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難民到總統座上賓：鮑里斯憑忠誠上位，海湖莊園硬剛馬斯克

據《西班牙人報》7月19日報道，鮑里斯·埃普斯坦幾乎不需要踏進法庭，就能決定唐納德·特朗普如何應戰。這個負責協調特朗普法律防線的人，幾乎從不署名，幾乎從不公開出庭，也幾乎從不在策略失敗時承擔后果。

他的權力并不來自出色的法律職業履歷，而是來自一種總統極為看重的特質：忠誠。當其他律師勸特朗普收手時，他總能找到繼續推進的辦法。

特朗普半開玩笑地稱埃普斯坦是自己的“精神科醫生”。兩人通話極為頻繁，以至于他已成為橢圓形辦公室里的常客，有時甚至會坐在會議中，其他與會者卻并不清楚他為何在場。

他的“治療方式”是傾聽總統的不滿，認同他的憤怒，再把這些沖動轉化為策略。特朗普找他，不是為了聽“你錯了”，而是為了聽“你還有機會贏”。

他的影響力也體現在案卷之外。埃普斯坦擔任特朗普媒體公司的董事長，這家公司擁有“真實社交”平臺。他還陪同總統出席一些與法庭毫不相關的場合，比如NBA總決賽。他穿定制西裝，開賓利，常在華盛頓一家知名牛排館與人會面。

這種生活方式甚至在特朗普圈內引發了對其財富來源的猜測，不過他的朋友稱，他過去10年一直過著同樣的生活。他的故事起點離今天的權力中心很遠。埃普斯坦1982年出生于莫斯科，11歲時隨身為猶太難民的家人來到美國。他在喬治敦大學學習法律，曾短暫從事金融工作，后來發現自己真正的才能不在法庭，而在鏡頭前。

2016年競選期間，他成為特朗普在電視上最激進的辯護者之一，幾乎愿意為任何爭議現場辯護。與他在演播室共事過的人形容他性格粗糲、居高臨下，這種作風在鏡頭外也一樣明顯。特朗普看到的則是另一面：一個從不后退的人。

埃普斯坦早在大學時期就認識了特朗普的兒子埃里克·特朗普。但他真正進入特朗普家族核心圈子，是在候選人特朗普看到他在電視上為自己辯護之后。

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埃普斯坦擔任的只是一個較低級別職位，很快便離開政府。他真正的機會出現在2020年大選之后。國會山事件發生后，許多共和黨人與特朗普拉開距離，而他仍留在特朗普身邊，并參與了阻止認證喬·拜登勝選結果的策略。

他卷入“虛假選舉人”事件——一些人自稱是拜登已獲勝州的合法選舉人——因此在亞利桑那州被控共謀、欺詐和偽造。埃普斯坦對此表示不認罪。

由于最初起訴書未考慮到相關選舉法規，存在缺陷，該案后來被發回大陪審團重新處理。但對埃普斯坦的職業生涯而言，關鍵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當特朗普陷入孤立時，他沒有離開。這種在失敗時仍然保持忠誠的表現，為他換來了任何大型律師事務所都買不到的東西——直接接觸那個后來重新贏得總統職位的人。

從那以后，他不再只是協調特朗普的法律防務。他開始篩選哪些人可以為特朗普工作，影響與司法部有關的人事任命，并決定哪些律師能夠接近總統。他的權力與其說來自法律知識，不如說來自對“客戶”的控制，以及決定什么策略能傳到特朗普耳邊。

這種影響力甚至讓他與特朗普的其他寵臣發生沖突。埃隆·馬斯克就曾質疑他介入一些任命事務，包括馬特·蓋茨出任司法部負責人的安排。

據多名目擊者稱，緊張關系最終在海湖莊園的一次晚宴上演變成激烈爭吵。馬斯克指責他向媒體泄露決定，埃普斯坦則回應稱自己不知道對方在說什么。世界首富剛進入這個圈子，而埃普斯坦已在其中生存了近10年。

即便是一項內部調查，也沒能把他排除在外。在特朗普籌備重返白宮的幾個月里，律師戴維·沃靈頓曾調查埃普斯坦是否試圖利用自己接近總統的機會牟利。

根據沃靈頓的報告，埃普斯坦曾向未來的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索要40000美元服務費，以及一筆對某籃球聯賽的1000萬美元投資；他還曾向一名承包商要求每月再支付100000美元。

埃普斯坦否認這些指控，稱其虛假且構成誹謗。沃靈頓建議讓他遠離特朗普，但總統沒有采納。他的公司仍繼續從資助競選活動的政治委員會每月收取50000美元，埃普斯坦本人也依然留在特朗普身邊。他已經挺過刑事指控、內部調查，以及與總統身邊一些最有權勢人物的沖突。

在一個幾乎所有人最終都會被驅逐或變成敵人的圈子里，他仍在持續提供一種幾乎從不讓特朗普失望的東西：點頭。

但埃普斯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靠贏官司或親自出庭建立權力。公開記錄顯示，自2009年以來，他沒有正式參與過任何聯邦訴訟。他的工作，是決定采取什么策略，并找到愿意簽字的律師。

這些人包括邁阿密訴訟律師亞歷杭德羅·布里托，以及丹尼爾·愛潑斯坦。特朗普圈內人士稱，后者是一名愿意為別人不愿碰的論點辯護的法律人。

這些攻勢中，很多都以失敗告終。法院駁回了針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訴訟，否決了針對《紐約時報》另一項訴訟的最初版本，也推翻了阻止加利福尼亞州選區重劃的一次嘗試。

但拿到有利判決并不總是唯一目的。提起訴訟可以讓特朗普公開攻擊對手，迫使對方花錢應訴，并把政治斗爭延長到法庭之中。

有時，這種施壓確實奏效。美國廣播公司支付了1500萬美元以結束一場訴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母公司派拉蒙支付了1600萬美元；優兔則因在國會山事件后暫停特朗普賬號而支付2450萬美元，其中2200萬美元被用于白宮新的宴會廳。

特朗普重返權力中心后，這類訴訟有了不同的分量。它們不再只是出自一名普通公民，而是出自一位總統——他領導的政府監管機構掌握合同審批、審查企業并購，并能作出足以影響被告企業的決定。埃普斯坦的團隊把這種模糊地帶變成了自己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這一策略在美國近年最離奇的司法事件之一中達到頂點。特朗普對美國國稅局——也就是美國稅務機關——以及財政部提起100億美元訴訟，而這兩個機構都屬于他自己領導的政府。

這項訴訟最終促成了一份協議，內容包括保護特朗普、他的子女以及其企業免受未來稅務審查。協議還設立了一筆17.76億美元的公共資金，用于賠償所謂司法“被工具化”的受害者，其中包括總統盟友以及因國會山事件而被起訴的人。

從紙面上看，這是總統在起訴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中，坐在談判桌兩邊的人都來自他的同一圈子。政治壓力迫使這筆基金被撤回。本周，聯邦法官凱瑟琳·威廉斯又阻止該協議條款在未來程序中被使用。她認定，這起訴訟的提出目的并不正當，而這場訴訟實際上為特朗普及其盟友獲取利益提供了司法掩護。

威廉斯已將布里托一案移交佛羅里達州律師協會，以評估是否應作出紀律處分；她還把裁定送交相關專業機構，而這些機構目前已在對布蘭奇和伍德沃德展開程序。此外，她還禁止丹尼爾·愛潑斯坦在佛羅里達南區聯邦法院以外部律師身份執業一年。埃普斯坦再次置身事外。他沒有在訴狀或協議上簽字，盡管他參與了促成這一切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