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完全可以拿克里斯托弗·諾蘭來對表。每隔三年,暑假,準時掏出一部新片。這個節奏穩得像個節拍器,從2014年的《星際穿越》開始就沒斷過——那還是他為數不多在秋季上映的作品,再往前,他的發片間隔甚至只有兩年。
什么事都拖不慢他,也催不快他。不管他打算干什么:呈現一個黑洞、調度一場戰爭、逆轉時間、模擬原子彈爆炸,還是把一部三千年前的史詩長詩變得有血有肉——比如這周末上映的《奧德賽》,他都能踩在三年這道線上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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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框外發生的變故,同樣拿這個節拍器沒辦法。2020年代初,全球疫情撞上了他跟老東家華納兄弟的一場原則性分手。那家他待了近二十年的片廠,開始把電影同步扔上流媒體平臺,諾蘭轉頭就走了。雖然他自己的《信條》當時并沒有被這么對待,但他還是選擇不陪跑。那又如何?三年后,一部新的諾蘭電影照常出現在影院里。你可以掐著日子等。
這套創作系統里,有一個被嚴重低估的穩定器:他的妻子艾瑪·托馬斯。從1998年到現在,諾蘭的13部長片全由她擔任制片人,兩人1997年結的婚。他們共同運營著自家的制片公司Syncopy,諾蘭窩在里面想好下一個項目、寫完劇本,然后兩個人拉隊伍出去拍、剪好、上映。上一部殺青,下一部啟動。這種從創意到交付的完整閉環,換哪個創作者看了不眼紅。
穩定、自主、紀律性拉滿——在任何需要構思和交付大型項目的人眼里,這都是頂級奢侈品。這份奢侈固然是天大的特權,但諾蘭是自己掙來的。說他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電影人,基本沒有爭議。他拍的蝙蝠俠電影從根本上改寫了流行文化,他的視聽風格定義了現代大片奇觀,同時又堅決抵制數字化無節制的吞噬。他對IMAX格式的擁抱、把觀影體驗變成“事件”的操作,客觀上把岌岌可危的電影院線從滅絕邊緣往回拽了一把。
這個控制狂、細節控,連自己的職業生涯攀升都是精心編排的,踩在蝙蝠俠肩上那一步也不例外。當年他接到執導《特洛伊》的邀約,覺得自己還欠火候,拒絕了,轉頭選了黑暗騎士。現在他已經不需要蝙蝠俠了。諾蘭本身就是IP,他自己就是那顆最大的明星。哪怕《奧德賽》的卡司表里塞滿了你能想到的每一個名人——真的,所有名人——觀眾還是沖著“諾蘭”兩個字掏錢。能在大眾票房層面做到這一點的導演,數來數去就那么幾個: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巔峰期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名單差不多就到頭了。
我承認,我是他的仰慕者,但不算粉絲。我對諾蘭的影像營造能力只有服氣,但有些角色和情節設計,要么讓我覺得冷,要么已經滑向自我模仿的邊緣,有點繃不住。不過,不管你對他作品怎么看,你都沒法不佩服他搭建起來的東西。而我覺得,這套“三年一出”的節律,分量比很多人想的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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