴露秘密的細節。那種偷偷摸摸的感覺，讓我覺得自己像是在做賊。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更衣室里吃藥的時候，同事阿輝突然推門進來。我嚇了一跳，手一抖，一顆藥片掉在了地上，滾進了長椅底下。阿輝看著我，又看看地上的藥片，隨口問了一句：“生病了？吃的什么藥？”

“哦，沒什么，就是有點胃不舒服，醫生開了點胃藥。”我蹲下去把藥片撿起來，吹了吹灰，裝進嘴里吞了下去，動作快得連自己都覺得不自然。

阿輝沒在意，換了衣服就出去了。我松了口氣，但心里的不安卻越來越重。躲得過初一，躲得過十五嗎？總有一天會有人發現的，到時候怎么辦？

這種擔心不是沒有來由的。就在我回歸泳館大約兩個月后，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帶一個成人學員糾正自由泳姿勢。這個學員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游得不錯，就是轉身動作不太標準。我在水里給他做示范，教他怎么蹬壁轉身。示范了兩次之后，他照著我的樣子做，結果轉身的時候用力過猛，腳底打滑，整個人的重心失控了，胳膊肘狠狠地砸在了泳池邊緣的瓷磚上。

我當時就在他身邊，本能地伸手去拽他，結果他慌亂之中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指甲深深嵌進我的皮肉里，劃出了三道血痕，血珠子一下子冒了出來。

我愣住了。學員看到我胳膊上的血，連忙道歉，說不好意思教練，我不是故意的。我說沒事沒事，然后趕緊爬上岸，以最快的速度沖向更衣室。

進了更衣室，我把水龍頭擰到最大，用水沖洗傷口，擠出血，再沖洗，再擠血，然后從包里拿出隨身帶的碘伏和棉簽，反復消毒了三遍，最后貼上了一塊大號的創可貼。

做完這一切，我才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不只是胳膊上的血止住了，我的后脊梁都是涼的。

那個學員是安全的嗎？我的血有沒有可能沾到水池里？雖然泳池水里有氯，病毒很快就滅活了，而且血液被大量池水稀釋后風險極低，但我還是忍不住地后怕。

這件事發生之后，我意識到自己在游泳教練這個崗位上已經沒法像從前那樣放松自然了。每一次下水，每一次靠近學員，都像是踩在一根緊繃的鋼絲上，如履薄冰。

那天晚上，我跟阿玲說了這件事。她聽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了一句：“要不，考慮換個工作吧。”

換工作。這兩個字像兩座大山壓在我心上。我從體校畢業就進了泳館，這十幾年來除了游泳教學，別的什么都不會干。三十六歲了，重新學一門手藝重新就業，談何容易。

可是阿玲說的也有道理。游泳教練這個職業，天天跟人親密接觸，難免磕磕碰碰，風險確實比一般職業高。況且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每次意外都像經歷一次生死考驗，長此以往，人不累垮才怪。

“我再想想吧。”我說。

那一夜，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到如果換工作能做什么，想到房貸怎么還，想到以后的生活怎么辦。阿玲翻了個身，迷迷糊糊地問了一句還沒睡啊，我說快了，她說別想太多快睡吧，然后又睡了過去。

我看著她睡著的樣子，心里涌上一陣酸楚。這個傻女人，自從我生病以來，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所有的苦都咽進肚子里，第二天起來還是笑呵呵地給我做早飯。我不能讓她失望，不能讓她跟著我吃苦。

可是，路在哪里呢？

第八章 風暴

紙終究包不住火。

事情敗露在那年秋天，起因是我媽的一次突然來訪。

那天是周六，阿玲加班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我媽從番禺坐公交車過來，也沒提前打招呼，說想我了就來看看。她手里拎著兩只家養的土雞，說是托村里人從鄉下帶來的，讓我燉湯補補身子。

“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樣子了。”我媽一進門就皺著眉頭打量我，語氣里滿是心疼，“天天泡在水里也不是個事，濕氣重，多吃點好的補一補。”

我接過土雞放進廚房，心里有些慌。客廳的茶幾上放著我的藥盒，還沒來得及收起來。我不動聲色地走過去，想把藥盒揣進兜里，但我媽眼尖，一下子看到了。

“那是什么藥？你生病了？”她問。

“沒什么，就是有點胃不舒服。”我用的是跟阿輝說的一模一樣的借口。

“胃不舒服吃那么多藥？我看看。”我媽伸手要拿藥盒。

我躲開了，把藥盒揣進兜里，說：“真沒什么事，媽你別操心。”

我媽看著我，目光變得銳利起來。她這個人年輕的時候在生產隊里當過婦女隊長，察言觀色的本事一流，我從小到大在她面前撒謊從來沒有成功過。

“海生，你老實跟我說，到底怎么回事？”

