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的“柳河之役”，明軍輸的一點也不冤

天啟五年八月，明軍襲取耀州未果并敗于柳河。雖然戰損不算大，但對明廷的影響卻不亞于廣寧之役。不僅督師孫承宗、巡撫喻安性、總兵馬世龍相繼受累離職，明廷對遼事的態度也發生逆轉，撤防回守榆關之聲再度響徹朝堂。

此戰發生前，關寧錦防線已構筑近四年時間。朝廷耗費兩千多萬兩白銀，卻未主動收復寸土（明軍與后金在關外已三年未戰）。朝廷不滿督師“畏縮不前”的聲音漸盛，并開始質疑其戰略。

倍感壓力的孫承宗亟需一場勝利，來回擊相關質疑。恰巧降儒劉伯鏹叛逃并帶回一個情報，“四王子見住耀州，兵不滿三百（一個牛錄）”。由此孫承宗和馬世龍決定利用定期巡查三岔河的機會，趁敵不備渡河并突襲耀州等地。

劉伯鏹的情報可信么？至少兩個月前東江鎮“戰五渣”的表現，就能把它給否了。

（六月）二十七日，毛文龍之三百兵於夜間前來，至耀州之南順兌牛錄住所之土墻下，欲越墻而過。時被村中三婦人所見，將車轅靠於墻上，由青佳努之妻執其夫之刀先行登上，另二婦亦相繼登上，一同砍殺驅趕，迫使三百兵自墻上跳下，皆逃之。
《滿文老檔》

不論東江鎮的真實戰力如何，既然敢登陸夜襲，就不可能連三婦人都不敢打（婦女還是重點劫掠的“優質物資”）。必然是發現這處牛錄人員齊備，且被婦人示警后喪失了先機，不跑很有可能被反殺。

城外一個屯村就有一個牛錄（滿編三百丁壯），耀州城怎么可能連三百兵都沒有？但這個情報并沒有傳至關寧軍，孫承宗也未獲取到這方面的情報（明廷官檔里沒有相關記錄）。

這個鍋雖然不能簡單甩給毛文龍和孫承宗，但明軍和明廷也無法推卸責任。糟糕的軍制以及職權劃分，讓明軍各鎮不僅各自為戰，而且互信、情報互通近乎于零。別說協作不用想，能不互相拆臺就不錯了。

另外廣寧大戰后，后金將重心轉向蒙古諸部以及野人女真，耀州也成為它防御明軍東進的重要據點并持續加強防御。

比如，天啟元年后金命八都里，“選精兵良馬，率二千往耀州”；天啟三年，“游擊泰珠、陶退率兵五百，前往耀州戍守之”；同年大貝勒（代善），“遣諸大臣丈量耀州之筑城地”；天啟四年又陸續增派正藍旗達柱虎（副將）、哲爾格訥（游擊）、正白旗華善（游擊）率部前往耀州戍守 ……

這也從側面反映，當時的關寧軍和明廷，均沒有針對后金建立起有效的情報偵察系統。因為沒能力主動核實，所以對偶然傳回的情報，要么是嗤之以鼻（如己巳之變前），要么是盲信（如這次攻襲耀州）。

但戰爭、戰役并不能靠兩眼一抹黑的“盲賭”，因此此役開打前，明軍和孫承宗就已輸了先機。

除了情報方面的缺失，此次戰役籌劃也非常地“想當然”。

襲取耀州的前提是渡過三岔河，而大軍想快速過河就得有船。可能是想打后金一個措手不及，孫承宗和馬世龍玩了一個“約期過河”。命前鋒軍和覺華島水師（金冠部），于23日在三岔河會師。

不說明軍各部協作的低效率，覺華至三岔河有三百多里水路，不確定因素太多（如逆流、風浪等）。約期近乎于不可能，但孫承宗、馬世龍就是覺得沒問題（茅元儀質疑過，但沒人聽）。

結果前鋒明軍到達后等了兩天不見水師，只得用七艘小漁船渡河（每船一次只能渡七八人），直到28日才送過去七百騎兵和八百槍炮手。后續到達的明軍主力（馬世龍部），更是沒過河的機會。

雖然覺華水師的失期把先鋒軍搞得狼狽不堪，也讓耀州知曉了明軍動向。但由于之前情報上的缺失，讓將領們的信心依然很足，認為攻占耀州輕而易舉。統領過河騎兵的張文舉、郝自演等將，不待主力過河就獨自去攻擊耀州（可能是想搶功）。

不僅中了埋伏而敗退，還沖散在河邊扎營、搭橋（浮橋）的魯之甲、李承先部，明軍主力也只能隔河相望干著急。至此焉有不敗之理？最終只損失四百余兵、六百多戰馬，已屬僥幸。不過此役，也不能說是徹底失敗，因為進攻分了兩路。

時之甲、承先與左輔三先鋒分道出，左輔自上流至船城，船城民殺一固山夷賊數十，全城而還。船城近沈陽二十里，奴聞變，皇遽欲遁，無暇南下。惜喻撫格之，舟師至廿八竟不至。不然，則遼陽、海州竟可復也 ……
《督師紀略·卷十二》

除了李承先、魯之甲這路襲擊耀州之外，孫承宗還安排參將左輔領一部從上游繞道攻向沈陽，攪亂后金部署以及吸引后金援兵。這一路相對順利，攻下距離沈陽二十里船城并斬固山額真（八旗高級爵位）一名。

最后被迫撤退時，左輔這路不僅沒什么損失，還帶回了五百余遼民。所以關寧軍的戰斗力也不是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差。

此役戰罷，明金雙方都折騰出了很大的動靜。

閹黨為了扳倒在天啟心中頗具分量的“督師輔臣”孫承宗，先是集火攻擊、彈劾馬世龍。后為了攀附以及加重孫承宗之罪，又開始刻意夸大廣寧軍的戰損（空餉加戰敗逃軍），比如被王在晉在《三朝遼事錄》反復刷的“五萬八千”梗。

注：孫承宗有沒有吃關寧軍的空餉，閹黨就替他證明了。孫承宗去職后，梁夢環出任巡關御史主查遼軍賬目，連四年前熊廷弼經略期間的十七萬兩“虧空”他都能翻出來，孫承宗真貪了，哪里跑得掉。

最終孫承宗去職歸鄉，但明廷似乎也被自己營造的“慘敗”給嚇著了。再也沒人叫囂東進遼東、剿滅建奴，開始嚷嚷退守榆關、先確保皇帝和朝廷安危。由此大明的遼東戰略再次逆轉，將關外防線從錦右后移至寧遠，關外數年經營算是大半白干了。

后金方面，因劉伯強的告密和聚眾叛逃，讓本就不信任外族的努爾哈赤愈發敵視漢民，開始針對遼東的漢籍士紳官吏展開清洗和屠殺，后金政權和遼東民生，都由此步入了最為黑暗的時期。