“真沒事——”

“你看著我說話。”我媽的聲音沉下來，帶著一種不容抗拒的威嚴。

我看著她，張了張嘴，卻怎么也說不出話來。那些提前準備好的說辭，在面對她的時候全部土崩瓦解。

我媽盯了我足足有十秒鐘，然后忽然說了一句讓我魂飛魄散的話：“你是不是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

我愣住了，不知道該說什么。

“你說話啊！”我媽的聲音變了調，帶著哭腔，“你是不是得了癌癥？還是什么別的病？”

“媽，不是癌癥。”我艱難地開口。

“那是什么？你告訴我是什么！”

我被她逼得無路可退，腦子一片空白，嘴巴像是有了自己的意志，不受控制地說出了那三個字：“是……艾滋病。”

話音落下的一瞬間，我看到我媽臉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全部褪去。她愣在原地，像一尊雕像，一動不動。然后她的身體晃了晃，往后倒去。

“媽！”我沖過去扶住她，把她攙到沙發上坐下。

我媽靠在沙發上，臉色煞白，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我嚇壞了，一邊拍著她的背一邊喊她，生怕她出事。過了好一會兒，她終于緩過氣來，然后放聲大哭。

“怎么會這樣！怎么會這樣啊！”她抓著我的胳膊，指甲掐進肉里，哭得撕心裂肺，“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你一個好好的人，怎么會得這種臟病！”

“媽，不是你想的那樣——”

“那是哪樣？啊？你說啊！你要是沒在外面亂搞，怎么會得這種病？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嗎？”我媽哭著罵道，“你爸走得早，我一個人把你拉扯大容易嗎？你倒好，搞出這種事情來，你讓我這張老臉往哪擱？”

我站在她面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解釋是蒼白的，辯解是無力的。在她的認知里，艾滋病這三個字就意味著不檢點的生活和道德的敗壞，這是幾十年來社會宣傳給她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不是我三言兩語能改變的。

我媽哭了很久，哭到最后嗓子都啞了，眼睛腫得像核桃。她坐在沙發上，看著我的眼神里滿是失望和痛心。

“阿玲知道嗎？”她忽然問。

“知道。”

“她沒有跟你離婚？”

我搖搖頭。

“阿玲是個好女人。”我媽說著，眼淚又掉下來，“你對不起人家啊，海生，你對不起人家。人家跟了你這么多年，沒享過什么福，現在還要跟著你丟人。”

“媽，我沒有對不起阿玲。”我終于忍不住了，聲音也大了起來，“我沒有在外面亂搞，我這輩子只有阿玲一個女人！我也不知道這病是從哪里來的！”

“那你說是怎么來的？艾滋病能自己長出來嗎？”

我深吸了一口氣，把這段時間調查感染途徑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我媽說了一遍——獻血、修腳、理發店刮臉，每一個可能性，每一次排查，醫生的分析和判斷。我說得很慢，盡可能讓她能聽懂。

我媽聽完了，沉默了很久。她到底信不信，我不知道。但她的哭聲小了，眼神里的憤怒慢慢被一種更復雜的情緒取代——那是心疼。

“那你現在……身體怎么樣？”她終于問出了這句話。

“在吃藥了，恢復得挺好。醫生說只要按時吃藥，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我媽點了點頭，沒有再說話。她站起身，走到廚房里，開始默默地收拾那兩只土雞，拔毛、開膛、清洗，動作熟練而麻木。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她佝僂的背影，心里像堵了一塊石頭。

那天晚上阿玲下班回來，看到我媽在廚房里忙活，愣了一下。我朝她使了個眼色，她大概猜到了什么，沒多問，放下包就去廚房幫忙。

晚飯吃的是土雞燉湯，湯很濃很鮮，但我媽幾乎沒怎么動筷子。整頓飯她都在給阿玲夾菜，嘴里說著“多吃點，你瘦了”，一遍一遍，反反復復。阿玲的碗里堆滿了菜，她低著頭努力地吃，眼睛卻不爭氣地紅了。

吃完飯，我媽要回去了。我和阿玲送她到公交車站，一路上三個人都沒怎么說話。車來的時候，我媽上了車，刷了老年卡，走到后排坐下。她從車窗里看著我們，嘴唇動了動，說了一句話，隔著車窗聽不見，但看口型，她說的是“好好的”。

車子開走了，尾燈在夜色中漸漸遠去。阿玲挽著我的胳膊往回走，夜風吹過來，有點涼。廣州的秋天來得晚，但畢竟還是來了。

我一直以為事情會到此為止，會慢慢地平息下來。但我低估了這件事的傳播速度，也低估了人性的復雜程度。

我媽回去之后，把我的事情告訴了我舅舅。她不是故意的，她是實在扛不住了，需要有個人說說話。舅舅是我媽唯一的弟弟，從小跟我媽感情很好，我媽覺得跟他說了能有個商量。

但我舅媽那個人，嘴巴是出了名的不牢靠。她從舅舅那里聽到了這件事，第二天就在村口的麻將桌上說了出去。麻將桌上是什么地方？是全村消息的集散中心，但凡上了那張桌子的消息，不出三天就能傳遍方圓十里。

消息傳得比我預想的還要快。

先是村里的微信群炸了鍋。雖然我不在群里，但阿玲在，因為村里一些紅白喜事的人情往來，她加了幾個親戚的微信。那天晚上，她的手機突然叮叮咚咚響個不停，打開一看，群里的人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著“陳海生得了艾滋病”這件事。

有人說，早就看出那小子不對勁，瘦成那樣肯定是吸毒的。有人說，游泳教練嘛，天天在更衣室里跟男人待在一起，誰知道是不是那種人。有人說，可憐了阿玲，嫁了這么一個男人，這輩子算是毀了。還有人說，以后他碰過的水都不能下了，誰知道會不會傳染。

阿玲把手機遞給我看的時候，手都在發抖。我一條一條地看著那些消息，每一條都像一把刀子割在我心上。有些人我認識，有些人我甚至都不太熟，但他們談論我的語氣，好像我是一個罪大惡極的犯人，一個骯臟卑劣的敗類。

最讓我難受的一條是：聽說他媽都氣病了，養了這么個兒子真是造孽。

那天晚上，我給我媽打了個電話。電話響了很久才接通，那頭的聲音很疲憊。我說媽你還好嗎，她說我沒事，你別操心我。我問她村里是不是在傳我的事，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是。我又問她是不是很難過，她又沉默了，然后說，難過有什么用，事情已經這樣了。

我媽說了一句讓我這輩子都忘不了的話。她說：“你是我生的，不管別人怎么說，你都是我的兒子。但你以后……少回來吧，省得聽那些閑話。”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渾身冰涼。

第九章 失守

消息不僅在村里傳開了，還以我意想不到的速度蔓延到了我的工作圈子。

起因是一個學員的家長，她的婆家恰好跟我在同一個村。她從婆婆那里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就炸了。第二天一早，她帶著好幾個家長堵在了游泳館的門口，要求館方給個說法。

“一個得了艾滋病的教練，天天在水里教小孩游泳，你們這是拿孩子的生命開玩笑！”那個家長站在門口，情緒激動地對著老周喊，身邊圍了一圈看熱鬧的人。

老周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搞得措手不及，連忙把人請進了辦公室。門關上了，但外面的人都能聽到里面的爭吵聲，一聲高過一聲。

我當時正在更衣室里換衣服準備帶上午班，阿輝慌慌張張地跑進來，說陳哥你趕緊去辦公室一趟，出大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披上外套就往辦公室走。

推開辦公室的門，里面坐了七八個人，有老周、副館長、兩個行政人員，還有就是那幾個學員家長。看到我進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那個知情的家長更是直接站了起來，指著我大聲說：“就是他！他有艾滋病還當游泳教練，這不是害人嗎？”

老周的臉色很難看。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個家長，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我站在那里，感覺自己像是被剝光了衣服站在聚光燈下，所有的尊嚴和體面在這一刻蕩然無存。

“陳教練，”老周終于開口了，聲音很沉重，“她們說的是真的嗎？”

辦公室里安靜得落針可聞。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我，等著我的回答。我感覺到自己的嘴唇在發抖，喉嚨里像是堵了什么東西，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但我知道，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回答。

“是真的。”我說，聲音不大，但在安靜到極點的辦公室里，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話音剛落，辦公室里炸了鍋。幾個家長同時站起來，聲音此起彼伏——“太可怕了”“怎么會有這種事”“我孩子都在這里學了一年了”“必須給我們做檢查”“報警，必須報警”。

老周舉起手示意大家安靜，轉頭看著我，眼神里有震驚，有失望，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你確診多久了？”他問。

“四個多月了。”

“四個多月？你瞞了我們四個多月？”老周的聲音突然拔高了，“陳海生，你知不知道你的情況必須報備？你是游泳教練，天天跟學員在水里待著，你有義務——”

“根據法律規定，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隱私受法律保護，我沒有義務向單位報告。”我打斷了他的話，聲音出奇地平靜，“而且艾滋病不會通過泳池水傳播，也不會通過日常接觸傳播，這是基本的醫學常識。”

“你說的倒是好聽！什么叫不會傳播？萬一呢？萬一有個磕磕碰碰出了血呢？你敢拿我孩子的命來賭這個萬一嗎？”那個知情的家長幾乎是在咆哮。

“我帶訓練的時候一直非常注意，只要有傷——”

“夠了！”老周一拍桌子站起來，打斷了我，“陳海生，你現在先回去，這件事館里會研究處理。今天的課讓阿輝幫你代。”

我站在原地，看著滿屋子的人，他們的眼神里有憤怒、有恐懼、有鄙夷、有同情，交織在一起，像一張網把我牢牢困住。我沒有再說什么，轉身走出了辦公室。

走廊里，幾個同事站在遠處看著我，目光復雜。我剛才在辦公室里說的話他們都聽見了，此刻他們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個陌生人，一個危險的、可怕的東西。

阿輝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欲言又止。他是泳館里跟我關系最近的同事，以前我們經常一起吃飯、一起打球、一起吐槽館里的各種不合理制度。但現在，他拍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似乎也帶了一絲猶豫和不安。

“陳哥，你……先回去休息吧，這邊的事我幫你頂著。”他說。

我點了點頭，走進了更衣室。更衣室里空無一人，消毒水的味道比往常更加刺鼻。我打開自己的儲物柜，看著里面整整齊齊的泳衣、泳鏡、泳帽、拖鞋，還有阿玲給我準備的那個小藥盒。

我在更衣室的長椅上坐了很久，腦子里亂糟糟的。我想起了這十二年來在這間泳館的點點滴滴——第一個學會蛙泳的孩子、第一次得到家長的錦旗、第一次被評為優秀教練……那些曾經讓我驕傲的回憶，此刻全都蒙上了一層灰色。

儲物柜的門上貼著一張照片，是我和阿玲的合影。那是兩年前泳館年會的時候拍的，我穿著教練服，她穿著一件紅色的連衣裙，兩個人對著鏡頭笑得很燦爛。我把照片揭下來，放進了口袋里。

走出泳館的時候，外面陽光刺眼。門口那幾個家長還沒走，看到我出來，下意識地往后退了一步，像是怕我碰到她們一樣。那個退后的動作并不大，但刺痛了我。

我沒有看她們，低著頭匆匆走過了。

回到家，阿玲正在陽臺上澆花，看到我這個時候回來很意外。我什么也沒說，換了鞋走進客廳，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整個人像被抽去了骨頭。

阿玲放下噴壺走過來，在我旁邊坐下。她沒有問怎么了，只是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上有水，涼涼的。

“泳館那邊知道了。”我說。

阿玲的手微微一緊。

“幾個學員家長堵在門口，要求給個說法。老周讓我先回來，說館里會研究處理。”

“研究處理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搖搖頭，“大概，是讓我走吧。”

阿玲沉默了。客廳里的光線從窗戶照進來，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綠蘿的藤蔓在微風中輕輕搖曳，這個我們經營了五年的小家，此刻顯得格外安靜。

“海生，”阿玲忽然開口，聲音很平靜，“不管泳館那邊怎么決定，日子總還要過下去。大不了換一份工作，大不了換個地方住。我跟你走。”

“你別說了。”我打斷她，鼻子酸得要命，“你越是這樣，我越覺得對不起你。”

“你對不起我什么？是你愿意得這個病嗎？是你去做了什么對不起我的事嗎？”阿玲看著我，眼睛很亮，“既然都不是，你有什么對不起我的？夫妻過日子本來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要是過得好好的時候跟我享福，一出了事就想把我推開，那才叫對不起我。”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是在陳述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但喉嚨里像堵了一團棉花，什么都說不出來。

“我去給你下碗面。”阿玲站起來，往廚房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冰箱里還有媽帶來的土雞，我給你燉上。”

我坐在沙發上，聽著廚房里傳來的水聲、切菜聲、煤氣灶點火的聲音，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聲音，此刻卻顯得格外珍貴。窗外是廣州秋日午后的陽光，樓下有個收廢品的在吆喝，聲音沙啞而悠長。這座城市和我的人生一樣，表面平靜如水，底下暗流洶涌。

傍晚的時候，老周打來了電話。他的聲音聽不出什么情緒，只是讓我明天去一趟泳館，說館領導想跟我談談。

“老周，”我說，“你給我透個底，是什么結果？”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老周嘆了口氣：“海生，我也沒辦法。家長們鬧得太兇，館里扛不住壓力。你……做好心理準備吧。”

“我知道了。謝謝你，老周。”

掛了電話，我看著手機屏幕漸漸暗下去，心里反而有一種奇異的平靜。這些天我一直在擔心這一天，擔心事情暴露以后會怎樣，現在它終于來了，那種懸而未決的焦慮反而消失了。

暴風雨來了，那就淋著吧。

第十章 離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游泳館。

廣州的秋天終于有了一點涼意，路邊的紫荊花開了，淺紫色的花朵在枝頭搖曳。我騎著那輛騎了好幾年的電動車，穿過熟悉的街道，拐進游泳館的停車場。這門、這路、這停車場，我來來回回走了十二年，閉著眼睛都不會走錯。但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館里的行政人員小劉看到我來，表情有些不自然，低著頭說了句“陳教練早”，就匆匆走開了。走廊里遇到兩個同事，他們沖我點了點頭，笑容僵硬，腳步沒有停留。

老周在辦公室門口等我，旁邊站著一個我沒見過的中年男人，穿著白襯衫，戴著金絲邊眼鏡，看起來像是館里請的律師或者上級派來的人。

“海生，這位是區體育局的王科長。”老周介紹道，“今天由他來跟你談。”

王科長跟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干燥而有力，公事公辦的節奏。我們三人在辦公室里坐下來，氣氛壓抑得像暴風雨前的天空。

“陳海生同志，”王科長開門見山，“你的情況我們已經了解了。首先，對你個人的遭遇，我們表示同情和理解。艾滋病現在已經可以治療控制了，希望你保重身體。”

我點了點頭，等著那個“但是”。

果然，王科長話鋒一轉：“但是你也知道，游泳教練這個職業比較特殊，天天跟學員特別是未成年學員有密切接觸。雖然醫學上認為日常接觸和泳池水不會傳播艾滋病毒，但社會輿論和家長的情緒我們必須考慮。這兩天我們接到了大量家長的投訴電話，有十幾個學員已經辦了退課。”

“所以呢？”我問。

“所以，經過研究，館里決定跟你解除勞動合同。”王科長說著，推過來一份文件，“這是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館方會按照勞動法的規定給你相應的經濟補償。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主動辭職，這樣在手續上更簡單一些，補償方面館里也不會虧待你。”

我看著那份協議，上面的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解除勞動合同的原因寫的是“因個人健康原因無法繼續勝任游泳教練工作”，措辭很委婉，沒有提那三個字，但意思已經足夠明確。

十二年。我在這間游泳館里干了十二年，送走了多少批學員，拿過多少次優秀教練，墻上掛的錦旗里有一半是我帶出來的學員送的。十二年來我沒有請過一次長假，沒有出過一次教學事故，沒有收到過一次家長投訴。但這些都沒用，在“艾滋病”這三個字面前，所有的成績、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忠誠，全都不值一提。

“補償金是多少？”我拿起協議，掃了一眼上面的數字。六個月的工資，加上我未休的年假折算，總共不到四萬塊錢。

四萬塊錢，買斷了我十二年的職業生涯。

老周坐在一旁，從頭到尾沒怎么說話。他的臉色很難看，眼睛一直盯著桌面，不敢跟我對視。我知道他為難，這件事他不是決策者，他也有他的壓力和無奈。

“我簽。”我說，拿起桌上的簽字筆，在協議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筆尖劃過紙面的聲音很輕，但落筆的一瞬間，我感覺自己身體里的某根弦斷了。十二年的游泳教練生涯，在這一刻畫上了句號。我原以為自己會憤怒、會抗爭、會據理力爭，但真正到了這一刻，我只覺得累，從骨子里透出來的疲憊。

王科長收起協議，站起來跟我握手：“陳海生同志，感謝你這些年對游泳館的貢獻，祝你早日康復。”

我沒有握他的手。他愣了一下，訕訕地收回了手，轉身走了。

辦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老周。

“海生——”老周艱難地開口。

“老周，不用說了。”我打斷他，“我知道你盡了力了，這事不怨你。”

“以后……有什么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站起來，朝門口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對了，我儲物柜里的東西，回頭讓阿輝幫我收拾一下，我改天來拿。”

“好。”老周的聲音有些發哽。

走出辦公室，我沿著走廊往更衣室走。路過泳池的時候，我停下了腳步。偌大的泳池空蕩蕩的，水面平靜得像一面鏡子，倒映著天花板的燈光。這個時間沒有訓練安排，池邊連個人影都沒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飄過來，熟悉得讓人想哭。

我在這池水里泡了十二年。這池水見證了我從毛頭小伙變成中年大叔，見證了我帶出第一批學員、拿到第一面錦旗、度過第一個本命年。我原以為我會在這里干到退休，然后領著一筆退休金，偶爾回來轉轉，跟年輕人吹吹牛，說當年我帶過多少多少學員。可現在，這些都成了泡影。

我從口袋里掏出泳館的門禁卡和教練證，放在泳池邊的長椅上。卡面的照片還是我五年前拍的，那時候比現在胖，也比現在年輕，對著鏡頭笑得很自信。誰能想到，五年后的今天，我會以這種方式離開。

走出游泳館大門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這棟建筑的一磚一瓦我都太熟悉了，門口那棵大榕樹是我進館那年栽下的，如今已經枝繁葉茂，遮出了好大一片陰涼。十二年的時間，足夠一棵樹從樹苗長成參天大樹，也足夠一個人從青年走到中年。

阿輝從后面追了出來，手里拎著一個袋子，里面裝著我儲物柜里的東西。“陳哥，我給你收拾好了。”

我接過袋子，看了看里面，泳衣、泳鏡、毛巾、拖鞋，還有阿玲給我買的那個小藥盒，都在。

“謝了，阿輝。”

“陳哥……”阿輝猶豫了一下，撓了撓頭，似乎有什么話想說又不太敢說。

“有什么話就說吧，我都這樣了，還有什么不能聽的。”

“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這病又不會通過正常工作接觸傳播，是那些家長太敏感了。但館里怕麻煩，怕影響招生，所以才……”阿輝說著，聲音低了下去，“我覺得這不公平。”

“公不公平的，現在說這些也沒用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你游得不錯，帶學員也用心，以后有機會考個高級教練證，待遇能好不少。”

“陳哥，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幫忙的，給我打電話。”阿輝認真地說。

“好。”

我騎上電動車，把袋子放在腳踏板上，發動了車子。風吹在臉上，有點涼，我這才發現自己不知道什么時候流了眼淚。我沒有擦，就讓它那么流著，反正路上也沒有人認識我。

回到家的時候，阿玲正在打電話，看到我回來，匆匆說了句“回頭再說”就掛了。她的表情有些緊張，像是有什么事瞞著我。

“怎么了？”我問。

阿玲猶豫了一下，說：“我們公司……也知道了。”

我的心一沉：“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誰說的，可能是哪個同事的親戚跟你一個村的，反正消息傳到我單位了。”阿玲咬著嘴唇，“今天人事找我談話了，說雖然沒有辭退我的理由，但……暗示我主動辭職比較好。”

“他們憑什么？”我的火氣一下子竄了上來，“我得病關你什么事？你又沒有艾滋病，他們憑什么讓你辭職？”

“他們沒有明說，就是談話的時候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話，什么‘公司形象’‘同事顧慮’之類的。”阿玲的聲音很低，“我聽了心里很不舒服，就請了幾天假，先回來看你。”

我一拳砸在墻上。墻壁發出一聲悶響，手背的骨節生疼。我從來沒有這么憤怒過，憤怒到渾身發抖。我丟了工作，我認了，因為我確實有病，站在那個崗位上確實不合適。但阿玲做錯了什么？她健健康康的一個人，工作認真負責，憑什么因為老公得了病就要被排擠？

“別生氣了。”阿玲走過來，把我砸墻的那只手握在手里，輕輕地揉著，“你手上本來就有傷。”

“阿玲，我們走吧。”我忽然說。

“走？去哪里？”

“離開廣州。”我說，這個念頭冒出來的一瞬間，我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重新開始。我重新找一份工作，你也重新找一份工作，就我們兩個人，不用管別人怎么看怎么說。”

阿玲看著我，眼神里有驚訝，有猶豫，但慢慢地，驚訝和猶豫都化成了堅定。

“好。”她說，就一個字。

那天晚上，我們開始做離開的打算。阿玲查了網上的招聘信息，說周邊的中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一些，可以優先考慮。我算了一下手頭的積蓄，加上泳館的補償金，總共大概有十二三萬，夠我們在一個新城市安頓下來撐一段時間的。

“去江門吧。”阿玲說，“我有個大學同學在那邊，說城市不大不小，生活節奏慢，房價也不高。”

“好，就江門。”

決定了以后，我心里反而輕松了。這座城市承載了太多的記憶和痛苦，離開也許是最好的選擇。阿玲說得對，換個地方重新開始，日子總還能過下去。

唯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我媽。

第十一章 告別

離開廣州之前，我回了一趟番禺老家。

十一月了，廣州終于有了一點秋天的樣子，路邊的樹葉開始變黃，早晚的風也帶了些涼意。我坐著公交車，穿過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和甘蔗地，回到了那個生我養我的村子。

村子還是老樣子，幾棵大榕樹，一口老井，祠堂門口的石頭被磨得光滑發亮。跟我記憶中不一樣的，是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村口小賣部的老板娘，以前見到我總是熱情地打招呼喊“海生回來了”，今天看到我，嘴巴張了張，頭一低，裝作沒看見。

我沒有在意，徑直朝家里走去。

我媽的家在村子最里頭，是一棟兩層的小樓，我父親在世的時候蓋的，算起來也有二十年了。外墻的馬賽克掉了好幾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院子里的龍眼樹倒是長得很好，枝頭掛滿了果子，金燦燦的一片。

推開院門，我媽正坐在院子里擇菜，看到我進來，手里的菜掉了一地。

“你怎么回來了？”她站起來，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驚喜還是驚嚇。

“回來看看你。”我在她對面坐下來，幫她撿起掉在地上的菜。

“村里那些人……”我媽欲言又止。

“我知道，都過去了。”我說。

我媽看著我，嘴唇動了動，眼圈就紅了。她低下頭繼續擇菜，手指有些發抖，好幾根豆角的筋都沒擇干凈。

“媽，我要走了。”我說。

“走？去哪里？”

“去江門，跟阿玲一起。”

“去江門做什么？你在廣州好好的——”

“媽，”我打斷她，“泳館那邊，已經讓我辭職了。”

我媽愣住了，手里剛擇好的一根豆角啪地掉在地上。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說：“他們怎么能這樣？你在那里干了十幾年——”

“阿玲在單位也受了排擠，有人把消息傳到她公司去了。”

我媽張了張嘴，什么也說不出來了。她的眼圈紅透了，眼淚在里面轉啊轉，終究沒有掉下來。她咬了咬嘴唇，硬生生把眼淚憋了回去。

“也好，也好。”她喃喃地說，“換個地方，沒人知道，日子能好過一些。”

那天中午，我媽給我做了一桌子菜，全都是我小時候愛吃的——梅菜扣肉、釀豆腐、清蒸鱸魚、蒜蓉炒菜心，擺了一桌子。她嘴上沒說什么，但我知道，這是她給我餞行。

吃飯的時候，我媽不停地給我夾菜，碗里堆得冒尖了還在夾。她的筷子夾起一塊扣肉放到我碗里，又夾起一塊魚肉放進去，動作又快又急，像是怕我吃不夠似的。

“媽，夠了夠了，我吃不了這么多。”我說。

“多吃點，到了江門誰給你做這些。”她的聲音有些哽。

我低下頭扒飯，不敢讓她看到我的眼睛。飯桌上安靜得只剩碗筷碰撞的聲音，院子里的母雞咯咯叫了兩聲，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對面墻上我父親的黑白照片上。他在相框里微笑著，還是我記憶中那個模樣。

吃完飯，我媽從衣柜里拿出一個布包，打開來，里面是一沓錢，有零有整。

“這是八千塊，給你拿著。”她把布包塞到我手里。

“媽，我不能要你的錢——”

“拿著！”她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你是我兒子，我的錢不給你給誰？你爸走得早，這些年我一個人也花不了什么錢，攢了一點。你到了江門處處都要用錢，租房子、買家具、吃飯，哪樣不要錢？”

我握著那個布包，感受到里面那些鈔票的溫度和重量。這些錢不知道是我媽攢了多久的，她一個人在家，一個月退休金就那么點，平時省吃儉用，連件新衣服都舍不得買。

“媽，等我在江門安頓好了，接你過去住。”我說。

“我不去。”她搖搖頭，“我在這個村子住了一輩子，習慣了。你顧好自己就行，不用管我。”

“可是——”

“沒有可是。”她打斷我，“海生，你聽我說。媽老了，幫不上你什么忙，但也不能拖累你。你到了江門好好過日子，跟阿玲好好過，她是個好女人，別虧待了人家。至于媽的，你不用操心，村里還有你舅舅他們，有什么事會照應的。”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平靜，但我知道她心里翻涌著什么。她唯一的兒子要遠走他鄉了，她把所有的積蓄拿了出來，嘴里說著“不用管我”，心里卻在滴血。

“媽。”我忽然跪下來，跪在她面前，額頭抵在地板上。

“你干什么？快起來！”我媽慌了，連忙來拉我。

“媽，兒子不孝。”我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眼淚啪嗒啪嗒地滴在地上，“讓你在村里抬不起頭，讓你跟著我丟人，讓你這么大年紀了還要為我操心……”

“說什么傻話！”我媽用力把我拽起來，她的眼眶也紅了，但硬是忍著沒讓眼淚掉下來，“你是我兒子，這輩子都是我兒子。別人說什么我不管，我只要你好好的。你活著，好好地活著，就是對媽最大的孝順，你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我說。

我媽看著我，伸手幫我把臉上的眼淚擦了，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紙，指腹全是老繭，但動作無比溫柔。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讓她幫我擦過眼淚了，記憶中上一次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我在學校摔破了膝蓋，哭著回家，她也是這樣幫我擦眼淚的。

臨走的時候，我媽又塞給我一個塑料袋，里面是兩罐她自己腌的咸菜。“阿玲愛吃這個，帶過去給她。”

我拎著咸菜和那個裝著八千塊錢的布包，站在院門口，看著我媽。她個子不高，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衣，頭發白了一大半，在午后的陽光里顯得有些憔悴。

“走吧，別耽誤了車。”她朝我擺擺手。

“媽，你保重身體。”

“知道了，你也是。”

我轉身走了，走出十幾步，回過頭來看，她還站在院門口，一只手扶著門框，看著我。再走遠一些，再回頭，她還是站在那里，只是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身影，在秋天的風里顯得格外孤單。

那是我這輩子最心酸的一個畫面。

從番禺回到廣州的家里，阿玲已經把東西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們沒有多少家當，幾箱衣服，一些日常用品，一臺電視機，一臺洗衣機，全部裝起來也就半個面包車的量。那些帶不走的家具電器，能賣的就賣給了樓下的二手店，賣不掉的送給了鄰居。

搬家的那天是十一月底的一個周末。早上起來，天空飄著毛毛細雨，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雨幕中。我們租的面包車停在樓下，司機師傅幫我們把箱子一箱一箱地搬上車。

我最后看了一眼這間住了五年的房子。空蕩蕩的客廳，墻面留下了掛電視機的印子，陽臺上的花花草草已經被阿玲送了人，只剩下一個空花盆，里面還殘留著一點泥土。墻角的綠蘿倒是還在，藤蔓拖在地上，有些打蔫了。

“走了。”阿玲拉了拉我的袖子。

我關上門，把鑰匙放在了門墊下面。房東說下周來收房，鑰匙放在老地方就行。

面包車發動了，載著我們五年的生活記憶，駛出了小區。雨刷在擋風玻璃上有節奏地擺動著，把雨水刮掉，新的雨水又落下來。我透過車窗看著漸行漸遠的廣州，那些熟悉的街道、騎樓、榕樹，全都蒙上了一層雨霧，像是水墨畫里暈開的墨跡。

阿玲坐在副駕駛座上，一直沒說話，手卻悄悄地伸過來，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比我的暖多了。

車開出廣州市區，雨漸漸小了。上了高速以后，天邊竟然亮了一角，露出一點淡淡的藍天。收音機里放著一首老歌，粵語的，司機跟著哼了兩句，聲音不大好聽，但很自在。

“江門，我以前去過一次。”司機忽然開口，“那邊生活節奏慢，東西也好吃，古井燒鵝，恩平瀨粉，都不錯。”

“是嗎？那到了得嘗嘗。”我說。

“你們去那邊是工作調動？”

“算是吧。”阿玲搶在我前面說，“換個環境。”

“換個環境好啊，人挪活樹挪死嘛。”司機笑了笑，不再多問，專心開他的車。

高速公路兩邊的風景在不斷變化，廣州的高樓大廈漸漸被拋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農田和水塘。遠處的山巒在薄霧中若隱若現，南方的冬天就是這樣，綠還是綠的，只是綠得沒那么濃烈。

我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流逝的風景，心里想著，人這一輩子，說到底不過是不斷告別罷了。告別故鄉，告別親人，告別曾經的生活方式，告別那些以為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每一次告別都是一次剝落，剝掉了殼，露出里面更柔軟也更脆弱的部分。

但生活總要繼續。就像這輛面包車，不管載的是歡笑還是眼淚，只要還有油，就得往前走。

阿玲靠在我肩上，閉著眼睛，呼吸均勻。她睡著的樣子很安靜，眉頭舒展，嘴唇微微抿著，像是在做一個不好不壞的夢。

面包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載著我們這兩個被生活逼到墻角的人，奔向一個未知的未來。

第十二章 新生

江門比廣州小得多，也安靜得多。

我們租的房子在老城區一棟舊居民樓的四樓，兩室一廳，六十幾個平方，一個月八百塊。房子有點老舊，墻皮有些地方翹起來了，廚房的瓷磚裂了兩塊，但采光很好，朝南的窗戶望出去能看到一條河，河邊種了一排紫荊樹，開花的時候應該很漂亮。

搬進來的頭幾天，我們忙著收拾打掃，買生活用品，安裝簡易家具。阿玲把她從廣州帶來的那盆綠蘿放在了窗臺上，算是給這個新家添了第一抹綠色。

收拾妥當的那天晚上，我們兩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客廳里，吃外賣的叉燒飯。窗戶開著，夜風吹進來，帶著河水的氣息。遠處有人在放粵劇，咿咿呀呀的，聽不太真切。

“像不像我們剛結婚那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